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6月，中央干部局的两名工作人员例行来到了陈伯达的家中，询问他在生活上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或者要依靠组织解决的问题。
陈伯达客气的招呼两名年轻的同志坐下，随后开口说道：
“组织上能给一些钱给我买水果吗？”
陈伯达是我党高级干部，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更重要的是，陈伯达曾经担任过毛主席的政治秘书长达三十一年。
1983年，此时的陈伯达虽然年岁已高，但曾经担任过如此重要岗位的他，怎么会落魄至此？
建国之后，陈伯达到底犯下了怎样的错误？而他的晚年，又过着怎样的生活？
平淡生活
1981年，在北京秦城监狱服刑的陈伯达因身染疾病，向组织申请了保外就医。
组织上考虑陈伯达的年纪已高，于是就同意了陈伯达的申请，并将其安置在了北京东郊的一个新建小区内。
当退休干部局和公安部的同志们带着陈伯达来到安置的住所前时，组织考虑到陈伯达年岁已高，行动不便，就想要将他安排在一楼。
一楼采光好，还有个小庭院，进出门也方便，比较适合陈伯达。不过对于组织的安排，陈伯达却摇头拒绝了，他提问道：“请问组织能让我住在顶层吗？”
对于陈伯达的要求，几名工作人员乍一听都觉得有些意外。这倒不是因为安排住在顶楼有多么麻烦，而是这边的小区楼层都是六层楼高，且没有电梯。
如果陈伯达住在顶楼的话，他每天出门就要上下六层楼，十分不方便。
可对于工作人员的提醒，陈伯达并不在意，他说：
“住在顶楼好啊，顶楼比较安静，没有人打扰，最适合我这样的人了。”
最终，在陈伯达的坚持下，工作人员还是为他办理了入住手续。就这样，陈伯达正式获批保外就医，他平时就住在东郊的这栋居民楼中。
对于陈伯达的活动范围，组织上并没有作出什么限制，不过陈伯达自己也似乎不再愿意出门，他住进顶楼，似乎就是要把自己给藏起来。
陈伯达出来之后，组织上对其也是给予了充分的照顾。他不仅每月有两百多元的生活补贴费，每隔上十天半月左右，退休干部局的同志们还会来给他送一些粮米油面。
考虑到陈伯达的生活无人照顾，中央还贴心的将陈伯达在石家庄的儿子陈晓农安排回了北京，让陈晓农一家三口来照顾年岁已高的陈伯达。
1981年，此时的中国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过去年代造成的动荡渐渐平息，社会迸发出了新的活力，每个人的周围都在一天天的变得不同。
不过，对于这一切，陈伯达已经不再关心了，他现在有家人陪伴，晚年生活也算是其乐融融。组织上给他的生活费，他将其大部分都用在买报纸、书籍上。
每日清晨醒来时，他总要先读上一会儿报纸，然后再摊开书籍，伏案写作。
曾经的陈伯达可谓是权力滔天，多少人削破脑袋也想要见他一面。可如今他出狱的消息在报纸上刊登出来后，过去那些所谓的朋友、战友，也没有几个敢来见他。
毕竟此时此刻，陈伯达的头上仍然顶着“反革命”的罪名，许多人害怕波及自己，避之不及。
不过即使身负罪名，但是也总有“不怕麻烦”的人愿意前来见他，这个人就是叶永烈。陈伯达和叶永烈两人相差三十多岁的年纪，却是一对难得的知己。
陈伯达觉得叶永烈为人坦诚真挚，也愿意和他聊天。在陈伯达的晚年中，叶永烈算是除了他的家人外，为数不多的能和他说上话的人。
保外就医之后，陈伯达虽然能够和正常人一样生活，但他的生活却依旧艰难。儿子陈晓农刚回北京，虽然组织帮忙安排了工作，可一家四口人，开销并不小。
有一次当干部局的同志例行送物资来到陈伯达的家中，询问他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时候，陈伯达竟然窘迫的说：“能不能请组织上再给批一些买水果的钱。”
陈伯达的要求不算过分，一个月即使天天买水果也用不了多少钱，因此组织很快就满足了陈伯达的这个请求。
但同时组织也很好奇，每月给陈伯达的生活费并不算少，难道他连买水果的这点钱都拿不出来吗？
后来一打听才得知，原来组织给陈伯达发的生活费基本上都被他用来买书了。陈伯达日常的吃穿用度是用他儿子的工资，而陈伯达还有一个孙子，小家伙长得机灵可爱，陈伯达非常喜欢。
可是家中拮据，陈伯达想给他孙子买些水果和零食，却也掏不出更多的钱来。
后来，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亲自指示下，组织交给了陈伯达一些研究的任务。
这样，陈伯达既可以领取到额外的补贴，也不用再自己花钱买书，还可以直接向北京各大图书馆或者党史馆调阅资料。
就这样，陈伯达又开始了自己做研究的生涯。在晚年，他陆续写出了《美日两国垄断资本的角逐和两国的“精神危机”》、《试说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等著作。
直到1988年，陈伯达刑期结束。公安部特意派了一位副部长为他举行获释仪式，看到自己终于恢复了自由，陈伯达禁不住流下了滚烫的泪水。
手持公安部发的文件，陈伯达眼含热泪，双手颤抖。不知此刻重获新生的他，是否有为过去自己的所做所为而后悔。
革命征途漫漫，作为一个被毛主席看重的天之骄子，陈伯达却利欲熏心，最终辜负了毛主席的信任，葬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冲天而起
在毛主席的一生中，他先后有过多位秘书，这其中，就要属陈伯达担任秘书的时间最长，前后足足有31年。与伟人相处的这段时间，几乎占据了他人生的一半。
1904年，陈伯达出生在福建惠安的一个秀才之家。与早期多数共产党员的经历一样，他在读大学期间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对其所描述的未来所向往。
1927年，在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最危险的时刻，陈伯达毅然决定，为了心中的理想，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之后，陈伯达便一直在宣传战线工作。
1937年，陈伯达来到了延安。在一次讨论孙中山思想的座谈会上，因陈伯达对于孙中山思想的批判与肯定而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陈伯达认为，孙中山的思想既包括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两重性，同时也有反帝反封建等民族革命的伟大性。
陈伯达的观点，在座谈会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毛主席听后眼睛一亮，他称赞说：“这位同志很恰当的分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在座谈会结束后，毛主席特意将陈伯达留下，并与之交谈至深夜。
通过这次谈话，毛主席对陈伯达有了一个初步了解。尤其是当他得知陈伯达在大学时期主修的是古代哲学史，正巧毛主席此时也对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感兴趣。
于是，在陈伯达到延安不久之后，他就被毛主席看重，安排他做起了政治秘书。
与一般的秘书工作不同，因为知晓陈伯达对于理论研究有着非常深厚的功底，毛主席便让他舍弃了一般的文书工作，只专心研究政治理论。
从这个角度来说，陈伯达并不像是一个秘书，而更像是一个理论研究者，就像博古一样。
而后，陈伯达做出来的工作成绩，也果然没有让毛主席失望。在抗战时期，他写出了许多共产主义如何进行中国化的文章，他的研究，为后来毛主席开展延安整风运动，重塑党的共识打下了基础。
解放战争期间，他还写出了如《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的四大家族》等文章，深刻剖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政权，并坚信中国共产党一定可以取得最终的胜利。
1949年底，毛主席访问苏联。在一次毛主席与斯大林的私人会谈中，两人聊起了中国的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
毛主席说：“蒋介石起家依靠的是浙江商团，而后又和上海青帮等流氓团体搅在一起，这是国民党右派先天性的缺陷。历史给了国民党执政的时间，但他们没有做出过成绩，反而离人民越来越远，因为他们代表的是大地主大家族等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是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
这时，斯大林忽然说道：“我读过《人民公敌蒋介石》，通过这篇文章，我了解了你们是如何界定蒋介石的。”
斯大林与毛主席谈话的时候，旁边除了翻译外，还有一个人，就是陈伯达。而且陈伯达早年间在莫斯科留过学，懂俄语，因此还没待翻译将这句话翻译给毛主席，陈伯达就听懂了斯大林的意思，并放声笑了出来。
谈话结束后，斯大林与毛主席握手告别，握完手后，斯大林又举杯来到了陈伯达的面前，他说道：“为中国杰出的历史学家，哲学家陈伯达同志干杯。”
斯大林这般做法，让陈伯达有些骄傲，他不顾身份，举杯回道：“也为全世界最杰出的哲学家、革命家斯大林同志干杯。”
斯大林是苏共的领导人，更是二战结束后全球唯二的超级霸主国家的领导人。能够让他都读过文章，并且记住名字，可见陈伯达的才华是多么出众。
不过在这件事上，也暴露出陈伯达的一个缺点，那就是他在革命胜利后已经有些忘乎所以，甚至不顾外交礼仪。
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平等的身份上，这让他在事后遭到了组织的批评。
不过此时毛主席仍然器重陈伯达，因此陈伯达对组织的批评并没有在意，这也为他最终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落幕
在特殊时期，陈伯达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组长，可谓是位高权重。
他与江青、林彪等反革命集团走得很近，并且在庐山会议中，在林彪发表完有关“天才”的言论，并提议设立国家主席之后。
陈伯达紧接着在林彪后面，大肆的宣扬“天才”言论，还称，毛主席就是名副其实的“天才”。
毛主席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为新中国成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其实毛主席本人并不是很喜欢这种说法，他强调，拯救国家不是依靠哪一个人，或者哪一个团体就能够成功的，而是需要千千万万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除此之外，毛主席也反对搞个人崇拜。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的言论，实际上就是借着拔高毛主席的权威，来扩充自己的权力。
庐山会议之后，林彪和陈伯达讲话的材料就送到了毛主席的手上。对于林彪关于“天才”的言论，毛主席给予了批评，而陈伯达有关“毛主席就是天才”的说法，让他大为恼火，毛主席回应说：“我戴不起这么高的帽子。”
对于搞个人崇拜，其后果在苏联已经展现出来了，毛主席心里十分清楚，决不能在中国也这样搞。因此，他点名批评了陈伯达，并说他的这番言论是错误的。
毛主席这番做法的本意还是希望及时制止这股坏的风气，教育陈伯达，但在有心人的推动下，陈伯达很快就被中央特别调查小组拘押，并被取消了一切职务。
陈伯达在被拘之后，他几次提出要见毛主席，但都没有得到批准。他给毛主席的秘书打了几次电话，电话都没有打通，给康生打电话，没想到康生竟是直接无视。
至此，陈伯达终是心灰意冷，彻底放弃了希望。
1970年，陈伯达被戴上了“反党分子，托派（指的是托洛茨基，布尔什维克早期领导人之一，后被斯大林下令暗杀）”的帽子，遭到了全国人民的批判。批判结束后，陈伯达又一次被拘押，从此再无自由。
1980年11月，此时动荡已在全国各地渐渐平息，76岁的陈伯达再一次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当中。不过这次，他却是以犯人的姿态出现，在电视直播中，陈伯达被最高人民法院裁定判处有期徒刑18年。
此时，距离他被拘押已经过去了整整十年，最高人民法院还强调，他此前被羁押的时间，可以折算成刑期，这样算下来，陈伯达只需再服刑八年，就可出狱。
判决结束后，陈伯达继续留在秦城监狱服刑。
次年，陈伯达申请了保外就医，得以搬出监狱，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在他的晚年，陈伯达已经无心再追逐权力，他找回最初的本心，开始研究哲学。
直到胡耀邦书记给他安排了研究工作，他才重新提笔，给中央写了多篇研究报告。
1988年，陈伯达刑满获释。服刑期满之前，陈伯达就已经因病住进了医院，公安部得知消息后，特意派了一位副部长，来到医院，为陈伯达举行了获释仪式。
1989年9月，也就是在陈伯达刑满释放的一年之后，85岁的他于家中病逝。
在遗嘱中，他这样评价自己：“我这一生，犯错不多，但却严重至极，也愚蠢至极。我的自负和自大，造就了我的悲剧，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希望后人可以从我的错误中汲取教训，避免再犯错误。”
陈伯达的一生算是个悲剧吗？或许是。
但他曾经也是毛主席最器重的秘书，是中国共产党最具盛名的“笔杆子”之一，无论是与蒋介石的论战，还是建国后和美、西方、苏联的论战，陈伯达都当之无愧这一名号。
甚至在他的晚年，还能继续为中央撰写研究报告，这一切足以说明陈伯达的才华。
若是他不醉心于追逐权力，能够迷途知返，也许就不会落得这样一个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