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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谁去把这‘300多亿’我的存款找出来，我只要留下1%就够了，其他的我都捐献给国家！”
“我的私心把大家耽误了，但是我不后悔，人嘛总得有点儿志气！”
面对非议，曾经连任四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的邓朴方表现得极其坦荡而自信。
从籍籍无名、热心推动残疾人事业时的“全国最大贪污犯”。
到如今各种荣誉加身、拿到一堆“国际组织奖”时的“靠邓老上位”。
作为邓小平长子的邓朴方是如何能做到“面不改色”，几十年如一日地冲锋在“残疾人事业”前线的？
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
想了解邓朴方故事的老铁们可以在评论打上“想知道”，精彩马上为您揭晓！
特殊的成长环境
1944年4月16日，伴随着一声划破长空的啼哭，在山西省左权县的麻田村里迎来了一位刚出生的男宝宝。
“胖胖、胖胖！”
许是因这孩子一生下来就胖乎乎的招人爱，所以大家伙都乐意喊他“胖胖”。
对此，身为父母的邓小平夫妇不但不觉得气恼，反而喜闻乐见地跟着大伙一块儿叫开了。
“我家奶云就拜托给你了！”
然而刚过了没几个月，胖胖就被父母“狠心”地送到了麻田附近的云头底村。
他们在这里给胖胖找了一位合心意的奶妈，并为此给他取了个乳名“奶云”，意即“奶在云头底村的孩子”。
事实上，作为家中的第一个孩子，身为父母的邓小平夫妇，自然是巴不得能把他随时带在身边的。
然而面对着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肩负着“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麻田八路军总部工作”任务的邓小平和妻子卓琳，只能无奈地做出“送走孩子”的决定。
“我们会隔三差五地过来看看孩子的！”
临走前，卓琳依依不舍地亲吻着胖胖的额头，而后又跟奶妈郭金梅约定好要经常过来看孩子。
“奶云、奶云！”
看着奶儿的微笑、酣睡、好动，郭金梅感觉自己的生活又充满了奔头和幸福，而她那因为“小女儿夭逝”所产生的无限悲痛，似乎也在无形中被驱散走了。
“叶儿，打从明儿个起，你就不要去念书了吧？”
“为啥？”
面对母亲没来由的一句话，郭金梅的大女儿秀叶顿时感觉摸不着头脑了。
“白天我要去地里干活，没法儿带着小奶云，要是你能在家里帮着为娘...”
“娘，我听你的！”
就这样，14岁的秀叶辍学回了家，和母亲一起交替看护着小奶云。
在这期间，邓小平夫妇一有空便骑着马从总部过来看看，“你们母女辛苦了！”
看着被养得又白又胖的小奶云，邓小平夫妇心里是说不出的感激。
不知不觉一年多过去了，小奶云也已经开始了“咿呀”学语，而就在这时，邓小平夫妇接到了要转战河北的命令。
于是他们只好和郭金梅母女告了别，带着小奶云一同前往河北涉县赤岸工作。
“咱们的孩子‘奶云’也快2岁了，是时候给他取个大名了！”
“既然他也出生在太行，我们就叫他邓太行吧！”
这天邓小平夫妇难得的有了一点空闲，于是两人赶紧商讨起了儿子的“名字”问题。
“哪能都叫太行啊！”然而面对丈夫如此“随意”的取名方式，妻子卓琳显然并不满意。
“司令员，你的儿子‘刘太行’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孩子起个名！”
此时卓琳又把难题抛给了身后的好友、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
“谁都知道‘刘邓不分家’，你就给起个名字吧！”邓小平闻言也是心里一动，赶紧顺着妻子的话又补上了一句。
“你们看这几个字如何？”
见对方都把话说到了这份儿上，刘伯承元帅也就不再推辞了，“朴实方正！”
邓小平夫妇异口同声地念了出来，“好，就叫他‘邓朴方’了！”二人当即敲定了这个名字。
“朴方、朴方！”就这样，在父母和长辈期盼的目光下，邓朴方健康茁壮地成长了起来。
“到家咯！”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邓小平夫妇也终于结束了“走南闯北”的军旅生涯，于是带着一家老少迁到了北京城。
“朴方，你爸爸是啥官？”
一转眼邓朴方就上了小学，而在当时的学生里面都流行着一种不好的风气——比谁的爸爸官大。
“我爸爸是什么，我不知道！”
话一说完，邓朴方顿时就有了“低人一等”的感觉，于是他难为情地低下了头。
事实上，邓朴方真的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什么官，而他的母亲也没有给他讲过父亲到底任的是什么职位。
“朴方，你爸爸是财政部长！”
直到邓朴方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才终于有人跑来悄悄地告诉他，有关于他爸爸的事情。
不仅如此，等他后来到了十三中读书，身边的同学们也都不知道他父亲的身份。
直到有一次他去向老师递交“入团申请书”的时候，老师们这才惊讶地发现“邓朴方竟然是总书记的儿子”！
至此，有关于他“高干子弟”的身份才逐渐地在同学们中间传开。
对此，邓朴方却表示“这没什么”，毕竟从小到大他都是在和一帮平民子弟一块儿玩的。
至于“等级、不等级”的，朴实方正的他头脑里真的没有这种的概念。
1962年，品学兼优的邓朴方被学校选为了“上大学的保送生”。
然而执拗的他最终还是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考试，并且以六科总分数540分的好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以后我就去深山里面工作吧！”
怀抱着“科学家”梦想的邓朴方，此时正一心憧憬着未来的理想生活，却不料前面正有一场浩劫在等着他！
天降大任先苦心志
1966年，也就是在邓朴方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一场动乱开始了。
没过多久，他的父亲邓小平工作就发生了调动，邓朴方以及姐姐邓林和妹妹邓楠，都因此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1968年春，因父亲的“问题”被不幸牵连到的邓朴方在北大校园里遭到一伙学生关押。
而为了能够撬开邓朴方的“嘴”，继而达到栽赃陷害的目的，这伙人无所不用其极。
“说！你跟‘邓小平’是什么关系？你知不知道有关...”
在这间曾经被放射性物质污染过的实验室里，邓朴方几乎每天都会受到这些学生漫无止境的逼问。
为了能够进一步达到罪恶的目的，他们采用了各种卑劣的手段，使得邓朴方无法吃饭睡觉，甚至不能自由坐下和起立。
“我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
就这样，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忍受监禁长达四五个月的邓朴方最终写下了一封绝命书，然后跑到三楼的窗户口一跃而下。
然而一心求死的邓朴方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身体会在做“落体”运动的过程中，被空中的一根铁丝于腰部拦了一下，之后他就顺势翻了一个滚。
“嘭——”
随着一声重物落地的闷响，邓朴方的背部结结实实地砸在了地面上，紧随其后的就是他的脊柱第一腰椎和第十二胸椎骨折断了。
“唔——”躺在地上的邓朴方不自觉地呻吟了一声，紧接着就彻底地昏死了过去，而当他再次醒来时，人已经躺在了北医三院的病床上。
正所谓“哀莫大于心死”，劫后余生的邓朴方并不庆幸自己能“奇迹般”地活下来，“求死不得死”的他每天只做一件事，那就是双眼空洞地盯着头顶上的天花板发呆。
“现在他的胸部以下完全失去了知觉，已经形成了高位截瘫！”
而由于邓朴方的治疗一直被拖着，最终导致他的病情已无法可逆了。
此时，被下放到江西工作的邓小平夫妇在几番打听下，辗转得知了邓朴方被迫害致残的消息。
悲痛欲绝的母亲卓琳一连哭了3天，而其父邓小平没有流泪，只是默默地一支接一支地抽烟。
1971年6月，在父亲邓小平的多次争取下，中央最终同意并把邓朴方送到了江西。
然而等到父子俩好不容易见上了面时，二人却都是相顾无言。
“我来吧！”
自从来到江西以后，邓朴方感觉最难熬的就是夏天，生活不能自理的他每天都需要有人为他擦澡、换衣服。
而当时母亲的身体也不好，于是作为家里主要劳动力的父亲主动挑起了这一“重担”。
“老邓，过来搭把手！”
每次擦澡前，母亲卓琳总会先去将水热好，再来叫父亲，然后两人帮着一起把邓朴方抬到洗澡间里。
而做起事来异常认真负责的父亲，往往在好不容易擦干净了儿子的身子后，自己又会出一身的汗。
每逢看到此情此景时，邓朴方总会感觉心里酸酸的，眼泪差一点儿就跟着下来了。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痛定思痛后，这个早已被开除党籍、成了“废人”的年轻人开始重新思考起了自己的人生。
1972年4月，获准回京的邓小平立即请求中央“让邓朴方接受治疗”。
而过了没多久后，邓朴方就在妹妹邓榕的陪同下住进了301医院。
邓榕
“邓朴方永远也无法站起来了！”最终他们等来的却是专家的“残酷”宣判。
“这题应该这样解才对嘛！”
然而回到家后的邓朴方没有再颓废下去，他一面在家里为弟弟妹妹们补习功课，一面又坚持着每天去北京无线电厂上半天的班。
除此之外他还坚持锻炼身体，想方设法地让自己能多运动。
此时“一心向着光明”的邓朴方不会料到，厄运不久后又一次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1979年初的一天早上，常年照顾邓朴方的李大姐，突然发现他的背后鼓起了一个大包。
起初，邓朴方也没有太在意，毕竟自己也感觉不到什么疼痛。
然而就在他随意地动了动身子时，他的背后颈椎骨却开始“嘎巴嘎巴”地作响，这下一家人都开始慌了。
“这种情况很危险，一个不注意就会危及生命！”
在医院的走廊下，医生简单明了地说明了情况，“我儿！”母亲卓琳闻言情绪顿时就失控了起来。
“目前国内能治吗？”
沉默良久的父亲邓小平问出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兴许能去国外试一试！”医生宽慰道。
1980年9月，充分考虑了医生建议的邓家人带着邓朴方飞往了加拿大接受外科手术。
之后，在医生一系列类似于“凿铁壁”的动作后，接连输血9000cc的邓朴方终于能直起腰来了，此时的他整个上身都成了“钢筋铁骨”。
满腔热火照亮他人
“我要早点儿返回国内！”
这次的就医经历让邓朴方品味到了新的人生，同时他也感受到了什么是人道精神，什么是理解、帮助，以及什么是康复。
推己及人的他立时就想到了，国内那些数量众多的残疾朋友，于是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回去为他们做一点事情。
就这样，满怀“生的希望”来到加拿大的邓朴方，这次又载着满腔的“热火”匆匆回到了国内。
“妈，我想做‘康复中心’，帮助那些像我一样的残疾人！”
每逢做大事必向父母征求意见的邓朴方，这次也不例外。
“那敢情好啊！”母亲卓琳欣慰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而一旁的父亲邓小平则是没有作声。
“是这样，我的儿子现在要做这个事情，希望您能多帮帮这个孩子！”
这天母亲卓琳拨通了民政部长崔乃夫的电话，并且和对方聊了很久。
临了时她诚恳地说出了自己的请求，并且叮嘱对方“不要告诉朴方！”
1983年，原本只想要成立一个残疾人康复中心的邓朴方，在深入了解了中国残疾人的状况后，他决定把“残疾人的福利工作”当作是一项长期的工程。
因此还在病床上的他和其病友开始向全国政协和人大呼吁：
建立“中国伤残人康复研究中心”和“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提案最终获得了通过。
1984年3月15日，在邓朴方和病友王鲁光经过7个月艰苦卓绝地筹备工作后，“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隆重成立了，邓朴方在其中任副会长。
“中国需要人道主义！”
第一次出席理事会时，邓朴方就勇敢而无畏地喊出了建国以来震撼人心的第一声，并且在此后的20多年里，他也是走到哪里，就拼命地推“人道主义”到哪里。
“没有‘人道主义’就谈不上‘社会主义’！”
就这样，在邓朴方的大声呼喊中，人道主义思想逐渐开始深入人心。
同年，随着邓朴方坐着轮椅不断奔走于国家计委、教育部、劳动人事部、民政部，两份特急电报被签发，此举促成了全国高校共录取残疾考生301名。
1988年，在邓朴方等人的倡议和推动下，“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成立了。
至此，中国的6000万残疾人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统一组织，而邓朴方在其中担任主席团主席和党组书记。
这一年，为了给残疾人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国务院还特别批准成立了“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等经营机构，然而这种做法却给邓朴方本人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他是全国最大的贪污犯！”“他在海外有高达‘300多亿’的存款！”“他家库里都是汽车！”
那个时候，因为康华公司的生意比较“红火”，很多眼红的人就在背地里各种诋毁、造谣邓朴方，妄图把他“拉下马”。
一开始，邓朴方也没有太在意，因为他相信“清者自清”。
然而当社会的舆论愈演愈烈时，邓朴方这才领教到谣言的破坏力，于是他不得不召开记者会来专门澄清此事。
“我把公司上交给你们了！”
此后，为了能够一心一意地来做残疾人的工作，邓朴方毅然决然地把自己名下的公司上交给了国务院。
“我自认为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人道主义是当代...”
2003年12月10日，邓朴方在联合国“人权奖”颁奖典礼上发表了自己的致辞，而他也是第一个坐在轮椅上被授予此等荣誉的中国公民。
“对于这个奖，您怎么看？”
“比以往获的奖确实要更‘重’一些！”
面对记者提出的疑问，被众多镁光灯包围着的邓朴方表现得很淡然，因为他心里知道，这个奖不是他代表个人上去领的，而它的意义也远胜过于个人的“名声远扬”。
“您获得的这些成就，肯定离不开您父亲的背景！”
“确实，起码有一点，没有它的烘托，我就不能见到想见的人！”
面对人们的质疑，邓朴方大大方方地承认了自己“有背景”这一点。
“然而仅此而已，我做事情的时候从来不愿去劳烦父亲，这是我的一点私心！”邓朴方紧接着又补充道。
2008年11月，在连任四届“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团主席”后，邓朴方当选为“中国残联名誉主席”，张海迪当选为“中国残联主席”。
至此，满载着全国8300多万残疾人厚爱的邓朴方“功成身退”了。
而在他的身后，始终飘扬着“人道主义”的旗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