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的某个上午，雾气刚刚消散的成都平原迎来了一架远道而来的飞机，这架从北京出发的飞机刚在双流机场停稳，上面就急急匆匆走下两个人来。
他们目的明确直奔四川省委，见到省委副秘书长张振亚之后二话不说，便把从中央带来的第40号便函递给他。
看完这封便函之后，张振亚大吃一惊，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两位同志竟然是来找自己要彭德怀的骨灰的，可他从来都没听说过彭德怀的骨灰在成都啊。
直到来人说起“王川”，他才想起自己记忆中是有这么个名字，当时还是1974年，也是一架这样的飞机带着两名军人，接着他们就把“王川”的骨灰交给了自己。
但谁又能想到那竟然是备受敬仰的彭老总的骨灰！
那么在北京去世的他骨灰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又为什么要化名为“王川”呢？
庐山会议定罪
1959年7月23日清晨。
“你彭德怀是一贯反对我的，我是寸步不让，你一炮来，我一炮去。”
毛主席的语气十分严厉，在座的许多领导也惊诧不已，谁都没见过发这么大脾气的毛主席。与会的彭德怀也是极力克制情绪，认真听取这番疾风骤雨般的批评。
这一批就是三个小时，直到午饭时间方才散会。彭德怀哪里还吃得下饭，他向杨尚昆诉说自己的委屈，杨尚昆也只能好言相劝，毕竟在此之前他们也没有意料到这场会议会引发如此严重的后果。
7月12日，在经历了十多天的庐山会议后，彭德怀的情绪发生了明显变化，不但减少了和各位元帅说笑的次数，还经常独自一人在思考着什么。
直到7月14日，一封递给毛主席的“万言书”才揭开了这场重头戏的序幕。
说是“万言书”，但其实只有三千余字，内容颇为犀利，虽然肯定了大跃进的部分成绩，但还是以否定为主，并且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一词着实如他预料的一般，刺痛了某些人。
而这封信带来的后果也是相当明显的，两天后一份“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被题名印发，这算是意料之外的结局，但彭老总也没有深想，只以为印发这封信是为了激发各地领导人做些检讨。
当天，刘少奇、朱老总、周总理被毛主席召集来开会，彭老总神情平静而轻松，抽着烟微笑着让他们对这封“万言书”评论评论。
这次会议很简短，三位常委并未提出什么明确的意见，经过商议之后，大家决定将这次的庐山会议延长一周。接下来的17日至22日，会议主要内容由总结过左倾向经验教训变成了讨论这封信。
讨论期间，大部分人都基本赞同信中提及的问题，少部分人完全赞同或明确反对，另外大家认为信中的个别细节还有待商榷。
不管大家持什么样的意见，彭德怀的态度都十分谦逊平静，还特别关注那些与自己意见相左的发言，准备把信件按照这些讨论修改一番。
参加会议的几位元帅里，朱德和聂荣臻是比较赞同彭德怀的意见的，聂荣臻主管军工生产，朱德则强调农业生产对农民的重要性。
两位元帅都较为委婉的批评了全民炼钢一事，并且都没有提到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免火上浇油。
另一位持有代表性意见的元帅是贺龙，他与彭德怀的看法完全是相反的，并且他此次的发言也对毛主席起了一定影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其中隐藏的矛盾。
眼看着这几天的讨论重点逐渐偏移，彭德怀也意识到了这次问题的严重性，他提出要收回这封信，但他的请求并没有被批准。
而“万言书”所带来的风波正一发不可收拾的从7月23日延续到了8月13日，会议风向一变再变，最后以彭德怀作检讨为结束。
庐山会议结束后，原本在元帅中排名第二的彭德怀就这样退出了领导核心，也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在被免去国防部部长的职位后，他将军装、勋章、元帅礼服等一切与军队相关的东西移交给了办公厅，并于9月30日正式搬离了居住7年之久的中南海。
次日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但民众发现备受敬仰的彭德怀元帅并没有出现在这次盛大典礼上，取而代之的是新任国防部长林彪。
离开中南海后彭德怀搬去了吴家花园，参军以来，他还从未有过这样多的空闲时间，于是他趁着这段日子阅读了大量书籍和资料，经过不断的学习和思考，写下了一本约有五万字的笔记。
1961年，彭老总特地给毛主席写信，希望去湖南农村进行调查，这一去就是两个月，回来之后他立马写了五篇调查报告交给毛主席，希望经过这段时间静养后，中央能让自己重返工作岗位，但他最后却等来了一个噩耗。
1962年，刘少奇带来了组织对于彭德怀事件的定性：
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独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
这句话对于彭德怀来说无疑是诛心之言，而给他的定罪，也让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
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彭德怀决定向上申诉。他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写出一封长达8万字的书信，简称为“八万言书”，之后又变成了初版的“翻案书”。
信件分为五个部分，他在信中言辞陈恳、条理清楚地针对那些“罪名”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信件上交后，又经过三年的审查，彭老总终于等来了转机。
彭德怀的三线岁月
1965年9月，中央委派他去成都担任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副主任，并附言将来仍旧可以带兵打仗，还能恢复点名誉。
但这样一份提议，却让彭老总打心眼里是拒绝的，因为他在搞经济建设这方面实在是一窍不通，相比之下，他还是更愿意去边疆从事农业工作，为农民做点实事。
但在当时的处境下，彭德怀并没有多大的话语权，并且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也一直在劝说。
同年的11月末，彭德怀穿着一件染成黑色的呢大衣坐上了前往成都的列车，但就在他赴任的当天，某些心怀不轨的人便给他来了个“下马威”。
《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明摆着就是在讽刺他。与此同时，对他的审查也还没有结束，可想而知，彭德怀当时面临的是一个怎样的尴尬局面。
但他带兵打仗多年，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因此也绝不会因为这些事情而意志消沉。
在经历了这些年的重重打击之后，彭德怀也意识到了今时不同往日，他决定在有限时间内为人民干点正事。
在彭老总想着要怎么为人民办事的同时，另一边正在进行的西南领导干部会议上的氛围却不大愉快，结合中共中央关于彭德怀同志任西南三线建委副总指挥的文件，与会同志做出了以下决定：
限制其接近群众，不准参观军工厂，民工厂涉及保密的部分也不允许参观。
上任之后，彭德怀主要在燃料局工作，负责煤、电、天然气资源，由于事先打过招呼，和军工相关的一切事情，他都接触不到，遇上从前的老部下也只能互相点头致意。
次年4月，在燃料局局长和宜宾地委书记的陪同下，彭老总来到泸州参观了天然气化工厂，而泸州的江对岸正好是第五机械工业部的255厂。
这个厂曾经多次受到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的表扬，因为它在抗美援朝时期，为弹药生产做出了极大贡献。
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都非常担心彭德怀提出要参观255厂的要求，但他最后只是隔江遥望，静默良久。
彭德怀虽身处逆境，但他从未被困难打倒，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坚持巡视了四川省的数十个大型工地，最后根据自己所见所闻，再结合过往的经验提出了“突出一点、一线、一片”的指导方针，在他的指导下，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才得以建成。
此后他又深入贵州六盘水煤矿区建设工地，运用人民解放军“三结合、五统一”打歼灭战的经验来建设煤矿，这样一来既节约了投资，又加快了建设速度，还保证了工程质量。
1966年，西南三线建委机关受到社会动荡的波及无法正常办公，不少同志干脆出差避风头，也有人劝彭德怀这样做，但他坚定拒绝了。此后不久他就被押送回北京继续接受“审查”。
8年后，因为不堪忍受长期的肉体折磨和精神摧残，彭德怀同志与世长辞了。
临终前他多次请求再和朱德见一次面但都没被允许，朱德听闻后不禁泣不成声、老泪纵横。
平反始末
持续十年之久的动荡终于在1976年结束了，彭德怀受到的不公也捂不住了，为他平反昭雪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势不可挡。
彭德怀的侄女彭梅魁意识到这是为伯伯翻案的大好机会，便开始登门拜访伯伯过去的老战友们，希望他们能向中央反映，重新审查伯伯的案子。
同时另一位侄女彭钢写了一封申诉信，交到了王震手里。
这么多年王震也一直牵挂着彭德怀的案子，拿到申诉信后又慎重的做出了修改，然后再让彭钢誊抄一遍，最后由自己面交给邓小平，而这正是为彭德怀翻案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此后邓小平积极为彭老总平反，在此过程中，邓公在面见外宾时，有外宾询问他对彭老总的看法时，邓公也给出了客观评价：
“彭德怀和我是差不多的，我们都有缺点，也会犯错，但总的来说，功绩是要比错误多嘛！”
邓公的这段公开谈话也并不是什么场面话，而是他的心声，他还曾在私底下和身边人聊起彭老总，尤其是在看过彭钢递交上来的申诉信时，邓公更是说出了“他是正确的，是我错了”这样的话语。
1978年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身在杭州的陈云特意赶回北京，因为他有一件大事要做。
会议上，陈云在彭德怀去世之后首次提出了重审跟他有关的案件一事，但这起案件涉及到的过往和问题都又多又杂，经过艰难而集中的讨论后，与会的领导同志一致决定要解决这些遗留问题。
12月23日，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闭幕，并于第二天决定召开彭德怀元帅的平冤昭雪追悼大会，但事到临头大家却发现彭德怀的骨灰不见了。
最后才从彭德怀夫人浦安修那里得知，他的骨灰正存放在四川省。这才有了两位军人奉命找上张振亚那一幕。
弄清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之后，张振亚顿时出了一身冷汗，骨灰的确是他亲手存放的，因为当时交到自己手上的情况比较特殊，他至今都还记得这件骨灰存放在殡仪馆的编号。
但时间已经过去了四年了，按照当地殡仪馆的规定，超过三年无人认领的骨灰都要被挖坑深埋，如今期限已过，那还能找到彭老总的骨灰吗？
一行人连忙赶往殡仪馆，所有事情都已准备就位，这可不能功亏一篑啊！谢天谢地，这件特殊的骨灰还安然无恙的待在殡仪馆的骨灰保管室！
原来当时接手的工人见存放骨灰的人神情有异，意识到其中必有隐情，于是他说什么也不同意把这个超过存放期限的骨灰埋了，也正是因为他的坚持，张振亚一行人才得以完成这次的任务。
拿到骨灰后追悼大会才得以顺利举行，重审案件一事也陆陆续续开始。
含冤二十年的彭德怀元帅终于得以平冤昭雪，正如他生前所言：
“历史终将宣判我无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