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9月，刚满18岁的毛泽东踌躇满志地来到湖南长沙求学。对于这个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又初步接触了新思潮的年轻人来说，繁华的省会长沙就像一片广袤无垠的草原，可供真正的千里马随心所欲纵横驰骋。然而，他的求学之路却并没有意料之中那般一帆风顺。
同年10月，武汉革命军扛起了反清的大旗，武昌起义的枪声宣告着辛亥革命的爆发，很快，全国各地的义军也纷纷响应。
一天，学校来了一位热情洋溢的革命党人做演讲，他站在高台上，对着台下的万千学子振臂高呼：辛亥年是神圣的一年！这是一个新的纪元！
和其他的年轻人一样，刚刚踏入校门的毛泽东听得热血沸腾，当即决定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弃笔从戎，参军入伍。仅仅五天后，他就真的加入了湖南新军。
冬去春来，很快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合议。南京政府解散，袁世凯独揽大权，对峙双方形成了理论上的和解，大批革命党人遭到抓捕、杀害。
涉世不深的毛泽东认为大革命结束了，便退伍回到学校继续求学。满打满算下来，前后只当了半年的兵，但这段经历对他来说，无疑是意义非凡的：不仅使他学习到基本的军队作战理论，养成了终身尚武锻炼的好习惯，更在这位年轻的革命家心中埋下了一条深刻的认知：武装军队是政权稳定的关键因素。
毛泽东
在当时，社会上的教育风气相当混乱。随着战争气息日益浓厚以及新思潮的涌入，传统旧学受到越来越多的非议，科举制度早在1905年即遭废除.
因此大部分人都坚信，只读四书五经的人不会再有什么大前途，一所所新式学校开始悄然出现。
但是从这些学校出来的毕业生，整个社会对他们的定位还是相当模糊，找不到安置他们的最佳方案。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纵然是伟人，也难免对自己的前途方向感到迷茫，更多是跟着报纸上的招生广告随波逐流碰运气。
毛泽东先是在一所警政学校报了名，就在入学考试之前，突然看到一所肥皂制造专科学校的广告，临时改变了主意。
这所学校不仅不收学费、包吃包住，甚至还会发给补贴，这些条件本身就足够吸引人了，后面又说制造肥皂是真正的“实业救国”，可以造福社会、利国利民。
20世纪初，“实业救国论”在中国尤其是上层人物中风行一时，这也与立志救国的青年毛泽东不谋而合。
毛泽东动心了，决心做一名肥皂制造专家，并在这里缴了1元钱的报名费。虽则肥皂专家的夙愿后来一直没有实现，但毛泽东对化学及轻工业的兴趣却未尝消减，晚年视察国家工业部门的时候，还能熟练地写出硫酸的分子式。
制作肥皂
经朋友介绍，毛泽东很快注意到另一则法政学堂的广告。上面许诺，学期三年内授完所有法律课程，且毕业后立马就能当官，包分配。
对未来充满向往的毛泽东兴致勃勃，专门往家里写信要学费，信上还描述了一番当法官的光明前景。但显然，这个想法绝不会得到那位老顽固父亲的首肯。
后来，他又来到一所高级商业学校学习，但仅仅学了一个月就退学了，原因是里面大部分课程都是用英语教授的。
虽然在私塾和东山高小读书期间，他都接触过英文课，但这种全语境的课堂，对于毛泽东来说还是如听天书。
一番折腾下来，他做出了自学的决定。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他每天都会到长沙省立第一中学的图书馆，起早贪黑地阅读严复翻译的各类西方著作，以及世界各国的历史地理。
这个时期的毛泽东感到充实而幸福，也是他知识和见识突飞猛进的一段日子。在这里，他不仅第一次见到了世界地图的模样，还吸收了西方自由主义的代表思想，从达尔文、穆勒，到卢梭、斯宾塞，未来的巨子正如饥似渴地默默汲取着养分。
然而好景不长，很快父亲得知了他的近况，宣布不再支持他这种漫无目的的学习方式，要求他认真考虑自己的前途。
终于，毛泽东确定了教书育人的志向，并于1913年春考入长沙省立第一师范，开始了正儿八经的深造之旅。
1918 年3月，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合影。四排右二为毛泽东
至1918年春毕业，他在第一师范一共度过了5年的时光。在这5年里，他不但广泛系统地学习了古今中外的主流思想，还结识了一批日后的革命同志。
更重要的是，从一个充满书生气的中学生，到一名真正的职业革命家，毛泽东在这5年里完成了华丽的蜕变。从这个层面上说，这5年对于毛泽东一生的重要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长沙省立第一师范，是今天湖南第一师范学院的前身，但在当时，它还只是一所公认的中等教育机构。所以严格意义上讲，毛泽东从未上过大学。
但是，第一师范从办学标准到师资力量，放眼整个湖南都是一等一的水平，故而就其所学而论，和进入一所省立大学并没有太大区别。在这里，毛泽东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两位恩师——袁吉六和杨昌济。
袁吉六，祖籍湘西，文史巨擘，清末拔贡生（相当于公务员保送生），因病无法进京会试，后留乡开设学馆授徒。因其腮胡茂盛，人送外号“袁大胡子”。
1913年，毛泽东考入第一师范的同一年，袁吉六也来此任教，在第八班教授国文。
袁大胡子对毛泽东这个学生非常器重，时常找他谈话，赞其文采斐然，“有孔融之笔”。
时不时还会给他开个小灶，单独讲解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谈古论今，津津乐道。对于自己的藏书，袁大胡子珍惜备至，从不轻易借人，唯独毛泽东来借阅，他却总是十分乐意。
有一段时间，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时政文章特别流行，学生们写作文的时候，纷纷模仿他们的文风，其中就有毛泽东。上课时袁大胡子批评大家，“写作文要务本，不能盲目跟风，学个四不像。康梁大家的风格不是一般人能够驾驭的，生搬硬套实不足取。只要平时多读多写、多想多问，自然熟能生巧、下笔有神。”
袁吉六
课下，袁大胡子专门找来毛泽东谈话，调侃他模仿的梁启超半通不通，看上去像新闻记者写出来的，要改变文风，多钻研韩愈的文章，争取把古文体搞透彻。
毛泽东听了，非常受教。多年后回忆此事，他笑着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说：“多亏了袁大胡子，今天必要的时候我还能写得出一篇过得去的文言文。”
1915年上学期，教育局开始增收各种名目的学杂费，引得学生们非常不满，后来竟发展成驱逐校长张干的罢课运动，“领袖”之一的毛泽东还署名起草了一份反对张干的传单到处印发。
风波平息后，张干秋后算账，要开除毛泽东。袁大胡子极力反对，告诉大家：“挽天下危亡者，必期斯人也。”张校长也只得作罢，不再追究。从此，毛泽东对袁大胡子愈发感激和敬重。
袁大胡子在教学之余，也热衷于著书立说，著有《文字源流》《书法必览》等，甚至64岁临终之前，还在忙着筹备《说文初义草》的撰写工作。
半个世纪之后，毛主席在中南海宴请章士钊和郭沫若，席间谈及袁老，用一副对联总结他的一生：“此老通古今文史，斯人教天下英才。”用这两句话纪念袁大胡子，真是再恰当不过了。
如果说袁吉六是毛泽东古文学的导师，那么杨昌济则是将他带入新思想殿堂的指路人。杨昌济是长沙本地人，岳麓书院求学期间非常崇拜谭嗣同，为了就近求教，特地加入维新组织“南学会”。
然而戊戌变法失败后，杨昌济深感科举功名无用，心灰意冷绝意仕途，以开设学堂度日。
恰在这个时候，好友杨毓麟从日本寄来书信，邀他到日本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很快，杨昌济远涉重洋，先后在日本、英国、德国、瑞士留学考察近十年。
杨昌济
1913年一回到长沙，这位学贯中西正儿八经的“海归”就受到湖南督军谭延闿的高度重视，想让他出任省教育司司长。没想到他婉言推辞，到第一师范当了一名普通的教员，教授伦理学、心理学和教育学课程。
有人问他为何如此，他回答道：“从政治上求变，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从教育上求变，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改革成效快，却容易半途而废；革命成效慢，但是能够持久。我选择从教育开始。”为了表明心志，他特地写了一副对联挂在教室里：
“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
杨昌济只教高年级，所以直到1915年，毛泽东才成为他的学生。远洋留学的经历，使这位导师站上了中国接受西方新思潮的风口。在探索宇宙、社会、人生等哲学问题上，毛泽东从他那里获益匪浅。
受到杨昌济的影响，毛泽东养成了杂取百家、融贯中西的读书习惯，广泛涉猎政治、经济、历史、哲学、科技、宗教等十几个领域，这一点从今天保存在中南海故居的十万册藏书中，仍可窥见一斑。
杨昌济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上具有重要地位，在教育学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第一师范，他借鉴英德等西欧国家先进的教育理论，创造性地提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培养模式。这一模式到一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在沿用。
1915年，距离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还有4年的时间，但中国知识界的酝酿工作却早已铺陈开来。
进步的知识分子大致分为两派：激进派以谭嗣同、陈独秀为代表，认为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救中国，主张“全盘西化”。
青年毛泽东
只要能够免遭亡国厄运，哪怕抛弃传统国粹也在所不惜，誓将过去的愚昧野蛮一扫而光，成立一个全新的西方式国家；保守派则更强调，如何使西方的某些东西适用于中国。
在这个问题上，杨昌济表现出难得的冷静和理智，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他一方面鼓励所有的学生看《新青年》，另一方面也不放弃研究十二世纪的程朱理学；一方面倡导学习西方的思想制度，另一方面又告诫学生不要忘记中华民族的精神遗产。
还没进入第一师范之前，杨昌济在《公言》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劝学篇》，明确体现了他的教学精神。
里面有一段话大意是这样的：每个人有他的个性，每个国家也有它的民族精神。一个国家的文明，无法拆卸下来再原样移植到另一个国家身上，国家和人一样，都是有机的个体，拆卸下来就死了。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他曾这样教导毛泽东：
“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
毛泽东对这位平易近人、诲人不倦的导师十分尊敬，课余常与好友一道去杨家请教、谈心。杨昌济对这位好学上进的小伙子也有极佳的印象，评价他虽然出身偏远农村，却资质奇佳，实在难得。
1915年1月，猖狂的日本人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绝人性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开，很快在第一师范引起轩然大波。
杨昌济愤慨之余，在反日反袁的校刊《明耻篇》扉页上写下寄语：“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这种崇高炽烈的爱国主义，点燃了青年毛泽东的内心，将对老师的崇拜全都转化为救国雪耻的动力。
袁世凯
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不光在于知识思想的传播，在伦理道德方面也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不止一次尖锐抨击封建社会的种种陋习：铺张浪费、好逸恶劳、打牌赌博等，这些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以至后来新民学会成立伊始，毛泽东就公开申明了“不虚伪”“不懒惰”“不赌博”“不浪费”的纪律。
1917年，受到杨昌济的鼓励，毛泽东小试牛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论述——《体育之研究》，介绍了一套自己设计以增强体质的锻炼方法。
得益于先前短暂的军旅生涯，毛泽东不论到了哪儿，从未放松过体育锻炼。有时他会约上朋友，有意识地通过远足、冬泳，或者风吹日晒的方式，提升自身的免疫力。
对于历史上英年早逝的王勃、贾谊、卢照邻等人，毛泽东倍感惋惜。今又目睹国人体魄虚弱，意志衰败，遂撰文勉励国人：只有野蛮的体魄，才能掌控文明的精神！
他认为，想要恢复强盛的国力，最直接、最根本的法子只有重振尚武精神、增强国民体质。可以看出，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把救国兴亡的责任扛在了肩上。
后来新中国成立，毛泽东也不忘发出号召“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足见其对人民身体素质的重视程度。
很快，毛泽东迎来了他在第一师范最风光的日子。1917年11月18日，北洋军阀傅良佐在护法战争中败北，一支三千号人的残军眼瞅着往长沙城浩荡而来。
此时的长沙已经找不到一个守军，为了全校师生的安全，校长决定带领大家转移到城东的阿弥岭躲避战祸。然而，谁都没有想到，毛泽东却站起来给出一个大胆的提议：主动出击！
同学和老师们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毛泽东沉着地向大家解释道：离校不如护校，溃军一旦进城，老百姓必然遭殃，省会长沙也将变成人间炼狱。如此一来，咱们又能在深山老林藏多久呢？
傅良佐剧照
校长老师们愣了半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看着毛泽东说得头头是道，信心满满的样子，恰好不久前学校刚组织起一支学生志愿军，最后他们竟破天荒地同意了。就这样，毛泽东多年前在部队中积累的军事才能第一次有了用武之地。
他把同学们召集起来，采取农村的土办法，把竹枝削尖，插在校园墙头，来反制意图翻墙的士兵；
又在地方警察的配合下，率领一百多名师生与敌对峙，利用地形优势巧妙斡旋。最终竟真的迫使三千敌军举手投降，全校师生还有长沙城则安然无恙。
这件事让毛泽东一下子成为第一师范的风云人物，校长专门题字“冒险进取，警备非常”，对他的军事才能给予高度赞扬。
后来毛泽东忆起此事，不无得意地笑道，自己的军事指挥生涯就是从这里正式开始的。
1918年，受蔡元培之邀，杨昌济到北京大学讲学，同时推荐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工作。在那里，毛泽东和杨开慧收获了一段感人的婚恋关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西方思想的认知也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几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世界观。
在图书馆一本伦理学书籍上，毛泽东用充满智慧的笔触地写下了这样一段批注：“故吾国之三纲在所必去，而与宗教、资本家、君主国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
这里的“三纲”，出自“三纲五常”，延续千年的父子君臣关系是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的核心。将资本家的丑陋与传统制度的糟粕并举，凸显出毛泽东对于时势态度的成熟与理智。
至此，传统主义和革命宗旨、爱国主义和救国兴亡、尊崇经典和强调武德，在毛泽东的身上完美融合，成为其个人品格中的鲜明特征。
毛泽东雕像
1920年1月，重病缠身的杨昌济在北京病逝，弥留之际致信时任广州军政府秘书长的好友章士钊，还在为毛泽东及蔡和森做保荐：
“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大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鹏飞万里，落叶归根，享年49岁的杨昌济最终归葬于他出生的地方——长沙县板仓，后人常尊称他为“板仓先生”。
身后除留下《西洋伦理学史》《论语类钞》《达化斋日记》等著述，还有桃李满天下。
其生前最器重的两个学生——蔡和森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更是20世纪影响全世界的伟人，杨昌济倾其毕生心血，完成了自己年轻时立下的宏愿“欲栽大木柱长天”，而这棵大木已经成长为南天一柱。
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忆起这位记忆深刻的恩师，给出的头两句评价就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鼓励学生做正大光明的人”。
如此褒奖绝不仅是师生或翁婿之间的爱慕，更多的是由家国情怀衍生出对一位教育家的由衷敬佩。毫不夸张地说，杨昌济就是青年毛泽东走上民主革命道路的引路人。
在湖南第一师范的五年读书生活，成为青年毛泽东修学储能的关键时期，得益于恩师杨昌济的倾囊相授，他终于第一回开眼看世界，着眼民族之大义，追求人生之理想，对其以后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
到了1919年夏天，毛泽东从北京回到湖南，义无反顾投身于五四运动之时，他的身上已经闪烁着职业革命家的光芒。
1950年12月29日，毛泽东重返母校，眼含泪水、深情款款地题写了十四字的校训：“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