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炀”，恶谥。
《谥法》载，"炀"字代表：贪恋女色、残暴无德、倒行逆施、淫乱失国。
历史是公正的，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你活着的时候如何作为，死了以后就如何评价。
杨广，在华夏文明史上留下了千古骂名。他穷兵黩武，横征暴敛，以致于隋是除了秦之后，有且仅有的——二世而亡的大一统国家，国祚仅有38年。
独孤伽罗偏爱杨广，不惜废了自己的大儿子杨勇；而天天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杨广，也没辜负他妈，偏爱搞大基建，不惜劳民伤财，透支国运。
于是，京杭大运河就在百姓的尸骨中，在血和泪的交织下，被一寸一寸地挖出来了。堪称一路运河一路血。
这条河，榨干了大隋三千里江山的骨髓，也没给杨广和隋王朝留下什么，但却意外地孕育了中国后世极具知名度的运输帮派--漕帮，以及后来的黑社会——青帮。
那么漕帮究竟是如何能在历史长河中走到明面？又到底与后来的以杜月笙、黄金荣、张哮林为首的青帮有什么关系呢？
这一切的起源还得从“漕帮”说起。
没有传承的世代沿袭
漕帮，缘起于漕运。
长期以来，干漕运的人拉帮结派，相互团结，同乡的相互照顾， 异乡的相互排挤，被当官儿的或者外乡人欺负了，习惯性找大哥出头，渐渐就形成了一个由工人组成的小团体，这就是漕帮。
因为年代久远，漕帮没办法以现代人的逻辑严格地去定义——他有工人工会的性质，也有民间社团的性质，也有今天看起来，违法犯罪的地方。而个别工头大哥，因为自己在当地的影响力，从衙门讨得了一官半职 ——又是官方封的。
所以，也有些政府基础官员贪污腐败，低效管理，拉偏架等情况。
而漕运，简单粗暴的理解，就是依托于运河的古代官方物流。运送的多是十万火急的救灾粮草、迫在眉睫、刻不容缓的前线军粮和地方官员为讨皇帝欢心，献给皇室的贡品。
隋唐以前，中华文明主要在北方传承和发展，而伴随魏晋时期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 ，北方陷入了长达几百年的动乱。
金戈铁马是王公贵族的猎场，烽火狼烟的战争是当权者的游戏……但是生而为人，底层人民，无一官半职的平民百姓也要活着。
人们为了有条命，有条活路，不断的由北向南迁移，而一波南移的人口，对中国南方那广袤土地的开发，也使得国家整体上出现了经济重心南移的情况。
这种南移在两宋时期彻底完成，国家的主要产粮区，此后一直在南方，因此，漕运的方向，也是由南向北。
漕运牵扯的事情太多。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队在前线抵御外敌时，后勤即人命。
受灾省份的赈灾粮，也是刻不容缓的大事儿，稍有耽搁，灾民全饿死了，不仅贪污不到，还是政治塌方，一方父母官不仅挣不到雪花银还成了背锅侠，而挖空心思送给皇帝的贡品，更耽误不得。
一旦有误，皇帝不爱宝物爱上美女了，送礼都送不明白，活该一辈子当个喽啰。
为此，从宋朝时期，封建帝国就专门设置了管理漕运的漕卒。这种国家机器对官方物流的重视，一直延续到了明朝中后期。
到了明朝末年，因为政府统治机构的低效和腐朽，以及失去管理后，从业漕运的人口大量逃亡而渐渐失控。说白了，不是不重视了，是真没能力重视了。
但无论你有没有管理，一个统一帝国对物流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客观需求不因政府有没有作为而转移。
被逼的没办法的明朝政府，万般无奈之下，只能雇佣无业游民充当船工水手，而这些人，就是后来清代漕帮的基础成员。
而漕帮有传承吗？实事求是，没有。
因为干这一行的，在运河上出体力的，都是大字不识的苦哈哈出身。
但凡读书识字，谁也不去出苦大力。这个逻辑亘古不易，不信你去大街上问问，快递员是愿意大夏天坐办公室吹空调挣钱，还是愿意顶着中暑的风险，风里来雨里去的挣钱。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假，但有的行业入行之初，就是被逼得没招了。
都说不忘初心，可对于很多人来讲，初心就是人得活着，活着就得吃饭，吃饭就得要钱。没有文化，不识字，就谈不上行业传承。而家庭传承更是无稽之谈，扛麻袋这种事儿，又不是什么神功秘术，需要传男不传女，需要敝扫自珍地口耳相传。
但如果没有传承，漕帮为什么会一直存在呢？因为国家对漕运这种物流体系有客观需求，且这种需求长期存在。
与其说漕帮有传承，毋宁说任何帝国，不管皇帝姓李还是姓赵，都需要漕运——是这种需求有传承。而有需求就得有人干，说白了，此处招工，长期有活儿，招工期限长到什么程度？——横跨唐宋元明清好几个朝代。
很多人不禁要问，既然漕帮在历史的因缘际会中，没有传承也世代沿袭了下来。那不拉帮结派不就没有漕帮了吗？人出来干个活儿，为什么非得拉帮结派呢？
因为工作性质，也因为人性的必然。
漕运的工作性质，连现在的招工黑广告都不敢直接写——活儿累，钱少，受气，挨欺负。就这样的工作，在过去那漫长的历史时期，还有无数贫苦百姓趋之若鹜。
没有办法啊，人得活着。重要的事再说一遍：活着就得吃饭，吃饭就得要钱。
至于拉帮结派和人性有什么关系——人这种动物，天生缺乏安全感，给大多数人扔到异地他乡去，多少会拘谨，会唯唯诺诺，会担心受怕，会时不时寻思是不是有刁民要害朕。
这种对比不能拿跨省旅游作对比，得拿以前去阿富汗，现在去乌克兰对比……社交牛逼症是混熟了之后放得开，不是在陌生人群中瞎咋呼……
而刚刚入行的对于生瓜蛋子来说，跟着船走到任何地方，任何地方都是异地他乡，尤其中国古代南方地区方言众多，十里不同乡，百里不同俗，千里外说的都是外国话……而除了这种担惊受怕以外，爱装大哥，也是人性。
总有人在一行一业混开了，觉得自己有经验了，同行都熟了，打个招呼圈里人都得给面子了，说个话就能平事儿了，来了新人小白，得说说话体现一下大哥身份了……这种人性扎根于人类基因，亘古不易，只是在不同时代的叫法不同，今天叫职场PUA。
到了清朝，重头戏来了。
洪门背景和政府官宣
清朝以前的漕运和漕帮，用今天的话说，是官方物流产业链衍生出来的下游就业岗位和就业人口，其规模不大，受众不多，影响力不广。
漕帮，也只是中国民间的叫法儿，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官方台面。
这帮人其实叫他们流民也无伤大雅——随着运河上的船跑，跑到哪算哪，总而言之，因为饭碗在这儿，大体不会跑出运河一带。但乱跑这点，其实已经符合古代流民的定义了。
而清代的漕帮之所以能登峰造极，离不开国家重视力度的突然加强。当时是雍正年间，雍正帝在中国494位皇帝中，是大大被低估的。
真论工作勤奋，夙兴夜寐的敬业态度，以及刨根问底，正本清源的较真精神，他能在将近五百人里面排到前十。但他的功绩不能用传统意义上的“文治武功”去理解……
他的“武功”勉强拿得出手的只有青海平叛，而“文治”在他在位时也没体现……换句话说，他做了很多当时看不出来，却功在千秋的大事儿。
康雍乾三位皇帝，雍正不仅仅是过渡作用，而是定下了整个乾隆一朝的政治基调。
他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废除了云贵川等地的土司制度，地方官由中央指派，将郡县制贯彻到底。
在雍正以前，中央政府为了减少管理难度，以土人治土人，土司可以世袭，说白了，当地老百姓只认土司，中央政府只管土司。
一旦土司出问题，当地的土地和百姓，马上就会变成其他国家。
而即使不出问题，土司治下的领域，也是国中之国，压根谈不上对中国人这个身份的认同。他推行“改土归流”，有力的加强了对西南边陲地区的管理和文化传递，减少了动乱的可能性。
试想，如果没有雍正这一举措，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那些爱挑事儿的英法列强，把云贵川的土司们忽悠跑，中国国土面积得少一大片。
民生上，雍正推行“摊丁入亩”，说白了就是不收人头税了，而在雍正之前的历朝历代，中国老百姓活着就得交税，一家子人甭管几个，上至耄耋老人，下至襁褓婴儿，只要是喘气儿的都得交税。
人头税一停收，直接导致乾隆年间中国人口的爆炸式增长，三十多年时间，中国人多了两个亿。可因为生孩子这事儿需要时间，不是想生就生的，所以“摊丁入亩”的影响力在雍正朝并没有体现出来，让儿子乾隆捡了个便宜。
在漕运上，他一改之前历朝历代的粗放式管理，将漕运问题提升了一个高度，命令各个省份设置招贤榜，招贤纳士，加大对漕运的重视度。这一下子将历朝历代属于灰色地带的漕帮，拿到了明面儿上来，成为了官方许可机构。
当时，浙江杭州三位异性好友得知此事，感觉是个机会，便动身前去揭榜。三人中，大哥叫翁岩，秀才出身，后弃文从武，在登封少林寺拜师学艺，曾加入天地会。二哥叫钱坚，是名商人。三弟叫潘清，浙江杭州本地人。
于是，三人成了当时官办漕帮的组织人，也是后世青帮的初创人。雍正帝旨谕，饬三位祖师归漕河总督张大有节制，并听命于勘视河工钦差何国宗指挥。何张二人，即命三位监造粮船，并督理浚河修堤工程。三位祖师，复请张何二人转奏，请恩准许开帮收徒，以便统一粮务。
这一下子，鸟枪换炮了。
而在民间，漕帮的发展也如坐火箭一般嗖嗖嗖地直往上窜。
按说皇帝下令也好，官府重视也罢，都和普通平民老百姓没有太大关系，中国老百姓从古至今就有一个特点——你搞你的，我搞我的，皇家的事儿是皇家的事儿，我的柴米油盐是我的事儿。
但架不住官办漕帮的三个创始人有洪门背景啊，虽然说只是这仨人，从历史沿革上，漕帮和洪门再也不是八竿子都打不着的组织。
为什么说青帮有了洪门背景后，发展的如鱼得水呢？洪门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呢？
镇地千古，水流万年
洪门背景，就类似于现在的企业资质挂靠，还有什么作家，画家，武术家……一堆家，谈及自己必大谈师承、渊源和头衔。
因为在东方伦理体系中，有了头衔就有了身份，有了背景就有了出身。出身和身份都有了，就等于有了话语权，有了话语权你就得把我当回事儿，这是一条完整的逻辑链。
就连浑圆形意太极门的掌门人马老师，在未把“接、化、发”以及“闪电五连鞭”练得炉火纯青之时，也给自己找师门，说自己师承尚济大师和王长海。马老师嘴硬、抗揍、不讹人，行的端做得正，任你狂风骤雨，我自不动如山，大大方方地拿脸去接，也不知道是和谁学的。
单说俩组织的发展，漕帮存在时间更长，但一直没有传承，社会影响力很低。而洪门虽然存在时间短，是明末清初之际因为清军入关而成立的“反清复明”的地下秘密组织，但影响力碾压历代漕帮十条街。这种影响力上的巨大差距，直到漕帮改名青帮之后，才稍稍有一丢丢改观。
洪门起源于少林永化堂，以少林永化堂所传承的小洪拳命名。
洪门反对清朝的“剃发令”和“易服令”，力主保留住汉民族传统文化。其成员遍布五湖四海，门规崇尚家国大义，日常交往中讲究义字当头，做人做事必须有里有面儿。
没有洪门，中国近代史是不完整的。
1904年，孙中山加入洪门致公堂，被封为双花"洪棍"。“国父”孙中山为了中华民族奋斗了一生，辛亥革命前夕，他在国内发动十次起义，洪门间接参与九次，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其中六十八人是洪门弟子。
而同样为了新中国奋斗一生的先辈中，秋瑾是洪门同盟会白纸扇，白纸扇是军事的意思。
国民党建党元老黄兴，是洪门哥老会龙头；
我党前期著名革命家，西北红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刘志丹，也是哥老会龙头。
开国元帅刘伯承是洪门奉节哥老会成员；
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是洪门四川广安哥老会掌旗大爷；
开国元帅贺龙是洪门哥老会“十排老幺”。
新文化运动掌旗人陈独秀，是洪门岳王会成员；甚至十大元帅之首朱德，也曾是哥老会成员。
更离了大谱的是，美国在二战期间的总统罗斯福，也曾在海外洪门任职。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上，洪门代表人物司徒美堂青衣白发，站在毛主席身边，受邀观礼。
在建国以后，洪门演变成了民主党派——中国致公党。
洪门的传说，将在这片土地上，永远流传下去。
漕帮起初，是借助了洪门的背景才在民间拥有了一定的民众基础。
漕帮和洪门，对于中华民族的意义上讲，本就不可同日而语，而漕帮接下来的发展，更是偏离了人民，偏离了正确的发展道路，走向了人性的反面。
江湖险，人心更险
随着时间轴继续推移，嘉靖年间，安庆府的漕帮水手们成立一种秘密组织“安庆道友会”，简称“安庆帮”。
后来为了避免地域区分，于是改名为 “安清道友会”，简称“清帮”，谐音“青帮”。
洪门内部互称兄弟，类似于你我兄弟，都信奉义字当头，今日义结金兰,饮了此酒，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所以其人数者众；而青帮与之完全相反，内部互称师徒，有严格的上下级和尊卑意识，其帮规严密，并且也效仿清政府搞出了“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
加入青帮，需要徒访师三年（师傅名声在外，徒弟到处打听师傅），师访徒三年（考察徒弟的品性，日常为人处世，待人接物）.
最终学习青帮各种礼仪一年，然后师父会选良辰吉日，报请户部，点燃香火。因此旧称“青帮一条线，洪门一大片”。
而由于青帮在反清复明一事上并不积极，在洪门看来，青帮天天就琢磨漕运上鸡毛蒜皮的事儿。
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洪门视青帮为叛徒，严禁与之往来--“由青转洪，披红挂彩；由洪转青，剥皮抽筋”。
再后来，因为有了海运这种运输方式，从浙江杭州到北京通州的京杭大运河的漕运，变得可有可无了起来，于是大批青帮弟子开始进入上海谋生路。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前的历史阶段，上海八成的工人，都和各种社团有联系，而青帮人数最多，成为上海名副其实的地头蛇。
上海滩“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是青帮出身，蒋介石一段时间也曾拜入青帮，是“悟”字辈的徒孙。
青帮第二十二代的常玉青与日本浪人组织“黄道会”，暗杀抗日爱国人士。
1946年5月，以汉奸罪被处死刑。而三大亨中的张啸林更是不折不扣的汉奸，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不仅大肆屠杀我党党员，还在侵华战争中为日本人收购粮食。
而离开了京杭运河，没有漕运业务的青帮们花什么？钱从哪来？营生是什么呢？一是鸦片，二是女人。
青帮三大亨开的三鑫公司，直接或间接地掌控着上海成千上万的鸦片馆子。
他们不从事具体的倒买倒卖和生产经营，只是各种收保护费。鸦片馆子不交保护费就开不了，三天两头，隔三差五地就有人闹事儿，大半夜上个厕所都有人吓唬你。
而鸦片高额的利润，不仅肥了诸如英国等在中国倒腾鸦片的帝国主义，还养肥了青帮。
而从女人身上挣钱是怎么回事呢？
套路和对付鸦片馆子一样，都是收保护费。只是鸦片馆子换成了妓院。最猖狂的时候，在旧上海经营妓院等皮肉生意，老板必须加入青帮。
除此之外，青帮还兼职人口贩子，因为旧社会对女性的迫害严重，妓女的职业生涯极为短暂，大多数十几岁开始，二十几岁不是死于性病，就是死于非命。
娼妓行业需要大量的年轻女性源源不断地进入，才能得以维持，倒卖人口也是青帮收入的重要来源。
险恶的是江湖吗？
恐怕从来都不是。真正险恶的是人心。
漕帮从诞生之初，到最后演变成青帮，从开始苦哈哈的工人们抱团取暖，到最后卖国当汉奸、贩毒、买卖人口、操持皮肉生意。
这种夸张的沦陷不单单是社会环境的变迁，也是人心的沦陷。
发国难财，欺行霸市，凌辱妇女，从来都不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人应该做的，虽然曾经杜月笙之流是那么的风光。
寡廉鲜耻地卖国是汉奸行径。
“福寿膏”榨干的是自己同胞的骨髓。
欺负瘦弱的女子不是本事，保护弱小才是强者姿态。
回到文章开头的那句话：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