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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毛主席办公室里气氛有点紧张。只见毛主席正坐在椅子里，两眼紧紧地盯着手里的一封信，几乎要把这信给盯穿了。
越往下看，他的眉头皱得越深，脸上的愤怒和失望也越发明显，不一会，毛主席霍地站起身来，手指用力点了点桌面，指着信怒道。
“这个人真是无可救药了！”
很快，毛主席就对信的做了批示：撤职！开除党籍！共产党不需要这样的干部！
这究竟是一封怎样的信，竟会让一向宽和的毛主席如此怒不可遏？而写信的又是谁？
革命军功
给毛主席寄去信件的正是新中国的开国功臣--戴季英。
他早在1927年便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一名共和国的革命战士。
戴季英革命思想先进，才能出众，很快就被党派到了家乡湖北黄安县参与农民起义。
那时的国民党正在大力镇压共产党和革命群众，黄安县和麻城县的共产党员组织农民自卫军顽强抵抗，但这些党员革命经验不足，武装力量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直到中央在两县建立了中共县委，派符向一、潘忠汝等人领导，此时的戴季英也在领导班子里面。通过他们和组织里各方的努力，自卫军的力量逐渐稳定下来。
1927年11月，3万多名自卫军和武装群众在潘忠汝和戴克敏的领导下，响应党的“八七”会议里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号召，夺取黄安县，打响了当地共产党对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这次战斗仅用了一天就取得胜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麻起义”。当时的戴季英担任七里区农民起义军的总指挥，也是这场重要战斗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这支起义队伍后来被组建成了新的第七军，戴季英在里面继续当领导。不久后，国民党军队打了回来，起义军当时力量还不足，被迫退出了黄安县。
戴季英和其他领导人带领部队在周边建立了鄂豫边根据地，开启了游击战斗，继续对抗国民党。
在此期间，他从担任共产党在黄麻县的县委书记，到被任命为25军74师的政委，后又担任25军参谋长、省委委员等职位。
在领导根据地斗争时，戴季英不怕艰苦，一边抗敌一边组织群众参加土地革命。他积极和周围群众宣传共产党，为我军的壮大和根据地的巩固作出了很多贡献。
当时的郭家河和潘家河的两场战斗里，戴季英就是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郭家河战斗发生在1933年3月，国民党正在周边地区进行清剿行动，两个团的兵力刚到郭家村据守。
戴季英和吴焕先等人带领的25军就在周围，他们得知后，决定趁国民党军是新来的，对地方还没完全熟悉，根基也还没稳定，来个突袭，先将他们歼灭。
结果不出所料，半天时间，25军就以仅30人的伤亡取得了胜利，国民党被击毙100多人，被俘2000多人，我军收获了9门大炮、100多匹战马2000多支枪。
紧随其后的第二个月，潘家河战斗便打响了，此时的25军正在郭家河附近，准备进攻罗山县的卡房，这时国民党指挥官决定用4个师的兵力从东、西、南三面包围25军，企图歼灭25军。
戴季英和吴焕先收到情报后，当即作下了决策：
放弃进攻卡房，趁东、西两面的敌军还没包围过来时，集中我军兵力，先迅速歼灭冒险快进的敌军第13师右纵队。
战斗开始时，我军一部分兵力先佯攻鸡公寨，另一部分兵力占领黄石岩制高点，把部分敌军歼灭在倒水河东岸。接着用2个师的兵力攻击潘家河增援的敌军，逼他们回头，后再次猛烈进攻鸡公寨。
这时的敌军以为是遇到红军主力要渡潘家河了，于是赶紧率领剩下的部队掉头离开了潘家河。这次的胜利，我军打得国民党军不敢前来策应，让国民党想包围并歼灭25军的计划宣告破灭。
这些战斗的胜利让戴季英成了名将，25军也因此迅速扩大，但这时有些领导就有些飘了，竟作出了强攻七里坪的决定。
要知道，七里坪可是国民党的军事要镇，敌军人数众多、武器充足且防线很牢固。
那场战斗持续了一个多月，我军在战斗中损失很大，而后很快国民党又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围剿，刚损失不少兵力的25军与敌军力量悬殊，因此受到了重创。
这次的失败，我军部分领导人最后把责任归于“军队内部存在敌人，存在思想不正确分子”。
从而导致军心不齐，所以这些领导提出了，要在根据地内开展肃清内部敌人的“肃反”运动。
戴季英成为了肃反运动的支持者和执行领导，也是那时开始，他性格上的自大和固执慢慢显露出来，思想也越来越偏执。
肃反运动
当肃反运动在25军展开后，一时间党内到处都是“反动分子”，甚至出现前方在积极打仗，后方戴季英正带着人积极“肃反”的现象。
他把很多在工作中存在不同意见，或出生富裕家庭的党员和干部，都当成了“反革命分子”给抓了起来，把这些他们脑子里臆想的敌人都给混乱的一刀切了。
其中有不少干部都是在没有真实证据的情况下，被他们用逼供等手段定罪，而后杀害了。
据后来统计，25军在经过肃反后，仅剩下6000多人，那些被杀的人里有很多优秀的干部，可他们却不是死在敌人的枪口下，而是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后来的人们在回想起这场灾难时，都讳莫如深。
有一次，戴季英把一个团的政委、参谋长等49名党员干部都捆绑起来，扔进屋子里不让人靠近。而他则带着人对那些干部严刑拷打，逼供，非要他们说出口供，承认是反动分子。
那些党员干部坚决不说，戴季英却还坚持自己的想法，也不去详细调查，最终他一意孤行地认为这些人都该清理掉，在逼迫他们得出了“口供”后，他就让人把这49个党员干部都杀光了。
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件，冤杀、错杀不断在25军里出现，这让军里的党员干部不仅要受到了战斗伤亡的威胁，还要饱受自己人的怀疑和摧残，那时的25军到处人心惶惶。
后来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戴季英决定带领25军主力西移，以策应北上中央主力军。这期间，他大胆挺进，捣乱敌军后方，特别在到达回民区时，他为我军做了很多工作。
不得不说他对地方作战还是很有方法的，他尊重当地习俗，消除当地群众的顾虑，同时宣传共产党救国的思想，让我军受到了当地回民的欢迎。
这些工作带来的成果，也让后来到达的中央领导对他给予了很大的称赞，以至于戴季英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做法都没有错。
在进入陕北与刘志丹的26、27军会合后，在那里，戴季英继续搞起了他的“肃反”事业。而他这次的“肃反”，矛头竟然对准了刘志丹。
陕北领导里有些领导与刘志丹政见不合，污蔑刘志丹与国民党部队秘密勾结，说他是“反革命”。
戴季英当时任职保卫队长，还没搞清楚状况，他就决定先把红26军营以上的干部关起来，而后他再秘密写信给团保卫部，让他们把刘志丹抓起来。
刘志丹在半路刚好碰到了传信的士兵，看完信了解情况的他为了党的团结，没有离开，还是决定回到了部队，可刚回到部队他就被抓了起来，由戴季英亲自审讯。
刘志丹在审讯时坚持原则，没有承认罪行，戴季英多次用刑逼供，还把刘志丹的妻子和年仅5岁的孩子都抓进了劳改队。
很快，戴季英他们就给刘志丹定了“罪状”。把刘志丹吸纳国民党中一些爱国分子说成了“投降主义”；把刘志丹给富农生路说成了“富农路线”等等。
其实这些都是当时党中央的思想，刘志丹只是正确执行而已，可是戴季英他们没有正确理解中央的指示，不讲究事实，暴力执法，全凭自己的臆想去给党员干部定罪。
这种捏造事实、一味追求功绩的行为引起了26、27军的不满和怀疑，很快军内便爆发了冲突。
当地群众听说这些革命领导人是“反革命”，简直不敢置信，害怕待错了队伍，开始纷纷出逃，而真正的反革命分子趁机出来捣乱。当地红军迎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根据地也就此出现了严重的“缩水”。
直到中央红军到达了根据地，毛主席在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下令停止抓人，让中央保卫局人员接管了戴季英的工作。
最终经过中央调查员的仔细审核，发现刘志丹的罪名大多都是戴季英他们逼供出来的假口供，还有一些是反动分子蓄意谋害的假证据。
最终结果，刘志丹被放了出来并恢复了职务和工作。
就这件事，中央领导严厉批评了疯狂搞“肃反”的戴季英等人，但戴季英还不服，借口为自己辩解，领导怒批他们是“疯狂病”，严词训斥像他们这样的“真革命”不要也罢。
最后戴季英被处以严重警告处分并撤销了职务。
这是戴季英革命生涯里的大错误，如果他当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那以他的军功，建国后应该能进入中央工作，可惜戴季英并没有。
坎坷命运
戴季英在“肃反”错误后，虽然遭受到了严厉的处罚，但他的军事技能还是强悍的，是以仍留在了部队继续战斗。
1937年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戴季英担任第4支队的副司令员，他发展壮大队伍，积极推动部队向皖东、皖中挺进，深入敌后，有策略地打游击，带领第4支队多次重创敌军。
期间他指挥的半塔保卫战取得胜利，受到中央领导的肯定。其后的解放战斗中，他担任中原军区第一纵队政委，著名的“中原突围”里，他就是指挥领导之一。
戴季英的战绩可以说是很显赫的，对此，他也很自信，而且解放前他在军队里的领导位置，也的确在一步步上升。
但对于之前肃反的错误，他却没有很重视，甚至都让他抛之脑后了。他只记得了自己的军功，觉得自己会越来越靠近中央，但事实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了。戴季英被任命为省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对于这个职位，中央是综合考虑了他的军功和他之前的错误思想而定下来的，但他对此很不满意。
他认为自己在解放战斗中一直是军中的重要领导，解放后应该分到更重要的岗位，起码得是省委书记。
戴季英并没有反思自己这种过分看重权势的思想，是不是适合更高的职位。他自认为是解放事业的大功臣，却没想到很多跟他一样优秀的功臣都已经默默接受党的安排，继续为新中国作贡献了。
带着不满进行工作的戴季英，多次公开与省委干部闹矛盾，并进行言论攻击。省委对他提出了中肯的劝诫，他却听不进去。
在他思想里，这些省委就是“教条主义”，是对他的刻意打压。
怀着这个偏执的思想，戴季英决定越过省委，直接写信给身处中央的毛主席。文章开头毛主席手里拿着的那封信，便是戴季英写的。
他在信中用语言攻击省委，发泄他对领导的不满，质疑他们的决定，还在信里强调自己的战功，而对于自己的错误思想，是一点都没有提到，反而还直言自己要做省委书记。
对于这个自我自大、犯错却不反省，还一味追求权位的戴季英，毛主席怒了！
他当即便下达了批示：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永不启用。
就这样，满心自信地认为自己会升职的戴季英，被现实狠狠打了一巴掌。
不久后开除命令下来了，戴季英被送回老家反省，同时他的生活起居也被监视起来，后来更是被羁押到了郑州，原本美好的政治生涯也就此断送了！
1960年，戴季英被判了15年的刑，1975年出狱，那时刚好又碰上特殊时期，出狱后的他仍然被监视着。
后来，一些原来25军里跟戴季英一起战斗过的老红军，都替他求情，希望中央能让他像普通老红军一样，有个自由无忧的晚年。
通过中央的商议，1982年戴季英恢复了自由，直至1984年才得以恢复了党籍和省级干部待遇，就此安享晚年。
戴季英对新中国的付出，中央没有忘记，人们也不会忘记，1997年出版的《中国军事百科全书》里，就称戴季英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客观肯定了他的功劳。
对于戴季英的错误，有不少老红军为他不平，历史上对此也有很多的争议，但不管他对这些错误负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他都错杀冤杀了很多革命战士，这个污点在他身上是永远无法抹去的。
戴季英的前半生为革命拼命，他的诸多贡献能让他一生都身居高位，可是他思想上的缺陷却决定了他最终与这些无缘。
他过于狂妄，个人观念太重导致思想都走偏了，更可悲的，还是他过于固执，不听别人劝诫，做事一意孤行，这些态度都是导致他后半生坎坷的原因。
每每提起戴季英，很多人只能一声叹息。他的功，我们肯定，但他的过，也必须由他自己背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