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6日下午，在北京东城区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同志的家里，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主编沈宝祥，递给胡耀邦一篇文章。
胡耀邦看后迅速提出两条修改意见。五天后，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头版下半版, 再转第二版。
“这篇文章将载入史册”这是胡耀邦当时的预言。
那么这是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呢？这篇文章到底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胡耀邦
中国百名“改革先锋”：胡福明
2023年1月3日，87岁的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胡福明去世，引起世人的悲痛。而在他的悼词里有：尽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和良心！
当年他的一篇文章，犹如在乌云层层的天空炸响了一声春雷，这篇文章的名字： 《时间是实践真理的唯一标准》。
1935年，胡福明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贫困家庭，他自幼学习刻苦，但在初二时，因交不起学费面临辍学。
幸由我地下党人资助，方继续进入课堂，并于1955年以优异成绩就读北京大学哲学系。
1959年，胡福明毕业后，遵照校领导的指示到南京大学从事工作。
上学期间，校领导和同学们知道他经济拮据，经常主动救济他，所以，胡福明一直对党和周围同志心存感激，经常说：我是党组织一手培养出来的。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党和国家培养多年的国家干部，胡福明忧国忧民。时刻考虑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命运。
1976年粉碎四人小组后，压在人民心头多年的石头终于搬掉了。可十年浩劫带来的阴霾和创伤，短时间在人民心中挥之不去。
彼时，中国神州大地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国家下一步要何去何从？
知识分子为国立言，责无旁贷
1977年2月，在权威性极强的两报一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有两句话，引起胡福明的注意：
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国家已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再因循旧的观念和做法是不科学的，国家急需安定团结发展强大，人民渴望过上丰衣足食的安稳生活。而为国家建言献策，作为一名党和国家培养多年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义无反顾。
经过深思熟虑后，胡福明决定写文章批驳“两个凡是”。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下，胡福明深深知道写这篇文章的危险性，所以他决定不汇报任何领导，由自己单独来完成，以免连累他人。
8月底，胡福明的文章《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寄出，经多人审阅，几经周折，最后在第二年的5月6号下午，胡耀邦家里，终于定稿。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下半版，文章名字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这篇对国家和人民有着深远意义的文章。
这篇文章蓦然横空出世，在中共高层激起强烈反响。接下来，它要饱受世间太多的风吹雨打。
文章发表，石破惊天
《光明日报》主要是面向学术界的报纸，读者以知识分子居多，刚开始大多数人以为是一篇学术性文章。并没引起多大注意。
第二天，新华社转载。之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多家报纸也陆续转载。而这篇文章之所以能迅速转载，与一个人努力推广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个人就是《光明日报》的总编杨西光，早在这篇文章修改时，杨西光就倾注了不少心血。其中文章题目《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加入的“唯一”两个字，也有这位老报人的功劳。
5月11日下午，文章在 《光明日报》刊登。杨西光就一刻没闲着，他立即给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社负责人打电话，建议他们报纸转载。可在当时这种政治氛围下，几个负责人都比较谨慎，不敢擅自做主。
杨西光看懂他们的顾虑和担忧，于是，悄悄告诉他们：这篇文章是经过胡耀邦同志阅定发表的。
杨西光，这位革命经验丰富的老报人，那时刚参加完中央党校的“三次路线斗争”，为国家的下一步发展路线也在日夜忧思。他认为这篇文章是来的正是时候，要改变旧的思维和意识，可以从这篇文章开始。
当然他也知道，要想把文章迅速推送到大众的眼前，要想驳倒意义非凡的两个“凡是”，要想让这篇文章形成一定气候，要想解放一些领导人的保守思想，仅靠一个《光明日报》的力量无异于杯水车薪。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才能春满园。
只有联合其他报业的力量，才能把真理论战的氛围渲染起来。就在这篇文章以势不可挡的力量，迅速进入诸多中央领导高层眼帘时，各种阻力来了。
文章转载，引起轩然大波
《人民日报》第二天转载的这篇文章，引起了更多高层人士的关注。很多人已经私下议论这篇带着“火药味”的文章了。
5月12日深夜，正在值班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蓦然接到领导吴冷西打来的电话。
胡绩伟
电话里传来领导愤怒的谴责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响很坏，这篇文章分明是在“砍旗”。
胡绩伟明白，吴冷西所谓的“砍旗”，是指砍毛主席的“旗”。
因为文章中反复强调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去年有些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显然就不是标准了。
胡绩伟一看这架势，就知道此事非同小可，立即把吴冷西的讲话记录下来。
而吴冷西批驳的内容。逻辑分明，条理清晰。一看就是深思熟虑，也看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
第二天，胡绩伟把电话记录内容除分发几个重要同事外，还给杨西光递交了一份。并在电话里讲了昨晚通话情况。
杨西光平静地听完胡绩伟的叙述后，坚定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没有错，不用管他，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吧。
显然，头脑清晰、思想敏锐的杨西光知道，这篇文章带来的地震才刚刚开始，大的震感还在后面。
任何事情有弊也会有利，《人民日报》领导吴冷西，深夜问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的消息迅速在报界传开。
本来还有少部分领导高层，并未关注到这篇文章，也因这件事发现了这篇饱受争议的文章，从而进一步提高了文章的知名度。
正如杨西光所料，随着文章的越来越“火”，事态还会持续升级。高层领导之间的意见分歧会越来越大。很多领导的态度会逐渐明朗。
领导层因文章引发的争执，愈演愈烈
吴冷西接到胡绩伟电话的当天，在富强胡同6号，胡耀邦的家里，也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此人是亲自登门问罪的：在这个特殊时期，我们党内同志的安定团结至关重要。那篇文章，反响很坏，造成我党主要领导人意见分歧，并且这种分歧还暴露在各大报纸上。
尽管压力重重，各种舆论以排山倒海之势涌来，但却一点没有影响《光明日报》继续发力。
当天，《光明日报》继续发了一篇与内容相似相近的文章《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继续为当时热议的真理标准助力。
因为转载，新华社社长曾涛同样受到责难。
5月13日，有电话直接打到社长办公室，那人开门见山地说：“新华社就不该转载这篇文章。它是一篇错误的文章。”
听口气就知道那人很生气也很强势。曾涛也没客气，直接向那人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那人碰了一鼻子灰，仍然不死心。
没多久，在一次公开场合，那人再次表达对这篇文章的强烈不满：“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
一连串排比句定性，看得出此人对这篇文章是极度不认可的。
就在同一天，在胡耀邦家里，《人民日报 》两位编辑，手拿吴冷西的讲话内容，对胡耀邦说：现在的领导层，因那篇文章在政治观念上也发生了很多分歧，而华国峰的态度是：理论问题要慎重。
胡耀邦听后微微一笑：历史潮流是滚滚向前，这点肯定谁也阻挡不了。理论问题要慎重。但也要勇敢。
其实，胡耀邦对事态的发展是保持外松内紧的态度，他知道，虽然这篇文章短短几天已传播的广为人知。
但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远没结束，引发的理论斗争高峰还没真正的到来。
事态继续升级：质疑声越来越高
果然，5月17日，文章发表的第六天，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且分管宣传工作的汪东兴，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明确了自己的观点。篇幅较长，用词很尖锐。
汪东兴说：这篇文章作者署的是“特约评论员”，这个特约，约的是谁？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我们党提出的是十一大路线，还没进行检验，那它就不是真理了吗？如果真理必须通过实践验证，那岂不是要等到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
汪东兴当着政治局几位常委的面还说：如果实践是标准，那“凡是”就不是标准了？如果实践是唯一标准，那么“两个凡是”显然用不上了。
这篇文章的重要错误：就是针对毛主席思想的，它将多年的毛主席思想定义为枷锁、禁区。所以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作为我们的党报，政治站位要高，要有党性。尤其就像《人民日报 》之类的报纸，不能这样干。这是哪个中央的意见？有关同志回去好好查一查，统一思想，下不为例。
最后，汪东兴当众批评张平化：你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告以后要注意在关键事情把好关。人民日报发表这样文章，你难辞其咎。
受到批评后，张平化尽快行动，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他委婉的向各部门负责人说：这篇文章现在争议很大，以后各大报纸发表意见分歧的文章，一定要跟中宣部打个招呼，通个信。不要擅作主张。
强调完注意事项后，张平化尴尬向大家拱了拱手：连声说：拜托，拜托啦.....其为难矛盾的情绪跃然脸上。
在大家一边饱受压力，一边满怀希望展开在“真理标准”讨论的时候。一直沉默不语的华国锋最终说了自己看法：不卷入、不表态。
其实虽然华国锋这样说 ，可聪名的人们已读懂其弦外之音。
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这篇文章应时代而生的，是时代的产物，是顺应民意的，其强大的生命力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
《红旗》，最终会飘上人们心头。
十年浩劫过后，我们的国家该何去何从，在很多革命志士为国家命运和前途日夜忧思之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犹如平地炸响一声春雷，给人们带来春的希望。
在各大媒体对真理标准讨论的如火如荼之际。《红旗》作为党的重要核心刊物之一，担负指导全党理论的重任，却在这段时间里，一直缄口不言。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红旗》前任总编辑王殊，原来多年在驻外使馆工作，对国内的政治环境不是很了解，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潜在的深层次意义看的不透。只知道这篇文章存在很大争议，故对这篇文章并不“感冒”。
另一个原因：新任《红旗》总编辑熊复，在接替王殊时，汪东兴已经跟他认真的谈过话，嘱他上任后一定在对待理论问题时要高度慎重。
汪东兴告诉他：这几年《人民日报 》就很不慎重，前段时间发表的两篇文章就很不像话，造成领导高层的意见分歧，也不知是哪个中央定的。
最后，汪东兴还严肃告诫熊复，上任后牵涉到重大问题的文章，一定要先送审在发表，不要先斩后奏，不然，就要查一查。
鉴于这种情况，《红旗》杂志对这篇文章，以及这篇文章带来思想的解放，一直持回避态度。但是，春天即然到来，总有破冰的那一天。
人算不如天算，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1978年底，即将迎来毛主席诞辰85周年之际，红旗杂志找老干部谭震林约稿，可谭震林不知道《红旗》对这篇文章的回避态度。
他掩饰不住对这篇文章的喜爱，对约稿人说：我可以写，但我不会单纯写历史，我会结合当今现实情况，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内容。因为这篇文章写的太好了。
既然谭老如此说，《红旗》约稿人也不好阻拦，待第二稿修改时，谭震林在自己的文章中又赠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内容。
《红旗》杂志社硬着头皮派人来找谭震林，建议文章削减这部分敏感内容，结果被谭老义愤填膺的拒绝了。
谭震林告诉来人：文章可以大胆的发表，如果因为这篇文章坐牛棚，他就去坐，如果为此犯错误，他会主动承担全部责任。决不连累他人。
看谭老态度如此坚决，《红旗》杂志社只好派人拿着稿件请示华国锋，华国锋知道大势所趋，犹豫片刻，勉强答应发表。
那人又去请示汪东兴，汪东兴见事已至此，只得作罢。
《红旗》最终接纳了这篇意义重大的文章。《红旗》刊登了谭震林，标志着实践真理攻克了最后一块理论阵地。
春风吹过玉门关，敢叫旧貌换新颜
正如邓小平所说：真理标准的讨论，其实是一场深刻解放思想的运动。解放了多年来劳苦大众的本本主义，权利主义、语录标准、过度迷信权威思想。
只有革命的理论，才能解放了大家的头脑，精神上转被动为主动。人们才能清醒的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的推动，国家的发展必须是理论联系实际，方能确定正确的前进方向。
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
革命的理论战争，一个有硝烟的战场，斗争也是异常激烈。
如果没有胡福明、杨西光等有正义感知识分子的大义凛然，著书立说，如果没有胡耀邦、邓小平等领导干部的勇敢支持。这篇征讨檄文或许会石沉大海。
如果没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做下的理论铺垫，邓小平同志领导的改革开放就不会取得辉煌成就。那我们何来当今富裕幸福生活。
所以我们在铭记历史，缅怀革命先烈时，一定传承老一辈革命家为真理而战的大无畏精神，传承每一个共产党人，呕心沥血为国家和人民的谋幸福的奉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