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已成了秋后的蚂蚱，溃不成军。
而勇猛的解放军战士，乘胜追击，一路告捷，西南等地也相继解放。
可还是有小股国军时不时出来骚扰老百姓，为我军制造麻烦，所以解放军战士在云南等地还得继续做收尾工作。
当一支解放军部队在行进途中时，却被几个农民打扮的人拦住了去路。
被农民拦路，对于解放军部队已不是第一次了，许多老百姓看到解放军路过，总是要拦住送这送那，虽然解放军战士们一再强调，不能拿乡亲们的任何东西，但这并不能阻止老百姓们的热情。
可这一次却有些奇怪了。这几人虽有着农民的装扮，手中却还拿着枪支，看起来虽是破旧，但那依然是武器。
这里的动静，立即引起了解放军们的高度重视，难道是残余国军？
可看着又有些不像。当战士们警惕地看着这些人时，却发现他们早已是泪流满面，在哽咽声中，他们道出了自己的来历。
听完他们的叙述后，战士们不敢怠慢，立即将这里的情况上报中央，消息直达周总理。
当周总理接收到这个消息后，两眼顿时盈满了泪水：他们竟然还在！
这些人是谁？听到他们的消息，周总理又为什么会如此激动？
内忧外患，剑走偏锋
原来这几人竟是川南游击队成员，只因为没有接到周总理撤退的命令，他们已经在这里苦战了12年。
直到他们遇到这些解放军战士，才让世人了解到事情的所有始末。
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间，国民党集结百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大规模的“围剿”行动。
当时的中央领导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在兵力、装备与敌方相较悬殊的情况下，不顾毛主席、周总理等同志反对。
也不吸取以往战争胜利的经验，一味采取激进的战略方针，妄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以不足十万之众对抗敌军百万人马。
而在这样的策略下，面对实力强劲的国民党军队，红军一直处于挨打的境地。
在一次次地反“围剿”中突围再突围，红军好不容易积攒下的8万官兵，就在这场所谓的“正规”战役下，直接锐减至3万人。
红军力量大幅削弱，中央苏区也一再缩小，红军已处在了生死存亡之际，迫不得已之下的万里长征开始了。
但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左右，红军的部队战略性撤离被搞成了搬家，导致部队行进缓慢，反而为敌军创造了有利时机。
国民党军队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再次给红军造成了十分惨重的代价。
直到1935年的遵义会议召开，毛主席力挽狂澜，重新掌握了指挥权，才挽救了我们的党，挽救了我们的红军。
但已占据有利形势的国军，怎么可能会轻易放过红军。
敌军前追击，后堵截，死死咬住红军部队。而红军想要胜利突围，势必也要遭受到重创。
这支3万人的队伍在突围后，还能剩下多少人？谁也不能保证。
为了解决突围难题，为了积蓄力量，也为了保存这仅剩的根基，中央最后艰难决定，创立川南游击队。
川南游击队的建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牵制敌人。
他们必须做出主力部队的样子，吸引敌军注意，扰乱敌人的视线，保护大部队全力突围。
再就是保护好受伤的同志们。在多次战斗后，部队中受伤同志一再增加，有些伤重的同志已无法再与大部队一起撤离，而妥善安置好他们，是交给这支游击队伍的重任。
还有就是游击队要在当地尽快建立革命根据地，以此为基础，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组织好当地民众，做好部队坚强后盾。
这个决定一出，大家都知道留下来意味着什么。以区区数百人的力量，对抗敌军数万之众，结果可想而知。
毛主席率先做出榜样，命令自己保卫五连的全部战士，加入了游击队，而彭德怀总司令也从红三团中抽调出三百人，一起组成游击队。
另外彭总还忍痛将自己的得力干将徐策也交了出来。这支400人的队伍这样组建起来。
当毛主席同志宣读了决议后，会议间的气氛，一时之间有些沉闷。
大部队走后，川南游击队员们也只能孤军奋战，最后的结局不言而喻。
同志们不怕死，但被留下，这似乎是被“抛弃”的一支队伍，队员们心里多少都有些不舒服。
这时周总理站了出来，他强调：
我们是革命的部队，服从命令，是我们的天职。大家并不是被抛弃，恰恰相反，正是有了大家的存在，我们的大部队才有可能冲出重围，更多数的红军战士才有可能存活。大家要在川南坚持战斗，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开创川南新的局面。在这里分开，也只是一时的分开，最终我们还会再相见的。
最后周总理告知大家，等大部队突围脱险后，会通知大家立即撤离。
临危受命，视死如归
川南游击队员们听完周总理的话，重新燃起了斗志。
他们的目光坚毅，意志更加坚定，革命不分先后，也不分地域，为了革命最终胜利，他们将义无反顾，坚守到最后。
川南游击队至此成立。徐策任政委，戴元怀任组织部长，余泽鸿任宣传部长，全部队员总共400余人。
不久后，红军主力部队一路向东而去。而川南游击队员，以400人的力量，扛起部队主力的大旗，一路向西，与敌军周旋。
孤军奋战的川南游击队，不仅仅是被群狼环视。他们地处云贵川山脉间，地理环境复杂，气候多变。
而且这里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信息传达不通畅，后勤供给困难，手中的武器装备落后，又没有后续补给，在不断的战争中，伤病员逐渐增加，斗争形式越加艰辛。
生活环境、斗争形式的越发恶劣，已让游击队同志们身心疲惫，但雪上加霜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王逸涛是川南游击队的司令员。他原是四川人，入党后随毛主席一起进入了井冈山根据地。
可不久后因为作风问题，被党清出了井冈山。于是他便回到了四川，当起了教书先生。
这个教书先生的妻子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两人并没有沉迷于安稳的日子。在四川，他与妻子也拉起了一支游击队，在当地与敌人作斗争。
当川南游击队在成立时，党组织看中了他的领导才能，便让其领导川南游击队，继续与敌人周旋。
然而党的领导同志们，看见了王逸涛的一些领导才能，却没有看穿他的真实内在。
1935年5月的一天，王逸涛突然找借口离开了游击队，逃入县城。一无所知的同志们，以为他还在为游击队的生存操劳。
但事实上是，王逸涛的妻子安硕甫怀孕在身，不愿与游击队伍一起奔波，也受不了游击队的清苦生活，执意要住在县城之内。
并没有刻意隐瞒身份的她，很快就被敌人发现了，于是泸县专员裴钢对她实施了抓捕。
被捕后，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安硕甫没有抵挡住敌人的威逼利诱，很快就叛变了。
她接受敌人的建议，写信劝降自己的丈夫，还称当局允诺王逸涛，只要投降，高官厚禄随时都有。
随安硕甫信件一起送到王逸涛手中的，还有泸县专员裴钢的招安信。而本就意志不坚定的王逸涛，接到妻子的劝降信件，立即下定了叛逃的决心。
王逸涛背弃了自己最初的誓言，投靠了敌人。
由于其司令员的身份，游击队伍内的情况，他是完全掌握，甚至可以说很多决策都是由他做出的。
王逸涛的叛变给游击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打击。
王逸涛叛逃的同时，还将自己曾经带入游击队的队员，也一并拉走了。
起初，他还会假意为游击队提供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或是一些草鞋、粮食，以掩盖自己的叛徒的身份。
但随着王逸涛的消失，在县城内隐蔽的几十名红军被捕了，两河口区委的交通员也被捕了，交通站也被迫解散了。
事发突然，但不同寻常事件的发生，还是引起了游击队领导的警觉，从种种迹象中，他们判断出王逸涛叛变了。
然而，损失已不可避免。游击队的行军路线与隐藏点也被泄露出去。
1935年7月，一次与川军联团的战斗中，政委徐策、副政委张凤光、代参谋长陈宏等同志先后牺牲，突围而出的人数已不足一百。
遭受重创的川南游击队员们，情绪低迷下来，精神几乎崩溃，游击队一度要到了解体的地步。
这时，游击队的宣传部长余泽鸿临危受命，与刘复初一起，坚定不移扛起大任，他主动接替了徐策的政委一职，一边稳定军心，一边继续领导部队与敌人作战。
1935年10月，贵州工委康庆长同志曾多次联系余泽鸿，希望他们能去毕节加入红二、六兵团。
并且给余泽鸿指出了三条路，一是与红二、六军团一起抵抗国民党的围剿。这样的情况下，同志们的危险系数还是很大。
二是将自己的队伍打散，隐蔽保存自己的实力，对于现下来说，这样的安排，对于余泽鸿他们是最安全的；再有就是继续牵制敌人，牺牲自我，保护红二、六军团突围。
而这一选择，也是最危险的，为了掩护红二、六军团突围，他们依然是孤军奋战。
面对抉择，余泽鸿没有多虑，他坚定地继续执行周总理的命令不退缩，勇敢冲向敌人，主动出击，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余泽鸿
无计可施的敌人，却把矛头对准了余泽鸿的亲人。
因为余泽鸿，他的多名亲人们经受了百般折磨，还有几人因长期被折磨，还失去了性命。而这一切，并没有让余泽鸿有丝毫退缩，他反而更加坚定了意志。
但由于叛徒的告密，在12月15日的一次战斗中，余泽鸿同志也不幸牺牲了。
这时，游击队里也只剩下20多人，他们再次陷入了绝境。游击队伍面临的是解体的危险。
参谋长刘复初，在这时站了出来，他再一次担起了这支队伍的重任，重新收拢失散的同志们，转入深山中休整，蛰伏下来。
但他们并没有就此放弃斗争。游击队员们一边休养生息，一边时不时地与敌人周旋战斗，一边还要帮助当地民众打土豪。
别看他们的生活已经无比艰难了，可却从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他们对当地老百姓是百般爱护，也正是因为当地人民的知恩图报，他们才能时时躲避敌人的追捕。
游击队伍就此潜伏下来，消失在国民党的眼中，但国民党部队并没有放弃对我军的围剿。
面对游击队的一次次精准打击，国军被激怒了。
于是他们采取了地毯式的搜寻方式，多场战斗下来，游击队最早一批的领导干部全部遇难。
游击队也几乎被打散，而幸存下来了同志们不得不再次蛰伏下来。
历尽艰辛，鏖战12年
这支队伍一再被打散、再重组、打散再重组，历尽艰辛，彼时的队伍早已不是当初的队伍。
队伍最初组建时400人，最多时壮大至2000余人，最少时不足20人。
就是这样一支队伍，领导人一个个地牺牲，新的领导人又一个个地站了起来，他们从没有放弃斗争，一直转战于川南地区。
最后幸存下来的同志们，蛰伏混于当地百姓之中，与当地群众一起生活一起斗争。
他们从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顽强地斗争在川南地区，一直在执行着自己的命令。
1947年，一支解放军部队在行军途中，突然被几个农民拦在了路上。
这些农民手里都拿着各式枪械，警惕地打量着前方的解放军，看着他们军容整洁，军纪严谨，不似国民那样懒散，他们心中隐隐有了一丝期待。
而解放军战士，对突然出现的农民，也提起了十二分的警觉。
他们行军途中也曾碰到过当地民众拦路，但一般的老百姓都是提篮拿筐，装满了各式食物，而这一些人，手里拿着的却是武器。
说他们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吧，可这些人，看着又不像。
解放军战士走上前，细心询问他们拦路的原因。那些人并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直接问道：周总理在哪里？
这一问更是引起了大家的怀疑。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呢？
当确定了前方部队的身份后，这几个农民激动地说到自己是红军，并说出了自己的番号。
他们就是川南游击队，他们一直在这里等待命令，等待周总理下达让他们撤离的命令。
那为什么周总理的这一声撤离的命令，一直没有下达，让那些殊死斗争的同志们苦苦等了12年。
是红军大部队忘记了，还有一支小股队伍为了他们的安全撤离，还在后方与敌人殊死斗争吗？
当然不是。我们都知道，当时红军长征的环境有多么的恶劣。
突围离开川南的红军，并没有安全，他们还一直处在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之中，红军的处境并不乐观。
还有当初这支队伍被留下来，大家对于最后结局早已心照不宣，早已做好了全军覆没的准备。
其实周总理也曾派人多次寻找他们，可破败的痕迹，血染的战场，让人难以寻找到他们的踪迹。
长期遍寻不获下，大家都默认了游击队已全部牺牲。
当得知川南游击队还在时，一向沉稳的周总理，也失去了镇定。
他没有想到以为已经全军覆没的队伍竟然还在，他感念游击队的坚持，也钦佩他们的顽强意志。
周总理肯定了这支队伍的功绩，并将他们重新编入了解放军的队伍之中。
国难当头，唯有责任。
川南游击队担起了这份责任。他们策应了大部队的转移，留在当地，在没有后援，没有供给，数倍于自己的敌军围堵下，顽强地与敌斗争12年。
他们的牺牲率高达90%，几乎所有的领导全部牺牲。
后来，即使仅存的人员，再不能重新组织起队伍，但他们还是加入当地游击队伍中，没有放弃与敌斗争的决心。
川南游击队以绝对的忠诚，孤军之勇，与敌奋战12年。
他们的故事不像长征一样被所有人铭记在心，但历史不会忘记他们，人民更不会忘记这支浴血奋战12载的队伍。
他们为新中国的历史，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地悲壮赞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