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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清朝的八大“铁帽子王”之一、肃良亲王爱新觉罗·隆懃在北京去世。
其子爱新觉罗·善耆继承爵位，成了新一任的肃亲王。
1898年的清廷，已经是风雨飘摇，山河破碎，黎民蒙害。
与大多纨绔的八旗后代子弟不同，善耆继位时方才32岁，正是年富力强，大展宏图之际。在效力清廷时，善耆也果然做到了励精图治，锐意进取。
可惜延续了二百多年的清廷已是腐朽没落，天数将至，任凭善耆如何力挽狂澜，也终究挡不住辛亥革命的火苗席卷中国大地。
在清廷覆灭之后，善耆积极奔走，企图为已经被埋入土中的清廷招魂。
1916年，袁世凯在举国声讨中郁郁而亡，与之一道死去的，还有善耆的复辟野心。
他不得不承认，共和体制深入人心，封建帝制已经无法在中国继续施行下去了。
晚年，自知复辟无望的善耆，将自己的子女都送到了国外，并叮嘱他们，终生不许做中国的官，终生不许为中国的民。
善耆本为辅国良臣，为何在人生晚年却对中国有如此大的恨意？
他的某位女儿又做了什么，而招致了千古骂名？
栋梁
1866年，善耆出生在北京的肃亲王府，身为王爷之后，善耆自小的生活自然是钟鸣鼎食，锦衣狐裘。
但与一般的八旗贵族子弟不同，小善耆每日不但无法出去和其他的伙伴提笼架鸟斗蛐蛐，而且还要被折腾的筋疲力尽，甚至一身外伤。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善耆的爷爷、肃格亲王华丰崇尚习武，他不仅自已练武，甚至还要求自己的儿孙也要练就一身好的体魄。
正巧清末著名武术家、八卦掌创始人董海川此时正在肃亲王府担任客卿，身为华丰的长孙，待到小善耆稍稍长大，董海川就亲自担任起了小善耆的武术教习，教他功夫。
也许是因为从小习武的缘故，与同龄人相比，善耆显得更为成熟，更为稳重。
二十岁这年，善耆被光绪封了个二等镇国将军。这二等镇国将军，与其说是军职，倒不如说是个爵位，而且基本上只封赏给铁帽子王的后代。有了这个头衔，下一步就是顺理成章地接替祖辈的王爷爵位。
1898年，隆懃因病去世。在为父亲守孝一年之后，年仅三十二岁的爱新觉罗·善耆正式被清廷册封为第十代肃亲王，也是清廷的最后一代肃亲王。
短短十余年后，清朝，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国家，就将轰然倒塌。
善耆刚刚继任，就已经感受到了清廷此时的焦头烂额。义和团运动正在各地兴起，北京城内的八旗贵胄们和几十年前如出一辙，抽大烟，逛戏园。
内政一塌糊涂之外，外国列强还不忘盯着中国这块“肥肉”，各种欧陆的弹丸小国也想来中国土地上分一杯羹。
1900年，北京城的大门被八国联军用炮火轰开，慈禧太后携着皇帝光绪仓皇出逃。在慈禧西逃途中，肃亲王善耆被任命为御前大统领，负责贴身保护皇族安全。
善耆虽然对时局多有不满，但对皇族的忠诚却丝毫没有改变。逃亡路上，善耆处处亲力亲为，将慈禧伺候的无微不至。
也正是在这八十多天的西逃路上，善耆的能力得到了慈禧的赏识，等到李鸿章和洋人谈判出了结果，慈禧再度回京时，善耆马上就被委以了重任。
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进城后肆意烧杀劫掠的过程中，肃亲王府的所有财物不仅被洗劫而空，连带宅邸都被一把大火烧了个干净。
为了嘉奖善耆西逃途中的表现，也为了弥补肃亲王府的损失，慈禧破格任命了善耆崇文门正监督，官居三品。
崇文门正监督相当于是北京的税务总管，负责管理一切出入京城的货物的赋税。这个差事是个人人垂涎三尺的肥缺，上一任监督奕劻就在这个位置上贪污了上百万两白银。
为了方便善耆捞钱，慈禧还特意下令上缴税款可由历年的30万两降为12万两，意思再明显不过，多出来的钱财善耆尽可揽入自己腰包，且没有任何节外生枝的地方可供担心。
然而，慈禧如此一番“美意”，善耆却并没有领情。在上任之后，善耆就开始大刀阔斧的整顿税收体系。
他减少中间环节，改由负责官员直接收税，还革职了许多满清权贵塞进来的“关系户”、“二世祖”。
种种举措下，仅在一年时间里，京城的税务风气就为之一清。来往做生意的商人百姓因省去了上下打点的费用，商业运送更加繁荣。
而由于减少了中间克扣的数目，经结算后，崇文门监督一年所收的税金竟然有60万两之多，可想而知在此之前京城官场的贪腐之严重。
对于这笔60万的税金，善耆也没有收进自己怀中，而是一分不落，全部上缴给了国库。善耆的这个做法自然是利国利民，于各方都有利处，只有满清权贵觉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侵害。
利益驱使下，满清这帮权贵们开始勾结起来，上书弹劾善耆。清廷迫于压力，不得不做出回应。
1901年底，善耆被免除了崇文门正监督一职。
1902年，罢官的善耆又重新得到清廷起用，任工巡总局管理事务大臣。善耆并没有因崇文门正监督一职被免而心灰意冷，在新的官职上，他依旧殚精竭虑，为清廷的延续呕心沥血。
在担任工巡大臣期间，善耆也确实做了不少的实事。这其中首要的便是整修王府井。在此之前，王府井不过是一狭窄的陋巷而已，道路坑坑洼洼，两边的店铺也只有寥寥数家。
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位于王府井南面的东交民巷被化为了租界，成了西方列强们的“使馆区”。由于出入的洋人变多，善耆意识到这里经过开发之后完全有可能成为一处商业热地。
经过一年时间的整修，善耆不仅将王府井整段的道路拓宽，拓平，还在这里建成了个巨大的东安市场。一时间，京城各大商号纷纷入驻王府井，短短一年之后，王府井就成了当时的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地段之一，为清廷带来了巨额的税款。
1905年，清廷与国内改革派达成妥协，开始改革官制。在六部之外，还新成立了一个民政部，负责管理全国范围内的警政、卫生、市政等方面的事务。
因为要渐渐取代旧的官制，所以新设立的民政部的权力可谓大到了极点，如此一来，谁来领导这个部门，就成了慈禧和改革派们的争夺焦点。
最终，民政部的首任尚书，毫无争议地落在了善耆的头上，即便是改革派，也不得不承认善耆的能力和官品。
在民政部的位子上，善耆继续沿袭了他此前的一贯风格，大胆创新，锐意进取。面对虎视眈眈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党们，善耆并没有避而远之，反而大量的提拔，任用这批人。
照理说，身为满清贵族的善耆，无论如何也和这些改革派们走不到一起去，双方天然的阶级对立本应让他们互为死敌才对。
但是在善耆看来，这些改革派们虽然口中叫着要改天换地，可毕竟还是效忠国家。而那些坐吃山空的满清贵族，才是“大清”真正的蛀虫。
因此，为了压制满清贵族里的保守派，善耆任用了大量具有维新思想的革命党人。
这其中不乏有同盟会的成员，善耆的这种做法，虽然本质目的还是为了维持清朝的统治基础，但客观上也推动了革命思想的进一步传播。
复辟
即使在清朝末期，不乏有左宗棠、善耆、胡林翼这样的辅国良臣，但苟延残喘的清廷依旧无法对抗时代的洪流。
1912年，辛亥革命爆发，全国各省纷纷响应，绵延了二百六十七年的大清朝轰然倒塌。
革命成功后，革命党人们并未向西方那样对满清皇室成员进行清算和制裁，反而是提供了优厚的保障。例如末代皇帝溥仪，就可以继续住在紫禁城里，不用被赶出深宫。
清朝灭亡之后，不愿意接受事实的善耆携全家老小逃到了旅顺，在这里密谋如何光复大清。
至于为什么来到旅顺，这是因为在八国联军侵华期间，一名叫川岛速浪的日本间谍说服了德军停止炮轰紫禁城。
善耆回来后，听说了此事，自然是对川岛速浪大为感激。因为紫禁城不仅是清帝居住的场所，更是皇家的象征，如果毁于炮火，那么大清国本就所剩无几的底蕴将会变得更加捉襟见肘。
善耆登门感谢，川岛速浪也是有意结识，就这样一来二去，川岛速浪和善耆就成了好朋友。
清朝灭亡之后，善耆还想纠集各地的保皇党力量，企图复辟。川岛速浪觉得可以利用这一点，分裂中国，为日军侵华做准备，于是就邀请善耆来到了已经处在日军铁蹄之下统治的旅顺。
1912年6月，善耆在东北组建起了一支“勤王军”，准备施行“满蒙独立计划。”
善耆计划，一旦起事，勤王军应由东北和内蒙两个方向同时“杀向”北京，以雷霆速度先收复北京，救出清帝溥仪。
再打出旗号，以大清正统之名，恩威并施，收复诸个行省。
就在善耆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时，却突然传来了一个坏消息。在公主岭，装载日本人卖给善耆的武器的火车被奉系军阀吴俊升给劫了，善耆耗费巨资购买的武器，到头来反倒武装了奉系军队。由于缺少武器，善耆的满蒙独立计划也因此宣告失败。
第一次复辟失败之后，善耆并没有善罢甘休，他密切关注国内局势，等待合适时机。1915年，袁世凯称帝，全国各地纷纷通电反对，北洋政府离心离德。此时，远在旅顺的善耆感觉时机来临，再一次开启了复辟计划。
为了吸取上一次的教训，这次善耆将武器分批次，从不同的路线分别送到了复辟军手中。
此次复辟，由蒙古的巴布扎布军队和辽宁千山的满清部队为主力，善耆计划先彻底控制蒙古和东北三省，再逼取北京。
正当善耆紧锣密鼓地准备复辟事宜时，袁世凯却突然暴毙身亡。
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再无一人敢僭越称帝，善耆原来的“扶清讨袁”口号也失去了号召力。
而且在袁世凯死后，日本人也看清了清政府已经失去了在中国的正统地位，不再具有利用价值。
于是日本人转头开始在北洋军阀里寻找新的代言人，善耆就这样被放弃了。失去了日本人的支持，善耆心中复辟大清的图景，也彻底成了云烟。
两次失败的复辟运动，让善耆的家财几乎耗尽。此时的他已经五十多岁，郁郁寡欢之下，竟就此一病不起。
心中无念的善耆将自己的子女都送到了国外，除了少数几个儿子留学欧洲之外，大部分都东渡重洋去了日本。
在送子女离开时，善耆只对他们交待了一句话：“今生不许在中国政府内担任公职，也不准成为中国公民。”
千古骂名
善耆是大清铁帽子王，他的子女本应都是世子郡主，终生享受清廷供奉。
现在革命党人推翻了清朝，他们这种既得利者对革命自然也是恨之入骨。
因此当善耆说出那两个要求之后，他的子女们纷纷点头答应，并没有反驳。
善耆的子女，后来也大多在外国安家生子，成为了一介安民。
可唯独有一个女儿，在十年之后竟成为了中国人恨之入骨的大间谍，她就是川岛芳子。
说起川岛芳子，她原名爱新觉罗·显玗，6岁那年，他被父亲善耆送给了川岛速浪作养女。
1913年，川岛速浪带着显玗回到了日本，并更名川岛芳子。由于从小父亲的教育，和在日本长大的经历，川岛芳子一直未将自己当成一个中国人，而是认为自己是日本人，更是一个复仇者。
1927年，川岛芳子回到了中国，并和蒙匪巴布扎布的儿子甘珠尔扎布结婚，企图继续完成她父亲的遗志，策动满蒙独立。
不过川岛芳子和他已故生父善耆不同，善耆的目的是恢复清朝统治，与日本是相互利用。而川岛芳子作为一个日本间谍，则处处受到日本军部掣肘。
巴布扎布本是蒙古皇族，后来跟善耆同流合污，意欲复辟大清，他好当这个“从龙之臣”。然而在失去日本人支持，善耆又病死之后，巴布扎布就再没有扶清的意思，而是一门心思想要策动蒙古独立。
1928年，川岛芳子参与策划了皇姑屯事件，成功暗杀了奉系首领张作霖。张作霖是抗日最坚定的北洋军阀之一，除掉了他，日本侵占东北的计划就少了许多变数。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正式拉开了侵华的序幕。在这一切策划的背后，川岛芳子利用她的身份，给日军输送了不少的情报。
1932年，在日本的扶持下，溥仪秘密从北京出逃，来到了长春，并建立了伪满洲国。而川岛芳子，则成了伪满洲国的“安国军总司令。”
不过在建立了梦寐以求的“满洲帝国”后，川岛芳子并没有感到开心。因为在日本的构想中，伪满洲国只是用来分化中国的工具，只是个傀儡政权。川岛芳子认清这个事实后，不时的会公开批评日本的对华政策，这引起了日本军部的不满，随即就将她调回了日本本土。
在日本本土，川岛芳子也没有放弃在中国大陆的间谍活动。她一手建立的谍报组织-东兴楼饭店，继续活跃在各方势力之中。
1936年，借助东条英机谈判之机，川岛芳子重新回到了中国，继续为日军效力，直到日本战败。
1948年，川岛芳子因其间谍罪、谋杀罪、汉奸罪等诸多恶行，在北平被国民党枪决，死时方才41岁。
纵观川岛芳子的一生，虽然充满了血腥、罪恶，但究其本质还是她的父亲善耆的错误培养。从小便给子女们灌输了复辟清廷的理念，又在女儿六岁时将她送给日本间谍。
无论是善耆，还是川岛芳子，两人“努力”一生，终究也没能让腐朽破败的清王朝再度诈尸。
因为一个王朝的覆灭，是历史的选择，更是人民的选择，而在以善耆为代表的满清遗老的心里，却满是“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狭隘的偏见。
从这一点来说，父女二人自从决定为清廷招魂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后面失败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