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底，在第三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所有与会人员选举产生了16位副总理。
而在全部16位副总理中，排名第六的却是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副总理不仅在党内具有崇高的地位，而且还是党内唯一一个见过列宁的元老级人物。
当年甚至一度有传闻说，他要取代周总理成为新的总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本该载入历史教科书的人物，却完全不为人们所熟知，甚至在死后还被移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位副总理的一生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年少投身革命，曾有幸面见列宁
1922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也就是我们口中的苏联。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的成立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而苏联的第一任领导人列宁更是成了划时代的革命先驱。
同时期我们的国家也正在经历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所以苏联的成功无疑对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党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以至于许多胸怀救国之志的党内人士，纷纷前往苏联进行学习和探索。
而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柯庆施就是其中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柯庆施不仅在莫斯科参加了几场重要会议，还有幸同苏联最高领导人列宁握了手。这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实在是莫大的殊荣，也足以印证柯庆施在当时党内的重要地位。
后来随着残酷的革命斗争不断深入，革命力量凋零不断，到最后柯庆施竟成了党内唯一一个活着见过列宁的人。
这是一种殊荣，更是一种鞭策，时时刻刻提醒他要不忘初心、坚持奋斗。
按理说这样一个贡献突出的共产党人理应被我们所铭记，可是就连柯庆施这个名字都没几个人知道，更别提了解他的生平事迹了。
这种“怪象”实在让人困惑不已，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柯庆施，看看这个当年几乎要取代周总理地位的人究竟都经历了些什么。
1902年，柯庆施出生在了安徽歙县。
那是一个社会严重动乱不安的年代，腐朽的清政府早已摇摇欲坠。
内有军阀割据混战，外有列强虎视眈眈，满是伤痕的国家急需要做出一种改变。
而根据历史结果来看，共产党毫无疑问将这一事关民族存亡的历史任务办得很出色，在这其中也涌现出了许多像列宁一样的人物。
如果说列宁是苏联社会主义的缔造者，那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就是中国社会主义的先驱，是他们唤醒了民众心中对自由和民主的渴望。
不为人们所熟知的一点是，柯庆施正是陈独秀的同乡，他早在十八岁那年便与陈独秀有了来往。
年轻且充满干劲的柯庆施很快就博得了陈独秀的好感，这也为他们将来一同投身革命奠定了基础，两人既是同志也是挚友。
1921年，柯庆施前往上海开展革命活动，从此成了陈独秀家里的常客。
当时的上海看似波澜不惊，但背地里可谓是暗流涌动，各方势力都在警惕革命思想的渗透，很快柯庆施等人的一些“高调”行为便引起了当地军阀的不满。
同年10月4日，共产党的多位骨干人物在陈独秀家里召开秘密会议，结果附近巡捕房的人闻风而至，当场就逮捕了包括陈独秀、柯庆施在内的多位党内人员。
若不是后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从中周旋，恐怕他们在牢里要吃上不少苦头。
这件事看似意外，但大概率是有人提前走漏了风声，柯庆施意识到上海已经不是个久居之地了，必须尽快撤离。
1922年1月，在共产国际的安排下，柯庆施前往莫斯科进行学习考察。也正是那一次莫斯科之旅，让他同伟大的列宁同志有了一面之缘。
也正是在这一年，柯庆施正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这让他的革命信仰更加坚定了。
作为最早一批加入共产党的骨干人物，柯庆施对共产党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为党吸纳了不少新鲜血液。
1922年夏天，柯庆施结束了在莫斯科的学习之旅，此后便回到了国内继续开展革命工作。
此后柯庆施陆续担任了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以及上海区委书记等重要职位，这足以证明党中央对他的重视，也证明他的工作能力是不容小觑的。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共产党人的处境是极为艰难的，这其中既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也有国民党反动派的步步紧逼。
但是在包括柯庆施在内所有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下，这种艰难的局面最终被我们扭转，开始朝着有利于国家和民族的方向发展开来。
执政手段引分歧，一心向着毛主席
1930年6月，柯庆施正式被任命为红8军政治部主任，而当时红8军的军长正是大名鼎鼎的彭德怀将军。
不过有一点需要提到的是，柯庆施并没有参与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也许是他后来受到错误对待的原因。
当然这一切都是后话了，单凭柯庆施当年在军中的地位，他就不太可能会犯什么严重的错误。
1936年10月，随着红军三大主力的顺利会师，万里长征也以胜利而宣告结束。
次年柯庆施便返回了延安，之后出任了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等重要职位，这一点足以看出党中央对他的信任。
但是等到1942年的时候，因为一些敏感的问题，柯庆施还是受到了严厉的对待。
不过经过长达半年多的审查后，柯庆施最终得到了平反，他也重新投入到了党的日常工作当中。
也许当时党内有部分人对他存在不好的看法，但毛主席却一直很看好他，曾多次称赞他：“守规矩，有成绩。”
不管别人如何怀疑他，但只要审查过程中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那就说明柯庆施同志在很大程度上是经受得住考验的。
也许是为了安抚柯庆施的情绪，风波过后他的职位便逐步上升，于1945年秋出任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财务副主任。
进入解放战争阶段后，他便一直担任石家庄市市长，直至新中国解放前夕。
都说“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如何治理，成了摆在所有共产党人面前的“难题”，就连毛主席都曾戏称自己是“进京赶考的书生”。
都说权力导致腐败，如果一个共产党人的意志不坚定的话，那他很可能会在之后的工作当中出现问题。
而像柯庆施这样曾被中央“点名调查”的人无疑要经受更大的考验，但是无论时代如何发展，柯庆施的个人作风问题始终无可指摘。
1954年，陈毅升任为国务院副总理，这样一来上海市市长的位置便出现了空缺。
经过中央的商议决定，柯庆施正式成为了上海市市长，并在不久后又升任为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
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柯庆施是上海当之无愧的“一把手”。
正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一上任柯庆施便做了不少大事，在大力发展重工业的同时还连带着整顿了整个干部队伍。
这些工作的出发点自然都是好的，但是他的一些相对激进的做法还是引起了不少人的不满。
当时的上海甚至一度流传出了这样一种说法，“上海市政府被柯庆施搞成了‘一言堂’，他本人更是上海独一无二的‘王’”。
此言一出，当即就在上海引发了轩然大波。但是我们前面提到了，柯庆施的个人生活作风是无可指摘的，这样一来似乎也不能对其妄加指责。
据说柯庆施有几个雷打不动的规矩，一是从不任用女秘书，二是从不收受他人任何财物，三是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应酬。
就连下属逢年过节给他送一些吃的东西都不行，有一次有位下属送了一条火腿，当即就遭到了他的严厉批评。
虽说柯庆施在一些执政理念上可能存在瑕疵，但是廉洁的生活作风还是让他一直坚守在了工作岗位上。
他身边的人从未看到过他有任何物质上的享受，他总是衣着朴素，穿着一双老式布鞋，平日里吃饭也是异常清淡。
单从这一点来说，柯庆施跟毛主席的生活作风是有几分相像的，而他也一直将毛主席视作绝对的领袖和“偶像”。
柯庆施平时就喜欢研究毛主席的各种言论，甚至会为此专门开会去进行讨论，他的床头也永远会放着一本《毛主席语录》。
死后移出八宝山，功过留待后人评
1956年4月，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报告中提出了“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思想。
柯庆施立刻组织上海市委领导班子对这一思想展开了学习，并在此后制定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上海工业的具体方针。
柯庆施这一积极而迅速的响应赢得了毛主席的好感，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会议上，柯庆施正式当选为中央委员。
这种升迁速度放在任何年代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柯庆施似乎特别了解毛主席的喜好，总是能做出一些让毛主席满意的举动。
不久柯庆施一篇名为《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文章又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赞赏，他老人家甚至亲自对文章进行了修改，然后将其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
一时间柯庆施成了炙手可热的“政界新星”，大有进驻中央领导班子的意思。
当时恰逢南宁会议召开，毛主席在会上严肃批评了周总理、陈云等人的反冒进策略，并借以柯庆施的文章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反驳。
在毛主席讲话期间，他多次用“柯老”二字来称呼柯庆施，甚至当众质问周总理：
“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
此举大有“抬柯”而“贬周”的意味，而周总理在事后也进行了自我检讨。
其实周总理本身对此是不太在意的，但是毛主席当时大有用柯庆施将周总理取而代之的意味，这一层意思还是被周总理给敏锐捕捉到了。
以至于在后来写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周总理委婉的提出是否适合继续担任总理一职的问题。
当然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在邓小平等人的坚持下，周总理依然是我们国家的总理。
可是在柯庆施看来，他虽未能真正取代周恩来的位置，但却早已赢得了毛主席的青睐。
也正是从那一天起，柯庆施事事都要揣测毛主席的心理，因为他认准了一点“紧跟毛主席便是胜利”。
在1959年中央组织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柯庆施可谓将他的这一思想贯彻到了极致。
当时会议上的话题十分敏感，起初柯庆施准备的全是纠“左”的材料。
但他通过毛主席的一系列举动准确揣测出了他的意图，在会前临时将资料换成了批“右”。
结果正如柯庆施所料，会议的主题变成了“反右倾”，他再次凭借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博得了领导的好感。
这种事情多了之后，柯庆施的思想也开始出现了倾斜，他工作的重点也由经济领域转向了政治领域。
庐山会议
如果事情继续这样发展下去，也许柯庆施真的会成为，继周总理之后的又一任国家总理，因为在1964年底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大会议上他已经当选为副总理了。
在所有十六位副总理当中，柯庆施排名第六，足可证明他在中央的地位。
遗憾的是，在当选为副总理后仅仅不到一年的时间，柯庆施便因肺癌去世了。
为了纪念柯庆施生前为党和人民立下的功绩，中央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将其安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可是在1988年，柯庆施的女儿却请求中央准许她将父亲的骨灰移出八宝山公墓。
最终中央也是同意了她的这一请求。
按照柯庆施女儿的说法，她此举是为了满足父亲生前葬在家乡的遗愿，但其中真正原因恐怕也只有当事人才能知晓了。
对于柯庆施逝世24年后被移出八宝山公墓一事，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的一生也没有“盖棺定论”这一说法。
纵观柯庆施的一生，我们固然可以用老革命家来称呼他，因为他的确为党和人民做出了不少突出的贡献。
但在一些特殊时期和一些敏感问题上，柯庆施又做得不是太好。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让他的是非功过变得难以评价起来。
“无字碑头镌字满，功过自有后人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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