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台没有鱼可以钓。”
这是1975年5月毛主席在一场政治局会议上讲的话。当时，与会的代表们在听到这句话后，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坐在毛主席身边的那个人。
这个人大概六十岁左右，长相淳朴敦厚，头上戴着白毛巾，身上穿着黑色的粗布对襟单衣，一副典型的西北老农民打扮。
看到大家都在看自己，这位“老农民”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这时，只见毛主席转过身对坐在自己旁边的“老农”说道：
“陈永贵同志，你的信我看了，里面说的很好嘛，钓鱼台里没有鱼可以钓。”
毛主席又一次重复了这句话。
那么，毛主席为何会在政治局会议上对陈永贵说出这样的一番话？
陈永贵又为何给毛主席写信？陈永贵最后又是怎么做的呢？
农民副总理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政治局会议上，总会出现这么一个身影，头扎白毛巾，身穿老棉袄，脚穿黑布鞋，有时手里还拿着一支烟袋，就是这样一身传统的老农民打扮，却频频出现在中央的各大会议上，这个人就是陈永贵，是一位农民，同时，也是我国的国务院副总理。
1915年，陈永贵出生于山西省晋中市的昔阳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西人，同时也是一个标准的穷苦人。
在陈永贵5岁那年，他的父亲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卖掉了妻子，女儿和小儿子，只留下了稍大一点的大儿子，年幼的陈永贵就这样失去了家人，跟着父亲逃荒来到了大寨村。
但是他的苦难却并未就此停止，第二年，他的父亲因为无法忍受苦难的生活而选择了上吊自杀，六岁的陈永贵就这样成为了孤儿，为了活下去，他只能去给别人放牛放羊，以此来换一口饭吃。
在那个黑暗的旧社会，一个人除了要经历家破人亡的惨剧，还要饱受当亡国奴的苦难，这样的人在旧中国有千千万万，陈永贵就是其中一个。
在他22岁那年，日本人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他的家乡大寨也成为了沦陷区，看着平日里照顾自己的乡亲们一个个惨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陈永贵悲愤不已，为了早日把侵略者赶出中国，他选择了联系八路军，之后他经常冒着生命危险为八路军通风报信，传递消息，还因此被日本人抓捕过。
1945年，八路军解放他的家乡昔阳县城时，陈永贵积极参加了民兵支援前线，因为表现优异，他还受到了上级的表彰。1948年，陈永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之后当上了大寨村党支部副书记。
1954年，他又被选为了党支部书记，这一年，陈永贵39岁，对于一般人来说，或许此生也就止步于此了，但对于陈永贵来说，一个属于他的传奇才刚刚开始，在今后的几十年来，他将从大寨一步步的走向北京，从村党支部书记一步步成为这个国家的副总理。
陈永贵在当上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后，带领大寨村的村民们迎难而上，没有田，他就号召村民们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开垦荒地，自然条件恶劣，他就带领村民们治山治水，在他的领导下，大寨村的面貌焕然一新，陈永贵也因此赢得了村民们的爱戴。
1963年，对于大寨村来说，这是充满苦难的一年，仅这一年，大寨就遭遇了两次大洪水，两次风灾，一次冰雹灾害和一次霜冻，在这种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下，陈永贵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气馁，他带领着大寨的村民们日夜苦干，发展生产，顽强的和天灾作斗争。
结果，在这个天灾连连之年，大寨村不仅没有颗粒无收，反而还获得了粮食大丰收，这一年，大寨的粮食亩产是704斤，总产量是54万斤，村民们在吃饱饭之余还向国家缴纳了24万斤的粮食，有利的支援了国家的建设，除此之外，大寨村的村民们在这一年底全部搬进了崭新的石头窑洞，结束了住土窑的生活。
大寨村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不仅震惊了当地政府，同时也在山西全省引起了轰动，大寨这个名字在一夜之间响彻了山西，而带领大寨创造这个奇迹的陈永贵也从此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在上级政府的邀请下，陈永贵在山西省的劳模大会上做了报告，他操着浓重的山西口音对着台下的人山人海滔滔不绝的讲述着大寨的经验，这一场别开生面的报告在当地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许多人都被陈永贵慷慨激昂而又真诚质朴的语言所打动，对他此次的报告是赞不绝口。
著名的乡土文学作家赵树理那天也坐在台下听了陈永贵的报告，听完之后，赵树理激动的跑到了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的办公室里，对他说自己发现了一个人才，陶鲁笳连忙问人才是谁？
这时，只听赵树理兴奋的说道：“人才就是陈永贵，我刚才听了他的报告，发现他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对毛主席的思想和哲学的辩证法却有着自己的深刻了解，这样的人不就是人才嘛！”
除了在山西省本省出名之外，陈永贵的名气在外省也已经传扬开来，引起了一些地方高级领导的注意。
1963年，时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的李一清慕名来到大寨参观，陈永贵热情的接待了他，为他详细讲解大寨的发展历史和发展经验，参观结束后，李一清对大寨和陈永贵赞不绝口，他也认为陈永贵是个有着独特才能的人。
李一清的这一番高度评价很快就传到了中央高层领导的耳朵里，中央的领导人对陈永贵也是非常的感兴趣，至此，陈永贵正式进入了中央领导层的视线，而他的名字从此也就与大寨紧紧的绑在了一起。
1964年3月，毛主席南下巡视工作，在河北邯郸，毛主席召集了山西省省委的领导，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
山西省的省委书记陶鲁笳在汇报的过程中，详细的向毛主席讲述了大寨村和陈永贵的事迹，毛主席听后，非常感兴趣，他向陶鲁笳问道：“陈永贵这个名字是哪几个字？他读过书吗？”
陶鲁笳给毛主席写了“陈永贵”三个字，然后告诉毛主席陈永贵文化水平不高，42岁时才通过扫盲认识了字，现在已经能读报了。
毛主席听后，用十分赞赏的语气对陶鲁笳等人说道：“陈永贵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能办的事情可不少。”
之后，毛主席继续南下，每到一地，他就兴致勃勃的对当地的干部们讲述大寨村和陈永贵，讲述“大寨精神”，之后，全国掀起了一股“农业学大寨”的浪潮，陈永贵也就成为了全国上下家喻户晓的人物，这就给他进入中央打下了基础。
1964年年底，已经成为全国先进代表的陈永贵受邀来北京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会议结束后，陈永贵跟随人群出去吃饭，就在这时，他听到背后有人叫他，回头一看，这人竟是周总理，周总理叫住陈永贵，和蔼可亲的对他说道：
“永贵同志，今天不用跟他们去吃食堂了，毛主席特意让我来请你，今天是他的生日。”
陈永贵就这样跟着周总理来到了休息室，不一会儿，毛主席来了，毛主席一见到陈永贵，就上去紧紧的握住他的手，问候道：
“永贵同志，你好啊。”
在吃饭的过程中，毛主席见陈永贵有些拘束，就一边和他说话一边热情的给他夹菜，这让陈永贵深受感动。
之后的几年里，陈永贵又陆陆续续的担任了很多职务，在新的岗位上，陈永贵依然干的十分出彩，这让毛主席对他更加的赞赏。
1969年的中共九大上，陈永贵被选为了中央委员，1973年的十大上，陈永贵不仅当选了中央委员，同时还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正式进入中央工作。
1975年1月的一天，陈永贵在开完会后接到了周总理的通知，要他到医院去一趟。当时，周总理身体状况已经极度恶化，时常住在医院办公。
一见到陈永贵，周总理就开门见山的说道：“永贵同志，你要做好准备。”
陈永贵有些摸不着头脑，他不明白周总理的话，周总理继续说道：“我的意思是你要做好当国务院副总理的准备。”
陈永贵一听要让他当国家副总理，连忙摆手推辞，“总理，我这个人文化水平低，当不了国家副总理。”
周总理听到陈永贵这样说，便严肃的对他说道：“陈永贵同志，你是党的干部，就要服从组织的安排，文化水平低又怎么样，文化水平低就当不好副总理了吗？”
接着，周总理又给陈永贵讲了古今中外许多历史人物的事迹，以此来鼓励他，陈永贵渐渐的也树立起了信心。
不久之后，陈永贵被选为了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全国的农业工作，就这样，陈永贵从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民成为了主管全国农业的国务院副总理，经历不可谓不传奇。
本色依旧
陈永贵在成为国家副总理后，依然保持着他那艰苦朴素的农民作风，这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陈永贵在当上国家副总理后，有人劝过他把户口迁来北京，这样可以拿国家工资，但是陈永贵坚决不同意，他坚持要把自己的户口留在农村，靠着自己在村里的工分生活，大寨村的干部没办法，就按照壮劳力的标准给他记工分，每天是1元5角钱，一个月满勤是45元。
后来，山西省委见他生活这样艰苦，就决定每个月补贴他100元，国务院也每月补贴他36元，这样一算，陈永贵每个月差不多能拿到100多元。100多元，在那个年代听起来很多，但其实，这只是当时厅级干部的工资标准，而陈永贵是副国级干部。
但是陈永贵却并不在乎这些，就是这每个月100多元的工资，他也是省吃俭用，从不浪费。
有一次，纪登奎和陈锡联来看望陈永贵，说是要尝一尝山西的拉面，陈永贵就让炊事员煮面来招待他们，炊事员觉得太过于寒酸，就买了一只鸡，陈永贵看到之后，就对炊事员说：“你买这个鸡干啥，我又不吃鸡。”
炊事员说是用来招待客人的，陈永贵又说道：“人家是来吃面的，做面就行了，咱就是这个伙食。”
陈永贵不仅在招待客人时这样，平日里自己吃饭也是一样，一碗小米粥或者一碗面糊糊，放上几根咸菜，这样就算一顿饭。
原本国务院是给他配了一名厨师的，而且是一名高级厨师。但是，一段时间之后，陈永贵就把这名厨师打发走了，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道：
“他做的饭我吃不惯，我想吃的饭他又不会做。”
陈永贵想吃的饭就是家乡的拉面，饺子，假豆腐一类的家常便饭，那位高级厨师做不来，陈永贵就把他打发走了，自己从家乡找了一位做家常饭的厨子，继续吃他的粗茶淡饭。
作为国家副总理，陈永贵的生活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一致，他常年穿着粗衣布鞋，吃的是家常便饭，连吸的烟都是很便宜的劣质烟，他的伙食标准甚至赶不上江浙地区的一个中等农户。
他不坐车不搞排场，事事亲力亲为，待人和蔼，他把自己当成亿万农民中的普通一员，保持着一个农民最纯真的本色。
钓鱼台里没鱼可钓
陈永贵刚到中央工作时，组织上安排他住在京西宾馆，但他住了几个月后，就要求搬出，在他看来，京西宾馆太过于豪华奢侈，他实在是住不惯。
1974年10月底，陈永贵从京西宾馆搬出，搬到了钓鱼台国宾馆3号楼居住。
钓鱼台原本是一处皇家园林，风景优美，富丽堂皇，从前是封建王朝皇室的游乐之所，建国之后，国家在此处修建了钓鱼台国宾馆，用来迎接外宾，同时，也有不少高级干部住在这里。
陈永贵原本是希望组织能给他换个不那么豪华的地方居住，没想到竟然给他搬到了钓鱼台，可想而知，陈永贵自然是十分的不适应，因此，他只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天，就跑到外地考察工作去了。
回来后不久，陈永贵就当选了国家副总理，在职位上升的同时，他的安保措施也更加严密，这让喜欢劳动，爱与人民群众接触的陈永贵十分的受不了，他不止一次的向上面提起要搬出钓鱼台，但是一直得不到批准。
1975年4月，陈永贵万般无奈之下，向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对毛主席述说了自己内心的想法，提出了“三三制”，要求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劳动，三分之一在全国做调研，剩下的三分之一在中央办公，同时，他还强烈要求搬出钓鱼台。
毛主席在看到陈永贵的这封信后，对他的建议也是深表赞同。于是，毛主席专门在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到了这件事，毛主席对着台下的政治局委员说道：
“陈永贵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提出要搬出钓鱼台，还要下去搞调研，我看这个提议很好嘛，钓鱼台里没鱼可钓。”
接着，毛主席又对陈永贵说道：“永贵同志，你的信我看了，我同意你的意见，这钓鱼台里也没鱼可钓。”
听到毛主席的话，陈永贵兴奋不已，他知道，毛主席这是同意他搬出钓鱼台了。
不久之后，陈永贵就高高兴兴的从钓鱼台里搬出，搬到了交道口某个胡同的小院里。
陈永贵从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做到国务院副总理，既离不开他自己的努力，也离不开毛主席的赏识，他以一个农民副总理的身份在我国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书写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