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提起潘汉年，直言：“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而在早前1956年的会议上，毛主席曾亲口说过：“潘汉年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
这个曾经为革命游走在白区的中共系统间谍领导人，本应该功成身退，为何在安享晚年之时，被毛主席这样批判？
要知道，在革命成功之后，潘汉年从49年到55年都算得上身居要职，作为老革命的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但担任了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社会部部长，之后更是成为了上海常务副市长。
这样一个本应该拥有光明前途的革命者，潘汉年究竟做了什么？毛主席又为何说他可杀？拥有高度政治觉悟和革命热情的他，又为何被打上“内奸”的烙印？
一、锒铛入狱，皆因“坦白”
1955年4月3日，身为上海市副市长的潘汉年被秘密逮捕，而且在此之前，他刚刚参加了全国代表会议。眼看着前程似锦的老革命怎么一下子就陷入了牢狱之灾？这就不得不说说潘汉年的“坦白”了。
潘汉年
55年三月下旬的时候，毛主席曾经号召：“号召所有同高、饶反党联盟有过某种联系或有所牵连的干部，都应当主动向中央口头报告或写书面材料讲清楚。”
毛主席号召中的饶反党联盟正是潘汉年曾经的顶头上司饶漱石，47年曾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3年调任中央组织部长。
饶漱石是一个老革命，履历也十分惊艳，35年就成为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正是因为有如此光鲜的履历，所以在革命成功之后，才反对党的革命章程。
51年初，上海就爆发了“三反”“五反”的革命运动，其他各级领导人都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只有饶漱石认为不应该破坏旧秩序，而是应该小规模，小范围内的运动，最好保持现状。
在取得革命成果之后，就想坐享革命成果，在建立新秩序方面有畏难情绪，甚至不能贯彻落实“打退资本主义”的口号，毛主席派遣粟裕将军看望饶漱石，但当时饶漱石身体欠佳，中央本着人文关怀将饶漱石接回北京休养，却被饶漱石怀疑别有用心，甚至怀疑这是毛主席的调虎离山之计。
正是在反复猜测和怀疑中央意图的情况下，饶漱石坐立不安，虽然步步高升，但是敏感的饶漱石还是难以安心。
在胡思乱想之后，最终决定配合高岗搞反党分裂活动，也就是在党内煽动一些高级干部表达对于中央的不满情绪。饶漱石虽然未主要参与这件事情，但依旧受到了处罚，54年在会议上受到批判，随后被开除党籍。
作为他曾经下属的潘汉年，虽然在建国后一直配合着市长陈毅的行动，但在反思自己的过程中，却一直有件事耿耿于怀。
那是在1943年，潘汉年还是周旋于敌伪之间的间谍，为了更好得获得情报，潘汉年不得不打入敌人内部，在敌人内部混得风生水起，出色的情报工作能力，让他备受中央的信任。
那一年秋天，为了调查日伪军的部署情报，潘汉年不得不前往上海，当时的上海还是各方势力交错的鱼龙混杂之地，潘汉年游走其中小心翼翼，可纵使他百般小心，还是不慎着道，陷入了汪精卫设下的圈套。
右汪精卫
当时，身在上海的潘汉年苦于没有关系网找到确切的情报，而他为了完成上级交代的任务，前去接触胡均鹤，了解到汪伪头子李士群想要为自己留一条后路，在此后他就想和李士群见面，顺便策反李士群。
有了这样的想法后，潘汉年就急忙联系胡均鹤，想要让他当作中间人，联系李士群。趁这个机会一举拿下这个两面派，但是胡均鹤却表明李士群并不在上海，而是在苏州。
为了达成合作，潘汉年迫不得已追到了苏州，可是前往苏州的潘汉年再一次落了空，李士群已经先于他们离开了苏州，这样繁忙的行程和地点更换，并没有引起潘汉年的警觉，而是跟着胡均鹤再次前去南京寻找李士群。
就这样，潘汉年不停地辗转，脱离了与其他地下同志的联系，在到了南京之后，就被逼着去见了汪精卫。
明知道这是个鸿门宴，潘汉年却不得不去，毕竟已经在汪精卫的掌握之中，就这样，潘汉年与汪精卫秘密会面。
会面之后的潘汉年没有透露有用的信息，只是想着劝降汪精卫，却不想反被汪精卫利用，在当时的报纸上大肆宣扬会面一事。为了息事宁人，也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叛变，潘汉年否认自己和汪精卫会面，延安方面也相信潘汉年的忠诚，但这件旧事却埋下了祸根。
经过毛主席在大会上敲打所有的同志之后，潘汉年忐忑再三，终于还是决定向党组织汇报，连夜写好了报告交给市长陈赓。
由于事情重大，陈赓一人不能做主，立刻赶赴中南海，向毛主席说明事情原委，并上交了材料，毛主席当即就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并于当天下午秘密批捕潘汉年。
右一陈赓
锒铛入狱的潘汉年并没有被就此定罪，而是特地成立了专案小组来审查他，在消息公布之前，大多数人都认为他只是再一次出外执行任务。
周总理命令李克农成立小组对潘汉年专门审查，这个审查直到四月底才正式作出了报告，原本一个看似简单的坦白为何会使潘汉年锒铛入狱？而已经认罪的潘汉年为何要调查这么久？
最重要的是，一向宽容的毛主席，为何会在几次重要场合提起潘汉年都是可杀？
二、促成国共合作，两面派角色
潘汉年的悲剧其实并不仅仅来自于坦白，而是因为自身问题被中央怀疑。
当时潘汉年与汪精卫根本就没有谈什么，也没有合作，仅仅是会面，如果因此就逮捕功勋卓著的上海市副市长，这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没有泄露重要信息的潘汉年，却被定为“内奸”，但若并不是因为这些表面上的原因而被认定为内奸，就一点也不为过了。
1962年，毛主席在大会上提起潘汉年仍然认为可杀，而且杨尚昆认为在毛主席已经认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时候，潘汉年就已经投靠国民党。
而在《潘汉年传》上明确记载着：“1963年1 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潘汉年的《刑事判决书》中所列的三项“罪名”,第一项就是认定潘汉年“在1936年的国共谈判中投降了国民党”。
这些信息已经足够告诉我们，潘汉年的突然被捕并不是因为自己会见汪精卫之事。
右一李克农
至少会见汪精卫在当时的党中央看来是没有问题的，在李克农小组的调查回复中，就有关于这件事的辩驳，专案小组认为潘汉年的各项行动都是经过党中央首肯，而且启用原本的汉奸和间谍也向党中央做过正式的汇报。
最关键的一点是，潘汉年并没有向汉奸传递任何有价值的消息，这在后来的战争中可见一斑，至少打仗期间，日伪军是没有识破我们的意图的。由此断定，潘汉年在与汪精卫见面过程中实属无辜。
在55年四月就收到报告的毛主席，为何会在此之后依然口口声声说潘汉年是叛徒呢？
这就要回到更早的时候了，潘汉年25年就参加了共产党，一直从事着文职工作，曾担任过报业主编和干事会书书记，活跃在各个文化团体之间。
31年，潘汉年被任命为”特科“领导人，负责情报工作，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成为情报人员其实是最难的，因为他们生活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必须要用多个化名保护自己，要是一不小心暴露，就会有生命危险。由于工作能力强大，潘汉年不仅有着地下身份，甚至还有地上的公开身份，作为上层统战工作人员，他没少为党的事业出力。
作为一个特工，他在上海游刃有余，谈笑风生之间就能够传递情报，并且在得知同志被捕之后还能第一时间实施救援工作，作为一个完美的“特科”，他的本职工作完成的十分出色。
有能力，有潜力的他，很快又被派遣了更重要的任务，策划“福州事变”不断拉拢蒋介石身边的军队，积极联络其他爱国人士，不断宣传中国的革命信念。
对于特工潘汉年取得的斐然成绩，党中央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让他出使莫斯科，作为一个和莫斯科有着深刻联系的红色革命家，潘汉年始终活跃在革命前线。
左一张学良
为了共同抗日，潘汉年策划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可是蒋介石的狂妄自大使得谈判破裂。直到36年，潘汉年再次奉命回国洽谈国共合作，就是在这次谈判过程中，潘汉年被认为失节，那么在这次谈判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1936年4月，潘汉年带着密码本告别莫斯科回到中国，但是这段路程却并不简单，四月份启程的潘汉年直到八月份才与上司王明取得联系，为什么别人一个月就能到达的路程，潘汉年却用了整整四个月呢？
因为潘汉年为了安全，先去了巴黎，然后经过香港、上海，最后才到达陕北根据地，作为一个身负重要任务的党员，为何会弃党的利益不顾，而选择这么复杂的路程呢？
潘汉年一直强调这是为了安全，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其实真相并不如潘汉年所说，而是另有所图，他除了负责将新的密码本带到根据地，还需要与国民政府联络谈判问题。
到达香港之后，潘汉年并没有急忙前往陕北，而是在港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这一行为在很多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对于党中央来说，当务之急是拿到密码本，若是密码本被敌军所获，那么损失必然是极为惨重的。
作为老党员的潘汉年却执意停留在香港，其实在众多秘密的掩盖下，潘汉年不为人知的任务应该是护送莫德惠前往莫斯科。
莫德惠是民国时期的副总统，与张学良交好，早前周总理和张学良达成过协议，允许张学良派人去莫斯科，张学良的人由欧洲去，作为交换条件，张学良负责护送中共代表邓发，由甘肃前往苏联。
右莫德惠
张学良明面上派遣李杜前往莫斯科，暗地里却是由莫德惠作为代表前往莫斯科，为了帮助莫德惠前往苏联，潘汉年才会停留将近三个月。
潘汉年协助莫德惠的事情，并没有任何书面报告，也没有出现在《潘汉年传》中，只是就当时情况而言的合理猜测。
其一中共中央负责人冯雪峰对于李杜的关系转接，丝毫没有记忆，如果是通过正式的中央文件转接李杜，那么当时应该可以找出蛛丝马迹。
但是在冯雪峰回忆时却说：“李杜的关系怎样交到我手里，我总追忆不起来。”可见冯雪峰和李杜必然是通过一个交友广泛，活跃在两党之间的人物介绍，或者是转而介绍，潘汉年便是这些人物的其中之一。
其二张学良和潘汉年曾经密谈过，并且在见到潘汉年之后，几乎做到无话不谈，究竟是怎么样的关系才能让本是对立的两派人士，几乎成为忘年交呢？
在《党的文献》中曾经记录，“潘汉年第一次停留西安的后期，张学良几乎每晚都与潘见面，无话不谈。在谈到红军北上问题时，前线的军事情报，张都送给潘看。”
可见两人之间关系之密切，甚至可以说，张学良对于这样一个共党分子是毫不设防的，对于位高权重的人来说，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信任，张学良如此信任潘汉年可见他们交往甚密。
其三张学良明面上的代表李杜并没有机会进入莫斯科，而原本急切逼迫我党护送人员的张学良，反而很高兴，并且将原本需要护送的邓发，送往莫斯科。
左邓发
原本应该气急败坏的张学良出乎意料的好脾气，大概率是因为他的目的已经达成，他的代表莫德惠已经到达莫斯科。
其四、其实早在莫斯科，潘汉年就已经和当时张学良联共抗日的代表人胡愈之相见。
这在胡愈之的回忆中有过明确记载，“我估计在莫斯科没有一个熟人，但到了火车站，唯一接待我的是潘汉年同志。”
而就在胡愈之到达莫斯科之后，潘汉年的上司王明就已经迫不及待地给共产国际的负责人报告了此事，强烈建议双方磋商国共合作事宜，潘汉年和胡愈是一同启程前往香港的，从这件事上，就可以合理怀疑，潘汉年参与了护送莫德惠前往苏联。胡愈之和潘汉年在香港的停留就是为了更好地接洽此事。
其五、潘汉年曾经给王明密信报告过此事，并且在密信上注明已经达成协议。不仅如此，而且密信上还特地注明了冯雪峰同志的信息，一封给王明看的密信为什么要注明一个老革命冯雪峰的信息呢？
对于共产党内部十分了解的王明需要冯雪峰的身份信息吗？只要不是党内人员，对冯雪峰相当不熟悉的人才需要冯雪峰的信息，可见这封给王明的密信，读信人却不是王明。这必定是张学良想要达成合作的另一方，也就是苏联方面的人。
至此，事件已经明了，潘汉年瞒着党中央将莫德惠送往了苏联，虽然没有当时潘汉年如何操作的资料，但是多个巧合都已经说明，这是一次瞒着党中央的秘密行动，而身为党员的潘汉年却丝毫没有报告，缺少必要的革命警觉性。
三、主席震怒，王明遁走
莫德惠作为张学良的代表到达苏联之时，党中央毫不知情，直到当年的8月份，党中央才得知莫德惠早已到达苏联，而自己这边却毫无消息，甚至连这个人怎么前往苏联的都一无所觉，党中央在这段三方关系中自然而然的陷入被动。
左胡愈之
随着时间飞驰而过，这件事情已经逐渐被当事人所淡忘，潘汉年由于出色的情报工作也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
但是在建国后，纸依旧包不住火，只要有心人稍微留意就能知道当年事情的始末，而毛主席在知道之后，并没有将这件事情声张，只是在党内会议上讲话号召党内干部有错就认，潘汉年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但却不敢承认当年的事情，只好拿会见汪精卫的事情搪塞，所以毛主席才会在材料上批注：“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这个“从此”大概率是因为毛主席觉得受到了欺骗，而当时抓捕潘汉年之后，确实没有相关证据可以证明潘汉年有泄露党的秘密给汪精卫。
那么就此而言，毛主席的震怒就显得不合常理，仅仅因为潘汉年会见汪精卫就十分震怒，这并不是一个大国领导人的气量。
毛主席的不能信用这个说法也就不成立，合理猜测就是潘汉年和张学良的密谋已经被高瞻远瞩的毛主席知道。所以才会在潘汉年不坦白的情况下，震怒不已，并开始丝毫不信任潘汉年。
纵观潘汉年的一生，被完全记录在案的过失只有两次。一次是从莫斯科带密码本回延安，途中耽误四个月，令延安方面心急如焚。还有一次便是私下会见汪精卫。
除此之外，潘汉年都是我党忠诚且有能力的革命家，第一次的失误只是有时间上的影响，带回密码本的任务，恢复和我党和国际通信，潘汉年完成的很出色。
第二次，私下会见汪精卫，在当时几乎所有的调查人员都是倾向于潘汉年没有泄露任何消息。
虽然没有关于潘汉年是不是被迫这一说的记载，但是当时作为调查组领导的李克农同志都是为他求情的，而且潘汉年的过错还是自己主动坦白。至少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潘汉年是不可能落得“可杀”的下场。
那么毛主席的震怒其实恰恰来自潘汉年的不坦白，原本毛主席就已经给了他坦白的机会，可是他选择闭口不言，正是这样的沉默摧毁了潘汉年。
毛主席剧照
而在潘汉年入狱之后，当年潘汉年的上司王明，也以治病为由远走苏联，从此再未回国。
在潘汉年入狱之前，王明依旧是老革命家，到潘汉年入狱之后，王明就再也没有参加会议。
反而在毛主席诘问他的时候，避走他国，可见在这段往事中，王明和潘汉年始终是心虚的，不敢正面面对毛主席和党。
四、尘埃落定，潘汉年平反
潘汉年秘密被捕之后，在多次会议上都是毛主席树立的典型，指明他是“内奸”。在潘汉年被关押七年之后，法院正式宣判15年有期徒刑，在判处之后，潘汉年夫妇被假释出狱。但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潘汉年被流放长沙，最后死在了长沙。
1982年，潘汉年平反，夫妇两人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公墓。
曾经重新督办潘汉年案的谢老说：“潘汉年案是很复杂的，涉及中央许多重大机密，直接领导潘汉年的是周总理和康生，许多事情毛主席也是知道的，对潘汉年的处理，是党中央定的。”
最后的平反，是党中央的仁慈。撤销了对于潘汉年的所有指控，并且评价潘汉年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有很大的功劳。
潘汉年的这一定性，说明他是革命好同志。也是对潘汉年作出突出贡献的肯定，同时也是对潘汉年过往的原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