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一天，毛主席的秘书拿着一封信走进了主席的书房。
“主席，这有您的信，刚才有个人送来的。”秘书边说便将信递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听到秘书的话后，放下了手中的书，接过信打量了一番。
“这是谁送来的？”毛主席看了一下信封，上面没有任何字。
“不知道，送信的人没说，只说是给主席您的，请主席务必要看。”秘书原原本本的答道。
毛主席听完秘书的描述，更是觉得这封信不同寻常，于是拆开信封看了起来。
片刻之后，毛主席的脸色变的十分难看，拿着信的手也微微的抖动起来。
“这个叫陈掖贤的是什么人？”毛主席指着信中结尾的署名向秘书问道，脸上充满了愤怒之色。
秘书突然听到这个名字，也愣了一下，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连忙答道：
“陈掖贤是赵一曼烈士的儿子。”
听到是赵一曼的儿子，毛主席的脸色缓和了下来，随即对秘书说了六个字，秘书听后，也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那么，赵一曼的儿子为何要给毛主席寄这样的一封信？信中的内容是什么？毛主席又说了哪六个字？
烈士之子
提起陈掖贤，或许很多人都不太熟悉，但是如果提起他的母亲赵一曼，那就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陈掖贤
1936年8月2日，年仅31的赵一曼在经受了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审讯折磨后，被杀害于黑龙江省珠河县小北门外。
在她牺牲前，当敌人问起她还有什么遗言时，她要来了纸笔，默默的写了一封给儿子的信，而信中提到的“宁儿”就是陈掖贤。
陈掖贤出生于1929年的湖北宜昌，他出生的那天，刚好是列宁逝世五周年的纪念日。
因为这个原因，母亲为他起了个小名“宁儿”，一方面是为了纪念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母亲赵一曼希望他平安长大，一世安宁的美好愿景。
在陈掖贤出生后不久，他的母亲赵一曼就接到了中共的指示，要前往东北工作，临走之前，赵一曼将年幼的儿子交给了丈夫陈达邦的大哥抚养。
就这样，陈掖贤一直跟在伯父身边，由伯父抚养长大。赵一曼牺牲的那一年，陈掖贤只有7岁，懵懂无知的他还不知道母亲已经被侵略者杀害，直到1942年，他在重庆第一次见到父亲时，才从父亲口中得知母亲已经牺牲的消息。
得知自己永远的失去了母亲后，陈掖贤忍不住放声大哭。尽管母亲已经不在人世，但在之后的许多年里，陈掖贤始终都思念着她。
1950年，一部名为《赵一曼》的电影横空出世，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少人都被赵一曼的革命事迹感动的热泪盈眶。
已经长大成人的陈掖贤自然也看过这部电影，并且深受感动，但此时他还不知道，电影中所讲述的革命英雄赵一曼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在此之前，他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名叫李一超，是一位共产党员，并且已经牺牲，而对母亲化名为赵一曼，在东北抗日牺牲的细节全然不知。
与陈掖贤类似情况的还有赵一曼的姐姐李坤杰，长期待在家乡的李坤杰也只知道妹妹的原名李一超，而不知道妹妹化名赵一曼，甚至不知道自己十分疼爱的妹妹已经牺牲，因此，许多年来，她一直在四处打听妹妹李一超的下落。
直到建国后，李坤杰才通过朋友打听到妹妹的儿子和丈夫的情况，得知了妹妹的儿子陈掖贤已经长大，在北京读大学，她的丈夫也在政府单位工作，李坤杰正是从他们父子口中知晓妹妹确已牺牲的消息。
1954年8月的一天，李坤杰的一位朋友给她寄来了一封信，信中说，她的妹妹李一超很可能就是牺牲的革命烈士赵一曼，接到信后，李坤杰又委托记者进行多方查证，最终确定了李一超就是当年的赵一曼。
这个消息很快被通知给了陈掖贤，陈掖贤在得知自己的亲生母亲竟是赵一曼时，震惊不已，他一直以为母亲只是一位普通的革命烈士，谁知道，竟是大名鼎鼎的赵一曼。
在得知母亲的身份后，陈掖贤立刻赶到了东北的烈士纪念馆吊唁亲人，当他在纪念馆内看到母亲写给自己的遗书时，这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忍不住嚎啕大哭，险些哭晕了过去。
过后，他又将母亲的遗书原原本本的抄在了自己的笔记本上，还用钢针和墨水在自己的胳膊上刻下了母亲的名字，以示自己永远不会忘记母亲的教导，永远发扬革命的精神。
对于陈掖贤来说，成为鼎鼎有名的革命烈士赵一曼之子，这既是一种荣誉，也是一份沉重的责任。
别样人生
相比于许多烈士的后代，陈掖贤这个烈士之子可以说是与众不同，不管是在性格上还是在生活上，陈掖贤都与正常人大不相同。
首先是性格上，陈掖贤的性格极度内向，和他一起工作的同事曾经评价道：陈掖贤性格沉闷，非常不喜欢讲话，经常愁眉苦脸的，看起来很是忧郁。
其实，陈掖贤之所以有如此性格，和他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在他很小的时候，母亲就把他交给了大伯抚养，大伯待他视如己出，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养育，从未向陈掖贤吐露过他的身世。
但是等到陈掖贤稍大一点的时候，他意外的从身边的人口中得知自己的“父亲”不是自己的生父，而是自己的大伯，这让陈掖贤很是受伤。
想到自己生活了这么多年的家不是自己真正的家，而疼爱自己的“父母”也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他顿时生出了一种寄人篱下的悲凉之感，从此也就变的越来越不爱说话，越来越内向。
除了性格上极度内向之外，陈掖贤在生活上也是有很大问题。比如他非常不注意个人卫生与个人形象，经常不洗澡不换衣服，有时连头发也不梳理，就那么一副蓬头垢面的样子去上班，引得同事们纷纷侧目。
根据他的同事回忆，陈掖贤很少主动收拾个人卫生，他居住的房子内垃圾满地，床上也没有被单、枕头之类的东西，只有一床破棉被，每天早上一起来，陈掖贤就把破棉被团成一团，堆在那里，从来不去叠它，等到晚上回来睡觉时，他就顺手拉过棉被，就那么盖在身上。
除了卫生以外，陈掖贤在个人财务上也是毫无规划，花钱总是大手大脚，往往是前半个月拿到工资大吃大喝，后半个月工资快用完了就缩手缩脚的过日子，有时候还弄到没有饭吃的地步，只能去向工会预支下个月的工资。
时间一长，他的领导和同事发现陈掖贤总是这样，不禁也替他着急，于是，他们专门找了一个同事去帮助陈掖贤打理财务。
这位同事也是十分的尽心尽力，每次发工资后，不仅帮陈掖贤买好饭票，还把剩余的零用钱分成好几份，隔一段时间给他一次，如此一来，陈掖贤每个月不仅能顿顿吃饱，而且还有零用钱可花。
但是好景不长，陈掖贤大手大脚的毛病很快又复发了，一次，陈掖贤路过一家宾馆，发现里面有卖零售的西凤酒，价格比寻常的酒贵了许多。很久没喝过好酒的陈掖贤忍不住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零花钱都拿了出来，买了一杯喝。
等过了几天，陈掖贤又去买东西时，才想起零用钱已经被花光了，于是，他只好去找同事提前支取下一次的零用钱，同事怕他再乱花钱，就不同意给他，为此，两个人闹的很不愉快。
从同事那里取不到钱的陈掖贤又想到了借钱的办法，去向其他人借钱花，等到下个月发了工资，他再还。这样一来，每个月还完欠款后，陈掖贤就剩不下多少钱了，再加上他不改乱花钱的毛病，很快就又搞的吃不起饭了。
同事眼见这一套方法执行不下去，也就不再管了，就这样，陈掖贤又恢复了从前那种状态，一到月底就要饿肚子。除了这些毛病之外，陈掖贤在婚姻生活也是搞的一团糟。
1957年，在领导同事的介绍下，陈掖贤与自己的学生张友莲结婚，但是由于婚前缺乏足够的沟通与了解，以及婚后的陈掖贤仍然保留着花钱大手大脚的毛病，因此两人的婚后生活总是矛盾与摩擦不断。
尤其是他们的大女儿出生后，随着生活费用的直线上升，两人的矛盾也是迅速加剧，再加上陈掖贤的工作使得他们总是聚少离多，为此，两人总是争吵不休。
在一次争吵中，陈掖贤实在忍受不了妻子的吵闹，于是，他一时激动之下提出了离婚，并且在两人离婚后，将孩子送给了四川的亲戚抚养。
离婚和孩子的离去，让张友莲备受打击，她也因此得上了精神疾病，需要常年住院治疗，作为前夫的陈掖贤也不得不去照顾，家庭的变故让原本就性格忧郁的陈掖贤变的更加的消沉，更加的内向。
恰巧这时，中国正值三年的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上下的物资供应都十分的紧张，尽管陈掖贤每个月的工资不少，但是除去妻子的治疗费和生活开支，陈掖贤也剩不下什么钱，再加上他那屡教不改的毛病，所以，他的日子十分难过，到了月底就要挨饿。
陈掖贤的父亲陈达邦此时正在国务院工作，看到儿子的生活如此困难，作为父亲，他实在是心疼不已，于是，他就带儿子到政协礼堂的餐厅花了七角钱吃了一顿“红烧狮子头”，原本这是父亲的一番好意，但却让陈掖贤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与迷茫中。
陈掖贤虽然平时缺点不少，但是同样也拥有许多优点，比如为人诚实，讲信用。每当同事问到他钱都花到哪里去的时候，他都会一五一十的回答，从不掩饰。
尽管他平时总是花钱大手大脚，最后只能向身边的人借钱，但是，一旦发了工资，他都会第一时间还，从不拖欠，这也是大家都愿意把钱借给他的原因。
陈掖贤的烈士之子身份被认定后，政府曾经通知过他去领母亲赵一曼的抚恤金，尽管陈掖贤那个时候很缺钱花，但是他依然坚定的拒绝了那一大笔的抚恤金。
他之所以这样做，正因为他记得自己是革命者赵一曼的儿子，他始终没有忘记母亲的教诲。
所以，当父亲带他到政协食堂去吃了那顿丰盛的“红烧狮子头”后，他才会感到前所未有的苦恼。因为在他看来，在如此困难的时期，自己就应该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吃一样的东西，这样才是人人平等。
在吃完那顿饭后，陈掖贤就匆匆告别了父亲，向自己家中走去。
回去的路上，他一直在想着刚才的那顿“红烧狮子头”，看着大街上衣衫单薄，面如菜色的行人，他只觉得羞愧不已，在大家都饿肚子的时候，自己却吃了一顿那么丰盛的饭菜，想到这里，他更觉得抬不起头，像做了贼似的低着头跑回了家中。
之后一连几天，陈掖贤脑子里都在想着这件事，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这让本就内向阴郁的他更觉烦恼。最后，他只能将这些想法告诉了自己的领导，希望能从领导那里得到一丝安慰。
领导在得知了陈掖贤的想法后，对他做了一番思想工作，告诉他，政协食堂是专门为照顾党外的民主人士而设立的，这是国家的统战政策，让他不要有太大的思想负担。
尽管领导已经解释的十分明确，但陈掖贤的内心却并未得到一丝安慰，性格内向敏感的他在这个问题上钻了牛角尖。他始终觉得，在这个困难时期，不管任何情况，任何人，都应该在衣食住行上保持一致，国家的一切领导人也全都应该如此，不应该有例外。
没有从上级领导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答案的陈掖贤，此时又冒出了一个想法，他要给最高领导毛主席写信，把自己的所思所想都写出来。
说干就干，打定了主意后，陈掖贤就开始行动了，他把自己的想法洋洋洒洒的写了整整一大页纸，还用《忆秦娥》的词牌名填了一首词，一并放在了信封中。
写完信后，就是最关键的一步，那就是要把信送到毛主席的手中，如果是一般人，或许会有些难办，但对于陈掖贤来说，这并不是一件难事，因为他此刻正暂住在中南海的姑姑家中，而他的姑姑就是任弼时的夫人陈琮英。
借着这个机会，陈掖贤直接派人把信送给了毛主席，而这封信也确实如愿以偿的到了毛主席手中。
不予追究
1960年的一天，正在看书的毛主席突然接到了秘书送来的一封信。
起初，毛主席也没有很在意，以为这就是一封普通的信件。直到秘书告诉他这封信不知是谁写的，送信的人还请他务必要看时，毛主席才觉得这封信很不同寻常，于是，立刻就拆开信看了起来。
当毛主席拆开信，读了几行后，他的心情一下子由疑惑变为了愤怒，因为写信的人在信里不仅明里暗里的指责国家的政策，还用《忆秦娥》的词牌名填了一首词来讽刺国家领导人。
尤其是《忆秦娥》这首词，毛主席自己也曾经用这个词牌名写过一首《忆秦娥·娄山关》，但那是为了激励长征中的红军，表达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而信中的这首词很明显不是在赞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而是在嘲讽国家领导人，这让毛主席顿时气不打一处来。
当毛主席看到信中结尾的署名是陈掖贤时，他立刻向秘书问道陈掖贤的身份，秘书也很快告诉他陈掖贤是赵一曼的儿子。
听到是赵一曼的儿子，毛主席顿时冷静了许多。接着，他向秘书问起了陈掖贤的生平事迹，当听说陈掖贤坚决不领国家给予的抚恤金时，毛主席对这个年轻人不禁多了一丝好感，况且，他的母亲赵一曼也是为革命牺牲的，从小缺乏母亲教导的陈掖贤写出这样的信也算是情有可原。
这么一想，毛主席的气一下子消了大半，冷静下来之后，他对秘书说道：“算了，不追究了。”
秘书听到毛主席这话，也是十分的不解，但看着毛主席此刻心平气和的样子，他明白毛主席这是认真的，于是也就按照毛主席的意思，没有追究陈掖贤的错误。
毛主席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在面对这种情况时，还能做到公平公正的处理，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一方面，这体现了毛主席对于革命者的敬重，另一方面，也展示了毛主席的宽容大度的领袖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