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楼里的鬼子投降了，有些人心里的还没有，立场歪了，眼睛里看到的一切都是歪的。大快人心事，梁艳萍被处理了，这位头上冠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等诸多头衔的所谓“知识分子”，手上做出的，嘴里说出的却是与其身份极不相符的恶劣言论。
在新冠疫情期间，她多次站队支持好友方方，后者已是见者人人喊打，惯常污蔑造谣中国的劣迹作家，在香港爆发“修例风波”期间，多次身穿黑衣，佩戴黑口罩声援当街打砸抢烧的暴徒，在其言行被大范围揭发后，其任职的湖北大学开始了漫长的调查，终于在2020年6月20日公布了最终的处理结果。给予党籍处分，开除党籍，行政记过处分，最后是停止其教学资格，停止其课程教学。
从头到尾审视梁艳萍事件，有两个特点需要我们警惕。首先，种种突破中国人底线的去党辱国言行已令人震惊，她党员的身份更加让人错愕，用一句俗话形容就是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碗来骂娘。更让人后怕的是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她要经常接触学生，甚至是国家很多高等教育体制下的学生，在我们所不知道的时间地点，她的这些恶劣思想是否在潜移默化影响学生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以及对国家的认知。
其次，梁艳萍将这些带有极强个人主义色彩的错误言论公开发表在网络之上，没有丝毫避讳，没有任何敬畏，时间跨度之大让这一事件造成的深远影响触目惊心。在处理结果通报中，还有一点值得关注，那就是整篇通告阅读下来，没有一句字眼提到梁艳萍本人对自己的错误行为有没有认识。
在事件曝光后，相关批评的声浪此起彼伏，梁艳萍本人却好像突然学乖了一样，默不作声，一改之前颐指气使的态度，没有显露出对最终处理结果的反应。另一方面其个人的过往言论都被删除，是真心悔改还是掩耳盗铃，我们不得而知。我们需要的是以儆效尤，而不是浅尝辄止，应付公众式的惩罚，热闹的事件讨论之后，一个事实需要被提起，那就是梁艳萍本人依旧保留有退休待遇，这不得不让人深思。
有人喊冤？有人质疑？言论自由也有良知的底线，崇洋媚外改变不了中国人的身份，诋毁祖国换不来偷生的饭碗。中国有中国的底线：维护国家统一，领土完整，吃中国的饭，砸中国的锅是不行的。我们的政治正确还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就事论事，举个例子，梁艳萍用支那来称呼中国，有人为她辩护说，“支那”这个词历史上并不是蔑称啊，确实，在历史上章太炎，宋教仁这些革命者都用过支那来表达反清思想，梁启超还用“支那”做过笔名，日本古人称呼中国“支那”，也有尊敬的意思，在古代，这个词是起源于印度梵文，在那个日本派遣遣唐使的时代，日本人称中国为“汉土”“唐土”，尊崇之心溢于言表，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甚至行政区划都是模仿唐朝，而在近代明治维新，特别是甲午战争清朝战败之后，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爆涨，从敬畏中国变成了蔑视中国。
“大东亚共荣”的野心让“支那”一词开始有了侮辱色彩，到了后来的侵华战争，日本军部也一直用“支那”来称呼中国，日本战败后，在多方抗议下，这个词在公开出版物中渐渐消失。特别是抗美援朝中国的胜利，给了一向崇尚强者日本人以极大震撼，新世纪以来，日本右翼势力死灰复燃，“支那”一词重新出现在公众视野。这个词除了歧视，还有一层含义。就是当初的革命党，反清志士都在用，强调“夷夏大防”，意思就是谁是中心，谁是周边，这牵扯到国家主权的原则问题，所以一些日本右翼学者就会趁机钻空子，使用“支那”的称呼在海外达到分裂中国的目的，因为“支那”一词不包含蒙古和东北“满洲”。从这些意义上去实际分析分析梁艳萍言论的上下文，结果显而易见。曾经戴黑口罩，声援香港暴徒，，如今还使用“支那”这个词，她的立场就是反动的，流露出一种对祖国和同胞的轻蔑，厌恶之情。
从这个意义上讲，用“支那人”称呼中国，作为中国人的梁艳萍可谓是数典忘祖，在民族伤口上撒盐。在梁本人的圈子里，仍有很多人支持同情她，认为她所表达的这些本来就是知识分子应该表达的，批判体制，批判社会现实，是知识分子的一种情怀，但有时会过犹不及，显得有些病态，称之为“高墙妄想症”，或者叫“被高墙迫害妄想症”，典型的就是日本作家村上春树那句话：“假如这里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 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就是说无论高墙多么正确，高墙多么错误，知识分子总是站在鸡蛋的那一边，对体制要无限警惕，重拳出击，对个体灵魂要无限尊重，放任其肆意妄为。在村上春树的讲演中，高墙隐喻的就是体制，但这种看法不仅妄想了高墙，也误会了鸡蛋。
知识分子在这里预设了一个错误的前提，那就是个体灵魂的超越性。承认个体独一无二的价值，但个体不可能脱离群体，有国才有家，罔顾历史真相和历史事实，抛弃了作为中国人对那段艰苦卓绝抵抗侵略历史的共情，梁艳萍注定要被钉在知识分子的耻辱柱上，她不配以知识分子自居，更谈不上自己所标榜的独立思考，因为她的思想早已被谎言所蒙蔽。
在梁艳萍受到处分之后，她和她的好友方方将社会上尤其是年轻人对她们的批评声音定性为所谓的“极左”，没有丝毫的反省态度。按照国际传统政治学的划分，理想主义政治力量被当作“左”，奉行现实主义和传统价值观的政治力量被视为“右”，简单来说“左”是激进派 “右”是保守派。但是因为国情的不同，左右的划分在中国和欧美国家是相反的，在中国，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在根本上是左的，而改革开放引进的市场经济，相当于在“左”的基础上稍微偏右，这个背景下，那些更愿意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推崇市场经济和普世价值观，重视个人主义高于集体主义的人群，可以称之为右派，相对激进。而那些更提倡社会主义制度，追求平等和共同富裕，认为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人群，可以称之为“左”派，反而相对保守。但是过度地纠结于“左”和“右”没有必要，经过那么多的经验教训后，我们国家的发展道路是超越“左”“右”的，具体到个人，给某一个群体如年轻人，扣上左派或者右派的帽子，也是不合适的。
从高晓松再到方方，梁艳萍之流，公知一味吹捧外国，贬低祖国的行为受到社会大众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摒弃，翻一翻他们的言行，不出意外都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西方一切都是美好的，中国一切都是丑陋的；其次喜欢戴着一副有色眼镜，俗称双重标准放大自己国家的每一个社会热点事件的细节，过分解读，并以此当作抨击社会国家体制的工具，而同样的事情在外国就会被定性为个体例外，不足为奇。最后就是喜欢将自身道听途说的谣言警告加工来粉饰西方世界。喜欢自命清高指指点点。
那么为什么公知的言论在年轻人中越来越遭到唾弃呢，首先，新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亲身经历祖国崛起的伟大复兴历程，并且能够接触到当下最新的知识讯息和咨询，通过便捷的互联网，足不出户，对外部世界都了如指掌，公知失去了自己独家的信息渠道，再也不能够蒙蔽大众，特别是新冠疫情以来，西方社会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中国防疫成果显而易见，让广大年轻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更上一层楼，也让梁艳萍之流的真面目无所遁形，也让我们可以自信说出：“中国未来，一定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