2006年1月6日，北京新华社报道了一则特别的消息：
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姚文元因病于2005年12月23日去世。
这则简短的报道在国内并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响，但在海外却引起了一阵轰动。
不少的海外媒体纷纷报道了姚文元的去世，关于姚文元的各类生前信息也铺天盖地的袭来。
据悉，姚文元出狱后曾经向中央提到过两个请求，但是其中一个直到他去世都未完成，姚文元也因此带着遗憾离世。
那么，姚文元究竟向中央提了哪两个请求？那个至死都未完成的请求又是什么？
两个请求
1996年10月，北京市秦城监狱释放了一位特殊的犯人。
作为全中国赫赫有名的“第一监狱”，秦城监狱内关押了许多极其特殊的大人物，但这一次释放的这位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人，这个人就是曾在中国搅动起一番风雨的姚文元，而他也曾是鼎鼎有名的“四人小组”成员之一。
“四人小组”的成员是在1977年的4月9日至10日被分批押送到秦城监狱的，在此之前的六个月，他们一直在中南海的地下设施内接受隔离审查。
在隔离审查时期，相比于江青的胡搅蛮缠，张春桥的死不开口，姚文元的表现就要“乖巧”的多。
根据知情人的回忆，刚被隔离审查时，姚文元的反应也很强烈，经常借着吃饭的时机往外边跑，但是每一次都被监护人员拦了回来，每到这时，姚文元就会大骂看守人员，情绪十分的激动。
不过很快，姚文元就认清了现实，逐渐安静了下来，不再像以前一样骂看守人员，而是安安静静的接受审查。
在四个人里，姚文元算是比较顺从的一个，其他的几个人，如张春桥，总是一言不发，以沉默应对一切，硬是让人没法跟他说话。
比如江青，胡搅蛮缠，不仅不听劝阻，还经常对照顾自己的护士撒气，又比如王洪文，刚被关押时经常破口大骂，后来就情绪低落，胃口不佳。
而姚文元则是相反，在适应了审查的生活后，他既没有情绪低落，也没有死不开口，每天能吃能喝，不是看书就是锻炼身体，有时还要吃一顿夜宵。
在交代自己的罪行时，姚文元的表现也是四个人里比较好的一个，尽管他在一开始时也是推卸责任，动不动就是“毛主席的指示”，但在审查人员揭穿了他的谎言之后，他还是老老实实的承认了自己有罪，并对自己犯下的一些罪状供认不讳。
或许正是姚文元的这种相对良好的认错态度，才使得他成为四个人里判刑最轻的一个，在1981年1月的判决里，江青和张春桥均被判处了死刑，后来才改判为无期徒刑，王洪文则是从一开始就被判处无期徒刑，直到去世。
相比之下，姚文元一开始就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算是相对较轻的惩罚了。
1996年10月，姚文元刑满释放。从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到1996年10月出狱，姚文元有20年的时间都在监禁中度过，入狱时，他还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中年人，等到出狱时，他已经是一个花甲之年的老人了。
出狱的那天，姚文元的亲人特意来接他出狱，在脱下囚服，换上寻常的衣服之后，姚文元拎着自己的东西，头也不回的走出了这个监禁了他将近20年的地方。
随着秦城监狱的大门缓缓打开，姚文元终于见到了外面的世界，突如其来的自由让他有些手足无措，就在这时，他的亲人迎了上来。
在亲人的陪同下，姚文元来到了北京火车站，去买回上海的火车票，看着周围来来往往的人群，姚文元有些不安，他把帽子拉的低低的，遮住自己的半张脸，生怕被人认出来。
出狱之后，姚文元生活的十分的低调，既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也不接受媒体的采访。
但在不久之后的某一天，低调的姚文元却突然向组织提出了两个请求，第一个请求是重新入党，第二个请求就是希望能够出版自己的回忆录。
对于第一个请求，组织给予了明确的拒绝，而第二个请求，组织在经过慎重的讨论后，表示了同意，但要求在写完后必须交由中央审核，同时不得在国外出版。
在得到组织的同意后，姚文元开始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回顾自己这几十年的风雨人生。
“棍子”姚文元
相比于人生的后半段，姚文元前半段的人生就比较平平无奇，唯一值得关注的就是他曾经因为父亲的缘故见过鲁迅先生。
见过鲁迅先生或许不是一件多么稀奇的事情，但是，1931年出生的姚文元却能够在鲁迅先生去世前见到他，这就比较稀奇了，更何况，那个时候姚文元才1岁，1岁就认识鲁迅先生，说出去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现实情况也确实如此，姚文元后来很为这件事情感到骄傲。而骄傲的资本就要从他的父亲姚蓬子说起。
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诗人和作家，1927年加入了共产党，参加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与鲁迅，丁玲，茅盾等大文学家都有过交情，鲁迅还曾经为姚蓬子写过一首诗，名字就叫《赠蓬子》，可见鲁迅先生对这位后辈的赏识。
姚文元曾经也很为自己的父亲自豪，他早年间向别人做自我介绍时，总是会提起自己的父亲，他常常对别人这样说道：
“我的父亲叫姚蓬子，是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员，是鲁迅的战友，他和瞿秋白，胡风等人都是好朋友，那时，他们经常到我家来做客。”
但是姚蓬子最后却没能坚守住革命的信念。
1933年的12月，姚蓬子在天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然后被押送到了南京，关押在国民党的中央反省院里，中统大特务徐恩曾很想招降姚蓬子，因此并未对他上刑审讯，而是指使一些犯人殴打，辱骂姚蓬子。
受不了折磨的姚蓬子最终选择了屈服，于1934年5月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上刊登了“脱党宣言”，之后便被释放出来。
父亲的这一段经历让姚文元始终耿耿于怀，尽管他曾在众人面前夸耀过自己的父亲，但是等父亲叛变革命的事情广为流传后，姚文元就再也没有和别人提起过自己的父亲，以示和父亲划清了界限。
这种反复无常的举动与父亲姚蓬子可以说是如出一辙，可以看出，姚蓬子的那些经历和言传身教对姚文元的成长，包括性格的养成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而姚文元后来能够扶摇直上，与他的这份反复横跳是分不开的。姚文元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是从他得到张春桥的赏识开始的。
1955年，著名的作家胡风遭到了批判，被打成了“反革命”，接着，全国就掀起了一场“反胡风”的运动，恰好那个时候，姚文元正在写一本研究胡风文学作品的书，但是书还没有写完，胡风就遭到了批判。
消息传来，姚文元在有些庆幸的同时，也有些紧张，因为胡风是他父亲的老相识，姚文元还曾在公开场合说过不少胡风的好话，现在胡风遭批，他恐怕也是在劫难逃。
在这种情况下，姚文元再一次使出了他反复横跳的本领，在批胡风的大会上，姚文元慷慨激昂的发表了一番批胡风的言论，将胡风骂的一无是处，显示出了自己与胡风有多么的“不共戴天”。
姚文元这番激情澎湃的发言引起了张春桥的注意，尽管张春桥和姚文元在此之前就认识，但他对姚文元一直没有过多的关注，直到这次批判大会上，姚文元那一番“左”的言论正好戳中了张春桥的内心，这才让他对姚文元有了更多的关注。
在张春桥的帮助下，姚文元将自己的发言发表在了《文艺月报》上，之后又多次在军报和党报上发表了批判胡风的文章，借着这股风，姚文元也是小小的火了一把。
姚文元的这次出名不仅使得他在文艺界展露头角，同时也标志着他成为了一根“棍子”，一根专门用来打人的“棍子”。
1957年，是姚文元命运的第二个转折之年。在这一年，全国上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斗争”运动。
在运动开始之前，姚文元就从张春桥口中得知运动即将开始的消息，借着这个信息差，姚文元在大多数人都没有缓过神来时，率先写了一篇名为《录以备忘》的文章，以极其激烈的态度批判了《文汇报》的“右”。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刻就引起了轰动，这一番“左”的言论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毛主席很快也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写了一篇文章，并要求将他的文章和姚文元的文章共同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能够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文章放在一起发表，这是姚文元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凭借着毛主席的赏识，姚文元一下子声名鹊起。之后半年的时间里，姚文元继续以“左”的姿态陆续发表了很多文章，用手中的笔大打四方，将那些自己曾经敬仰的前辈作家一个个的打倒在地。
尽管姚文元这个时候已经是名声在外，但是真正让他大红大紫的还是那篇流传甚广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篇文章之所以流传甚广，如此的引人注目，就在于它是十年动乱的导火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篇文章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之作。
而作为这篇文章作者的姚文元也凭借这篇“雄文”一跃成为了“四人小组”之一，江青甚至热烈的赞扬姚文元为“无产阶级的金棍子”，至此，姚文元从打一个人的“棍子”变成了打千千万万人的“棍子”，无数的人因此被打下深渊。
但是，事情总会有终结的那一天。
1976年10月6日，在经历了整整十年的混乱之后，党中央下定决心，准备一举铲除“四人小组”，这天晚上，叶剑英元帅和华国锋同志亲自坐镇怀仁堂，指挥对“四人小组”的逮捕。
在接到开会的命令后，姚文元是第三个来到怀仁堂的，他没有像王洪文那样激烈反抗，而是很平静的听完了对他实行隔离审查的决定，之后就跟随几名警卫战士出了门。
从这一天的晚上起，姚文元就失去了权力，也失去了自由，这根“棍子”终于无法再打人了。
晚年岁月
1996年10月，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的姚文元刑满出狱，姚文元的刑期是从1976年10月开始算起，到1996年10月刚好20年。
出狱后的姚文元长期隐居在上海和浙江湖州，作为一个极其敏感的特殊人物，姚文元从不抛头露面。
但不久，姚文元要出版回忆录的消息不知怎么的就传扬了出去，很快就引起了大批国内外出版社的注意，其中有三家出版社还开出500万的高价要买断回忆录的版权。
但姚文元对此并不感兴趣，他的回忆录在写完之后就交给了中央审核，但是一直没有结果。
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患糖尿病病逝，直至去世，他也没能看到自己的回忆录出版。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人物，姚文元的一生是不好评价的，历史是复杂的，政治也是复杂的。
作为曾经手握大权的高层人物，姚文元的功过是非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概括的，岁月漫漫，来日方长，一切的是非对错终将由历史来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