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广东省江门市的梁诗伟老人拿着从当地政府领来的钱准备回老家修缮一下祖屋，结果在自家房顶上发现了一个铁盒。
里面赫然是一张陈旧的借条，只见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今借到大井头村鸿文三姐白米共38石70斤，大洋5000元，金条8支，每支一两。待胜利后由当地县政府偿还，付息二分。
建议将鸿文三姐以革命家庭看待，其后人须保护及照顾。此据在偿还之日终结。新鹤人民抗日游击三中队李兆培。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按照如今的物价水平来算，当年借条上所记下的所有东西连本带息已经达到了惊人的”三万亿元”。
梁诗伟老人也是立刻拿着借条找到了当地民政局，要求民政局的领导给予兑现，但却遭到了政府的拒绝。
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欠债还钱不是天经地义的一件事吗？当地的民政局为何会对梁诗伟老人合理的请求置之不理呢？
当年梁家人和抗日游击队之间究竟发生了哪些故事，导致如今出现了这么一张名副其实的天价欠条呢？
我们还是从梁诗伟老人第一次发现欠条说起，原来在老家祖宅屋顶那张天价欠条被发现之前，梁诗伟老人便在祖宅内发现了另一张欠条。
那是2009年的12月底的一天，梁诗伟老人和自己一个爱好研究民间文史的朋友在自己家整理旧物。
因为梁诗伟总是跟朋友说起自己年轻时家里跟共产党游击队打过交道的事情，称自己家庭是正宗的具有“红色基因”的家庭。
这朋友起初还不太信，但听梁诗伟这么说，心里也就渐渐产生了一些好奇，于是便跟随梁诗伟来到了他们家的祖宅。
经过一番整理，果然在家中的一个旧箱子里发现了一些老物件，而其中有些东西还真就和共产党有关。
在这些老物件里有一张纸引起了梁诗伟朋友的注意，岁月的沉积下这张纸早已泛黄，但其上的字迹却是清晰可辨。
“今借到大井头村鸿文三姐白米陆拾斤，待胜利后由当地县政府按每年一倍偿还，如此类推。立据人：新鹤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中队李兆培，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
好家伙，这不是一张借条嘛！上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写着当年抗日游击队跟老梁家借过粮食，这白米在当时可是稀罕物。
寻常人家根本就不可能有这种条件能拿出这么多白米，由此可见梁诗伟家过去的家境是多么的富有了。
梁诗伟在看到借条后，也是第一时间向当地政府上报了这一事件，希望当地政府能够给予兑现。
相信这种念头也符合大多数人的第一想法，这相当于是当年国家跟我家借的东西，现在应当由政府进行偿还。
一年后，当地政府对梁诗伟的要求做出了回应，决定一次性奖励梁家人民币2万元，以表彰借条中“鸿文三姐”对抗战事业的支持，而这笔钱由梁诗伟代为领取。
因为当时梁诗伟老人的家庭条件也不是很理想，所以政府针对他的家庭情况，安排民政局对他家做出了以下表示。
“对于梁诗伟家其他生活上的困难，可以按照救济救助途径进行解决，但不能再以借条为理由提出其他要求。”
梁诗伟老人对此结果也表示接受，并决定用这笔钱对老家的祖宅进行一番修缮，以彰显自己家过去支援抗战的光荣传统。
可就在对祖宅进行修葺的过程中，工人们又在房顶上发现了一个铁盒，铁盒的表面早已锈迹斑斑，一看就在上面放了不少年头了。
梁诗伟也是赶忙小心翼翼地将铁盒打开，这里面一定是极为贵重的东西，否则不可能藏在房顶上。
盒子打开后，里面是一个过去样式的羊皮钱包，而钱包里居然也是一张泛黄的借条，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一张，上面也是清晰的记录了当年抗战游击队向梁家借的财物。
包括38石70斤的白米，大洋5000元，以及8根净重1两的金条，而上面也注明了这些财物待胜利后由当地县政府偿还，付息二分。
梁诗伟老人发现的第一张借条上所写的时间是民国三十三年十月十三日，而第二张借条上则是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也就是1944年的下旬，前后相隔不过两个多月，而且借条上的字体和名字都是来自同一人——李兆培，很显然这都是同一支游击队所借。
而如果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借条上的那些东西折算起来大概有500万元，再按照借条上的利息算下来，现在应该偿还的金额更是达到了3万亿元。
这个数字可谓是相当吓人了，别说一个当地政府了，就算国家都不能轻易拿出这么多钱来。
梁诗伟老人呢也是找相关行业的专家对这些财物如今的价值做了估算，当他得知这么多钱时，自己也是吓了一跳。
当然他从来也没想过要向政府要这么多钱，只是希望政府能根据这张借条对他们家做出合理的补偿。
这种想法在我们看来是合理的，但当梁诗伟老人再次拿着欠条去找当地民政局兑现时，民政局却表现出了推托的意思。梁诗伟前前后后跑了好几趟，这个事情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对此，民政局方面也是给出了解释，因为他们在梁诗伟第一次兑现借条时就明确表明了“不能再以借条为由提出其他要求”。
而且对于这张借条的合法性，以及梁诗伟和“鸿文三姐”之间是否具有财产继承权等问题，政府方面也是提出了质疑。
民政局方面认为，这张借条上的借款人是以“李兆培”的个人名义写的，能否代表当时的政府还无从定论，而且当时的共产党政权还没有建立，对政府的定义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指向。
那么当地民政部门提出的这些质疑合理吗？借条中的“鸿文三姐”和“李兆培”的借记关系放到今天又是否合理合法呢？
说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对借条当中的“鸿文三姐”产生了好奇，而且也对梁家当时的财力雄厚产生了讶异之感，那么究竟梁家当时的景况如何呢？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梁家老爷子，也就是梁诗伟父亲当年的发家史以及这个“鸿文三姐”究竟是何人物。
梁诗伟的父亲叫梁鸿文，梁鸿文童年时的经历极为坎坷，一直过着流浪乞讨的生活，后来在机缘巧合十几岁的他被带往了美国。
在那个遥远的国度里，梁鸿文靠着自己的聪明才智，不仅摆脱了孤苦无依的生活，而且还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创造了大量的财富。
在异乡成就了一番事业后，梁鸿文也是在自己58岁那年选择了回家安享晚年，并选择落户在了大井头村。
靠着这些年积累下的财富，梁鸿文修建了一所大大的宅子，还在当地购置了许多土地，成为了当地首屈一指的大财主。
安家的问题解决以后，梁鸿文就开始寻找起了人生的另一半，他前前后后娶了六个老婆，当时人们习惯将一些富人的姨太太按排行称为姐，因此借据中提到的“鸿文三姐”正是梁鸿文的三姨太。
而梁诗伟则是梁鸿文的六姨太所生，在他出生时梁鸿文已经80岁了，三年后梁鸿文就因病离开了人世。
梁鸿文的许多资产在生前都是交由三姨太打理，因此在梁鸿文去世后，三姨太便成了家里的实际掌权人。
虽然她在名义上不是最有资格的那个人，但整个梁家上下都十分的信服她，在她的带领下，梁家的家业得以很好地维持下去。
这也就说明了当时梁家是有着足够的财力去借给游击队这些东西的，而且“鸿文三姐”在一定名义上也算是梁诗伟的母亲，所以梁诗伟是完全拥有对借条上产生财产的继承权的。
说起当年游击队向梁家借钱粮的事，大井头村的许多老人们还有印象，有一个叫简惠仙的老人曾经在大井头村当过老师，而且也是一名秘密的地下工作者。
97岁的她回忆起当年的往事，说出了这样一段话：“我知道的，游击队经常找她借钱，借物资，只要她有的就会拿出来。”
老人口中的这个“她”正是鸿文三姐，而老人还提起当年梁家有个叫梁月娇的孩子也在那个三中队里。
正是在她的引荐下当时的游击队三中队从梁家借走了大量的钱粮，而那些借条正是三中队队长李兆培所写。
而当时的梁诗伟由于比较年幼，所以对这些事情并没有太深刻的印象，只依稀记得自己的姐姐梁月娇带人来家里拿过粮食。
既然当年游击队都给梁家立下了详细的收据，那为何直到今天梁家人才发现它们呢？
原来当年在“鸿文三姐”去世后，梁家就开始走向了没落，梁诗伟也由曾经的富家少爷变成了只能外出谋生的“打工人”。
而“鸿文三姐”出于对革命事业的崇高情怀，并没有选择将借条的事告知后人，这就导致这些具有珍贵纪念意义的借条在梁家的老宅中“沉睡”了六十多年的时间。
要知道在1944年前后的那个时代，给游击队提供粮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举动，一旦被发现是要掉脑袋的“大罪”。
但“鸿文三姐”却将这些危险都抛在了脑后，尽己所能地支援着游击队的抗日行动，这份民族大义令人感动不已。
“鸿文三姐”为抗日战争所做出的努力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李兆培”究竟代表的是个人还是当时的政府。
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对此也是进行了走访调查，想从李兆培的家里发现一些线索，但最后得到的答案却是李兆培一家人自从解放以后就离开了这里，此后的去向便无从得知了。
但通过对周围一些上了年纪的人走访得知，李兆培的确就是当年游击队三中队的队长，而且也确实经常出入梁家，这样看来，李兆培的的确确是代表着游击队跟梁家借的钱粮。
而且在1944年那个时候，共产党一直在保持着机动作战的习惯，所以抗日游击队肯定都是属于共产党的领导，这一点是很明确的。
所以，根据以上这些情况当地政府应当根据借条的内容给予梁家人合理的补偿，这不仅是对我党军队光荣传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有借必有还”的落实。
更是对在抗日战争中做出重大贡献的“鸿文三姐”的表彰与告慰，也让所有人民意识到军民之间的感情是不可分割的，军民早就亲如了一家人。
而梁家人对此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梁诗伟认为政府必须偿还这张借条，这不仅仅是关乎钱的事，更是对“鸿文三姐”过去所有的无私付出的一种肯定。
“鸿文三姐”的亲生女儿梁贤孝也委托儿子向外界传达了自己的看法：“我们并非是想要那么多钱，给了我们我们也花不完，我们只是希望政府能给出合理的补偿，最重要的是帮我的母亲正名。”
“天价借条”的事很快便被传到了网上，一些网友也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借了，一定要还，我觉得要分开，奖励归奖励。”
“应该补偿，应该还。”“不但要还，还要大张旗鼓的还。”由此可见网友们的意见几乎是出奇的一致，那就是借条上的东西一定要换，而且还要对这种行为进行宣扬和表彰。
那么，对于梁家人的请求，当地的民政部门究竟会拿出什么样的应对策略呢？他们会像大家所期待的那样对借条上的钱粮进行偿还吗？
其实，不是民政部门不想还，而是根本就还不起。当年梁诗伟拿出的第一张欠条上面只是借了“六十斤白米”，这个政府完全能接受，也是给了梁诗伟2万元作为奖励。
但第二张借条可不是简简单单就能算清楚的，我们上面也说到了，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折合本息已经达到了惊人的3万亿元。
这也不能怪当地民政部门不作为了，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偿还当年借条上的这笔钱。
虽然梁家人也表示只要政府做出合理的补偿就可以接受，但看似简单的“合理”二字又怎是随随便便就能达到的呢？
因为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算，“鸿文三姐”捐出的钱粮价值就已经超过了五百万，这让合理的补偿变得难以实现。
政府给少了，会被指责为敷衍，占老百姓便宜，这样的做法毫无疑问会寒了许多普通老百姓的心，而如果要给多的话政府又承担不起。
要记住当年只不过是2011年前后，许多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都被加大投入到了当地的民生行业上，如果动用大量资金势必会影响当地经济的发展。
无论哪一种结果，都是政府不想看到的。一边是等待一个合理结果的梁家人，另一边是焦头烂额的地方政府，此刻谁的心情都不好受。
就在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一筹莫展之时，有人提出了一个想法，可不可以走司法程序呢？
其实这种方法不是没有人想过，但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
但是，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超过20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当年游击队给“鸿文三姐”打下的借条，远超过追诉时效20年，通过法律途径追回债务的可能基本为零。
这也导致大多数的“革命借条”在几十年后失去了法律效力。而且相关的法律都是后来才制定的，当时根本没有人想到这些复杂的情况。
所以从法律角度来说，无法对借据的权益进行保障，而且走法律途径更是会对群众的感情造成严重的伤害，让政府背上一个“不近人情丶冷血”的骂名。
其实以前国家也曾处理过一些当年解放军给群众写下的借条，经过国家的处理，那些借条上的金额基本都被统一成了国债。
这也是许多人都比较容易接受的解决方案，然而梁家人的这张借条却由于金额过于庞大，所以很难通过这种方法解决。
由于这张借条的“特殊性”，当地民政部门和梁家人之间始终没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这件事也就一直这么拖了下去。
这笔钱还能还上吗？相信此刻许多人的心里都存在着这样一个疑问，如果这一类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
不仅是对战争年代无数像“鸿文三姐”这样为解放战争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的伤害，也会让政府在群众中失去一定的威信。
我们要知道在过去那个异常艰苦的战争年代，共产党军队的处境可谓是十分的艰难，不仅要面对国民党的围剿，还要同时去抵御日本人的侵犯，部队可谓是伤亡惨重。
而且我军走的还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各种条件跟占据着许多大城市的国民党军队根本无法比较。
不仅武器装备方面全面落后，甚至许多人连吃都吃不饱，那个时候共产党可以说是真正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
好在我党一直以来在群众中积累下了不少声望，所以很多当时的大户人家和农民都纷纷对共产党的军队慷慨解囊，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帮着共产党度过了那段最艰难的日子。
而我党为了保障群众的利益不受损害，也是提出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害东西要赔偿”等口号也深入了老百姓的心里。
解放军所到之处的群众也是十分乐意帮助他们，解放军从群众手里获得了大量的粮食和武器，也给他们立下了一张张清晰的收据。
不可否认，这些家中有借条的群众曾经都为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他们理应得到国家的尊重和奖励。
借条上的财物更应该得到合理的兑付，这是国家对人民重视的体现，也是对过去那些人付出的肯定。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和广大群众的付出分不开的，曾经无数怀揣着爱国情怀的人给予了革命无私的支持，不仅拿出了自己的财产，许多人更是因此遭受了生命的威胁。
然而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里，没有人对此产生过害怕退缩，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对共产党的信任，他们相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而现在所谓“还债”的这种说法，更多的是对当时承诺的兑现，以此来获得那些人家属的认同和肯定。今天的中国已经今非昔比，那些艰难困苦的日子也都已成为了过去。
对于像“鸿文三姐”这样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兑现借条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钱都是次要的，主要是通过这样的做法来树立起群众对政府的信赖，同时也是对已逝的人的缅怀与肯定。
清算历史遗留借条上的钱财，不仅仅只是简单的一项政治举措，它更多的是向所有人传达这样一个理念：“每一个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都将被国家所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