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军阀割据的原因，大部分时候是处在大混战状态的。
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往往是动荡不安的，在这种情况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传统的社会秩序都产生了巨大的改变。
我们都知道，古代的社会经济是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小农经济，尤其是在宋以前，农业经济更是社会的主要经济来源。
而受到战乱影响，传统的小家庭和村落形式的农业耕种已经无法再继续下去了，只有用城墙包围起来的城市才能给居民带来安全感。
于是众多的农民纷纷聚集起来，用壕沟和墙壁守护自己，并在这个聚集点的周围从事农业生产。
所以这一聚集体既是农业生产的一个据点也是维持地方安全的指挥中心。在这一时期城市和农业之前的联系，前所未有的紧密起来。
一、城市居民规模迅速扩张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部分的人口都聚集在城市里，所以城市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保持人口。
魏晋城市
一旦城市被攻破，城市里的居民必然四散而逃，而城外的土地自然因无人耕种而荒废。
但反过来说，这一时期的战争就是争夺土地和人口的战争。因为在这一时期，人口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
在战争中，抢夺人口比抢夺财宝更为重要。
比如曹操征张绣时,“仁别徇旁县,虏其男女三千余人”。
再有“石生攻刘曜河内太守尹平于新安,斩之,克垒壁十余,降掠五千余户而归,自是刘石祸结,兵戈日交。”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户口与城市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为了获取劳动力，对城市的争夺就成为了必然。
虽然这种现象不是魏晋南北朝所独有的,但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得尤为突出。
正是因为城市的重要性,所以城市的管理者首先必须是城市的保护者。
一般而言,“守郡”即守城,守城有封赏,失城者重刑。弃城之举,意味着放弃城市中的大量人口,不到万不得已之时,是不能考虑的。
在这种四方争夺的情况下，城市对于人口的吸引力不但没有减弱，相反是呈增加态势的。
流民
虽然这一时期由于战乱不断，造成了社会的剧烈动荡，引发了广泛的流民现象。
但是人口流动的总趋势还是由乡村流向城市，由小城向大城集中的。
而这其中除了自然性的人口迁徙，还包括各个军阀政权的强制性驱赶和迁徙。
由于战争和掠夺，使得这一时期社会的秩序被打破。阶级分化前所未有的模糊，人们不分高低贵贱，全部混居在一起。
而城市中的居民为了生存大多同时具有市民和农民的双重身份，在城市里面居住，在城市周边务农。
二、城市农业成为重要的经济模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所以出现了城市农业这种经济模式，是和当时居民的生存方式分不开关系的。
这种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城乡结合的方式。三国时期的十八路诸侯之所以能迅速集结起大量的兵力和董卓抗衡，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和当时的人口集中在城市有关。
在战争时期，以人为中心的活动，包括农业、商业、手工业都在城市周围进行。在当时只有城市才能给予人们安全感，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保护地。
- 1、屯田的位置
当时的屯田往往开辟在城市的附近，这既是因为当时的农民也居住在城市里耕作方便，同时也是为了安全起见。
魏晋城市
在《晋书》中有关于当时屯田收获情形的记载，谷子快熟的时候，敌军就前来滋扰。
青壮在外部保护耕地，而老弱妇孺就在田里负责收获。他们收获的时候都拿着火把，一旦敌人攻过来，就放火把粮食烧了，然后逃跑。
虽然屯田在城市周围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是究其根本，还是因为乡村组织遭到破坏。
他们丧失了赖以生存的土地和居住地，被迫成为流民，而大批的流民所造成的的危害是巨大的。
所以统治者们用军事化的管理手段，将他们束缚在城市周围，屯田的大量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 2、城市居民的构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城市大多是分内城和外城两层的，内城多是城市的重要人物，以及原住民居住。
外城则居住的大多是外来户。他们由于战乱的原因流离失所，来到这里希望得到城市的保护。而这种现象在南朝依然存在。
《魏虏传》有记载:“王奂之诛,子肃弃房,宏以为镇南将军、南豫州刺史。遣肃与刘昶号十万众,围义阳。司州刺史萧诞拒战,虏筑围暫栅三重,烧居民净尽,并力攻城,城中负楯而立。”
北魏人
从中不难看出义阳城的情况:即城内外各有居民,“虏筑围栅三重,烧居民净尽”,所指为城外的部分居民。
而与萧诞等“负势而立”者,其中才包括城内的居民。
这同时也表明了当时的城市结构是城乡结合的，内城的是真正的市民，他们的权力和安全更受重视。
外城是农民和流民，他们的权力则不被重视，必要时还可以当做弃子。
虽然听起来残忍但这种城乡结合的生存方式在当时是行之有效的,它保证了社会生产和生产的有序进行。
也正是由于此,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尤其是北方,基本上一直都在实行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以此来维系和保障城市人口的粮食供应。
战时则一边守城,一边“樵采”,“勒兵收熟麦,约食畜谷”。和时则散布田畴,烽火起则避入城中。城与郊遂是连在一体的。
- 3、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城市为中心的城乡一体化模式,到隋、唐时期依然存在。
古代割麦子
由此可知,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模式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城乡一体化的趋势。
同时在这个基础上城市农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为魏晋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帮助。
城市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动力。城市成为社会的中心是一个极其自然的过程。城市总是有效地引导、促进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城乡关系理论上似乎是相互对立的,但是自然经济永远不能满足交换的需要。
独立生产的规模毕竟是有限的,这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事实。而且,就地主而言,当其财富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城市便近在咫尺了。
三、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模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模式可以概括为城乡一体化,大部分人口以城市为中心。
但这种一体化并不是死板的以城墙为界限的，而是就这些农民的管理模式而言，这无疑是等同于城市的。
当然在城市的直接管辖之下，不能排除少量的官僚并未始终保持城市居民的身份。
古代城墙
不过从总体上看,城市与官僚是有着相当深厚的联系的。他们本身居住在城市里,并且因此领导着城市。
然后,由于他们是城市的主宰,所以他们同时也是乡村的主宰。
官僚机构和官僚队伍的无比庞大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特点,这个特点决定了他们与广大的乡村地区有种牢不可破的地租关系。
他们与帝王一起是最广大的地产的所有者。但同时他们也只是以这些田产的主人身份出现，他们只是地租的占有者,而不是作物的生产者。生产者是他们雇佣的众多部曲、僮役之属。
这种现象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始末。以城市为中心的人口,在某种程度上只能构成全社会生产者的一部分。
还有为数不少的户口数量是隐形于户籍的,他们自然构成了全社会生产者的另一部分。
虽然土地的大部分产出仍然被把握在地主手里,但是城市生活中的消费者却仍是为数众多的城市居民。
不过这种情况的重要意义在于,这种城乡一体化的社会模式首先使得相关人口自身的生计因此而有了保障。
魏晋城市
从而引起社会的总人口稳步提升,因此这种生产方式无疑为当时以城市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作出了贡献。
结语：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城市既象征着权力，也象征着财富。
权力与财富的结合则象征着更大的财富。而财富是与耕作于田野的劳动人民联系在一起的。
所以作为政治、经济中心之所在的城市，它的凝聚力是无与伦比的。而在社会动荡、战事频发的多事之秋，这种凝聚力无疑会更加强劲。
魏晋南北朝时期遍布于全国各地的城市,与其周围的乡村一起,组成了众多的经济圈。城市农业的特色非常突出,城市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参考文献：
《十六国春秋辑补》
《资治通鉴》
《三国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