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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次危机》一书中，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温铁军教授详细介绍了，自1949年新中国建国以来，直到2009年这60年间所遇到的各种危机以及解决办法。
书中，以“上山下乡”着墨最多，因为这是温铁军自己当年亲身经历的事情，后来他在节目说起此事，还说：“至今回想起来，仿佛就在昨天。”
“上山下乡”是一项响彻全国、涉及无数青年的时代运动，当初，我国为何要搞“上山下乡”？
在这运动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危机？为什么温铁军教授会说：“多亏了农民群体，危机才得以解决”？
为什么“上山下乡”
1968年，17岁的温铁军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去到山西省的农村“插队”。
所谓插队，是指上山下乡在64年以后的另一种实践形式，即安插到农村生产队。
“插队”最早是浙江省嘉兴县县委，为了弥补本县劳动力不足而施行的一条举措，因实施效果非常不错，得到了小平同志和周总理的大力支持，随后逐渐在全国开展。
彼时的温铁军，中学刚刚毕业，因为自小在北京长大，所见世界都是城里的车水马龙。
初到乡下，插队到农户家里，面对满墙靠着的农具，温铁军两眼一抹黑，什么也不会使，哪个都不会用。
对于城里来的插队知青，朴素的乡下农民们都对他们抱有相当的尊重和包容。
温铁军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刚到地方当天，被安排在一家农户家庭里住着。
这个农户家庭的男主人操着一口浓重的口音，被太阳晒得黝黑的皮肤上布满裂纹。
男主人见到他，笑呵呵地咧开嘴，露出泛黄的牙齿说：“城里的娃娃下到我们家了，娃儿哟，你跟我来，给你住的地方已经收拾好了。你放心，保管干干净净，你们这些人的肚子里有墨水，是知识分子，村书记跟我说，一定要照顾好。”
自这以后，温铁军就跟在村生产队的人后面开始学着做农活。
忙闲时，温铁军就坐在田埂上，给农民们讲水浒，谈梁祝。
在山西插队的这段日子，让温铁军明白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农民阶级。这短短的几个字，如果不在农村真正住过，不去亲手干点农活，是永远也无法理解的。
“正是因为这段插队的经历，我才摆脱了我身上小知识分子的气息，才能真正脚踏实地，去成为一名研究农村、研究农民的学者。”温铁军这样说。
温铁军从小在大院里长大，他的父母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是著作等身的学者了。
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温铁军的父母就是人大建校的第一批教授之一。
生长在“教授大院”里，温铁军在学习知识、增长视野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有着知识分子的一些缺点，那就是“脚不沾地，手不摸粮。”
好似，身为知识分子，就不该跟劳动扯上关系，就像“君子远庖厨”这种论调一样。
但在农村插队的这些年，温铁军渐渐改变了曾经的一些固有看法，对于中国千千万万的农民，温铁军既有感激，又觉得亏欠。
在当初号召知识青年们上山下乡时，毛主席有过著名的一句口号，“我们都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
那时候，中国刚刚结束绵延百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历史，国家安定，社会平稳。
大量的人在新中国成立后进入了城市生活，等他这些第一批进城的人有了子女，子女再从学校毕业，新的矛盾就又凸显出来：“人多坑少。”
60年代的中国虽然经过了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但这些所谓的“快速”是与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和日寇侵略时期的中国经济相对比出来的。
从数字上来看，建国后的经济发展不可谓不快速，建设成果不可谓不显著。
但从实际出发，当时的中国除了大力发展经济之外，还打了抗美援朝战争，支援了越南战争，在印度的侵略下被迫发起了自卫反击战，国内还剿灭了上百万的被国民党武装起来的土匪流寇。
当然，从国家安全角度上讲，这些事情不得不做，但这些成绩的取得势必会拖慢经济发展的速度。
因此，当国内承平十几年，战后婴儿潮带来的人口飞速上升后，经济发展速度跟不上人口增加的结果，就带来了城市内存在大量闲散的劳动力。
60年代的中国，城市经济只占全国经济结构很小的比例，人口却占了总人口的将近一半。
因此，“上山下乡”运动，不仅仅是当时呼吁知识青年接受农民再教育的一个口号，而是国家发展到了这个阶段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所幸，对于一个经历了几千年文明发展的农耕国家来说，中国足够大，农村足够多，足以容纳城市里多余出来的人口。
从结果来看，“上山下乡”运动确实给农村带来了足够的生产力，也整体提高了农民的素质。
外部危机
除了城市人口过多，带来的闲散人员增加和社会治安不稳定以外，我国当时面临的外部环境变化，也是推动上山下乡运动的一大原因。
1958年，自“共同舰队”和长波电台事件以后，我国同苏联的外交关系开始急剧恶化，“中苏蜜月期”从实质上说已经不复存在。
从1958年以后，苏联开始将当初派遣来援华的专家学者们陆续撤走。
苏联专家的离开，导致了我国一大批在研项目的下马，许多工程刚刚开始建设，或是刚进行到一半，就被迫面临中止和中断的风险。
工业发展进程堵塞，带来的一大后果就是许多相关人员再无“用武之地。”
至于已经完成验收的援助工程，实在是无法带走的，苏联也并没有忘记处理。
苏联和中国议定，这些工程只能是以军用性质，不能转为民用，否则将彻底断掉工程联系。
后来，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苏联在边境陈兵百万，大有一副钢铁洪流随时席卷广袤平坦的中国大西北之势。
美帝国主义也见缝插针，在我国东南沿海部署舰队，嚷嚷着要给我国沿海地区做“外科手术式”打击。
在此重压之下，党中央决定开启三线建设工程，将沿海地区的工业军工厂转移到四川、贵州一线的内陆地区去。
这样一项规模庞大的转移工程，对当时交通运输能力十分落后的我国来说，所耗费的人力物力是巨大的。
而且最重要的是，工业在沿海城市发展起来，并不仅仅是国家政策的结果，而是集合了区位、配套产业链以及交通的整合优势。
将工厂搬到内地之后，生产同样一件产品，成本要比在沿海地区生产高出很多。
因此，在三线建设那些年，国家注入了巨额资金，经济产值却没有任何增加。
高额的投资无法换来短期的回报，所导致的就是财政赤字越拉越大。
直到1968年，严重的财政赤字不得不让政府开始缩表减息。
此举所导致的深层次结果，就是经济增速放缓，就业岗位减少，大批刚毕业的学生无工可做，成为了“吃闲饭”的人。
因为失业的人群主力是青年毕业生，因而这些人就成了上山下乡的主力军。
这些从小在城市长大，平时基本没有参与过农业生产的人一下子来到农村，只能从头开始学起。而在这学习期间，知青们所吃粮食则都是由农民提供。
“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年代，勤劳诚朴的农民们，就这样承担起了养我们这些闲人的成本。”
温铁军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在书中这样写到。
回顾人类历史，在每一次工业革命中获得飞速发展的国家，无一例外不是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依靠殖民剥削积累了海量的原始资本。
列宁将这一过程称为“血腥的资本积累”，其实质就是如此，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硕果累累的工业化进程之下，都埋葬着亚非拉劳动人民的血泪。
为了赶上工业革命的尾声，将中国尽快建设成，具备成熟工业生产制造能力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1953年就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到了60年代，即使国内外环境发生了剧变，我国也在坚定不移的推进着自己的工业化进程。
但是工业化进程是和国民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旦经济发生下滑，工业建设便难以为继。
那么，我国又是如何在经济发生危机的情况下，还能继续坚持工业建设的呢？
答案依旧是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将社会上大量闲散、溢出的劳动力给充分利用起来，用于组织农业生产。知青们和中国广大的农民群体一起，将工业化进程所需的资源给承担了下来。
思考和启示
多年以后，知青们返回了城市当中，并依靠自己的经历获得了一定的收益。
在后来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国城市迎来了较快的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
到最后，形成了城市劳动力不足，需要充分吸收农村劳动力的地步。
改革开放以后直到本世纪初，我国各大城市飞速发展，经济建设也不断取得新高。这一切都那么美好，仿佛小康社会已经近在眼前。
可在无人注意到的角落，农村依然和过去一样，在城市获得发展机会的同时，农村并没有迎来新的建设，反而还被城市不断抽去劳动力。
农民群体的生活条件相比六七十年代，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如果和城市的生活水平相比，又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小平同志说过：“先富要带动后富，并不是说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就行了，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实现所有人的共同富裕。”
如今，城市已经富裕起来，可农村，还要等到何时？
这个问题，一直在温铁军的心头徘徊。
在经历了11年的插队生活后，温铁军被以工人的身份对调回到了北京，回到北京以后，第二年他就考入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成为了一名大学生。
虽然回到了城市，但温铁军并没有忘掉当初插队的经历，也没有忘掉那个可以动辄打骂妻子，但始终对他毕恭毕敬的山西农民。
温铁军知道，农民群体为了新中国的发展出了多少力，可如今他们所得到的回报，却是远远不够的。
好在，国家只是优先发展了工业和工业所需要得土壤-城市，并没有真正忘掉农村。
2004年，我国人大提出要在三到五年内逐步免除农业税。
2005年，我国政府进一步提出了“新农村建设规划”的详细纲要。
建设农村，已经成为了我国经济建设的下一个阶段性目标。
在未担任中国特色主义乡村振兴主任之前，温铁军就已经为调查和研究农村问题走了几十年。
1985年，温铁军被正式聘请为国家农村政策调研学者。
那年，他从西藏开始出发，一路沿着黄河走去，直到山东入海口。
半年的时间里，温铁军走过了八个省，走进了上百个农村。
他在采访时说道：“我骑着摩托车，到处走走看看，天黑了就住在村里。什么老窑洞、废弃的教室、破旧的房屋，我都住过。当然，也有很多农民热情的接待我，让我住进他们的家。”
早年的经历，再加上现在的考察，让温铁军对农村的认识逐步加深。
他意识到，中国的农村有着几千年来发展的历史，已经不仅仅可以用乡下来概括，而是早就自成一个乡土社会了。
为了给农村政策研究提供更丰富的材料样本，温铁军还将目光放到了海外，充分吸取国外农村发展的经验教训。
在巴西，温铁军深入走访贫民窟、在印度，温铁军骑着一辆摩托，与游击区的农民亲切交谈、墨西哥、秘鲁，大多第三世界的国家，温铁军走了个遍。
他发现，在这些国家里，同样存在着三农问题。
因为没有一个强大稳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政府，第三世界国家的三农问题是如此的根深蒂固，难以解决。
而在发达国家，农民变成了一张张选票，为了讨好农民，政客们不得不牺牲其他选民的利益。
比如日韩的高价水果，欧美的天价有机农作物。
这些国家的特点是农民群体只占少部分，国家的主体还是城市。
而且，美国平原上的农民，他们可以因地制宜大规模发展机械化，这对于山地丘陵居多的我国来说同样不是一个好的学习对象。
好在，对于我国来说，曾经的自己就是最好的学习对象。
当初，上山下乡是为了缓解城市就业难题，现在，同样也可以将这一理念运用过来。
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工作的一大重心就是扎实地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温铁军和他的学生们，也奋斗在乡村振兴的一线。
十几年时间里，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温铁军建立了区域乡村振兴中心。
这些中心工作的任务之一，就是将已经发展出成果的农村的经验总结成册，并在别的符合条件的农村推广。
已到了退休之年，但温铁军直到现在还活跃在前方，他有时指导自己的学生，有时去到别的地方讲课，将自己这些年走访调研得出的结论，无偿的教给别人。
对于温铁军所做的贡献，无论是民间还是媒体，都常常将他称为中国农民的代言人、对中国农村经济了解最深的教授。
对此，温铁军只是谦虚的回应说：“我只不过是做了一点调查研究，于我来说，我只是个喜欢农村的学者，仅此而已。”
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的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地宣布：“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了解决。”
农村脱贫，这只是迈出现代化建设步伐的第一步！
相信，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努力下，在千千万万个“温铁军”这样的学者的贡献下，我国农村建设会取得更辉煌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