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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四月中旬的某一天，在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里，贺子珍看着匆匆赶来的哥嫂，紧紧握住哥哥贺敏学的手，说：
“哥，我这一辈子没有给组织上提过什么要求，现在我要走了，我想提个要求，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贺敏学看着她虚弱的样子和期待的眼神，眼里感谢晶莹的泪花，他心疼地说：“你说吧，我一定向组织传达。”
她颤抖地说出了自己的要求，那是她最后的心愿。
贺敏学点点头，红着眼睛说：“子珍，你这个要求不过分，相信组织上会批准的。”
贺子珍到底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她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她的遗愿达成了吗？
这还要从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爱恨纠葛说起。
十年：战争中的不离不弃
那是一个特别的年代。那个年代里有炮火连天，也有血色浪漫；有生离死别，也有柔情蜜意；那个年代里有战友情深，也有革命伴侣。
贺子珍和毛泽东，就是在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一对红色恋人。
1927年，被称为“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一起参加了永新暴动。
后为躲避国民党追杀，上井冈山投奔了袁文才、王佐所领导的地方武装。
就是在那里，她遇到了秋收起义失败后带着残部上井冈山的毛泽东，爱情说来就来，没有年龄的阻隔，只有志同道合和惺惺相惜的真感情。
当时的毛泽东沧桑而疲惫，穿着一身破旧的灰色中山装，脚上受了伤正在化脓，跛着腿拄着拐杖，贺子珍二话不说就拿出药箱帮他消毒包扎。
由于二人同住在一户人家，抬头不见低头见，一来二去的就慢慢熟悉了。
那时的贺子珍是一个是一个热情而傲娇的人，每次毛泽东出去都要敲她的门给她说一声，她偏不给他开门，只从窗户的小缝里和他说话，这让毛泽东感觉这个小姑娘有意思，有个性。
在井冈山上，贺子珍是第一个女党员，也是有文化、有性格的才女，她能文能武，曾用双枪朝两个方向开枪，成功地引退了敌人，可谓是智勇双全。
她的胆识、智慧和不怕牺牲舍己为人的精神，深深吸引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也正陷入杨开慧牺牲的巨大悲痛之中，所谓“英雄惜英雄”，两个人的心慢慢地靠拢在了一起。
1928年春天，贺子珍与毛泽东先后来到永新塘边村发动土地改革，贺子珍为毛泽东翻译客家方言，两人的接触更加紧密，感情也急剧升温。
同年5月，两人在袁文才和另一位共同好友的撮合下，在一干革命同志的见证下终于走到了一起。
没有仪式，没有鼓乐，只有挚友袁文才的几个拿手好菜，他们的红色婚礼简单而温馨。
1929年1月，毛、贺二人随红四军主力军离开井冈山，1934年，他们和红军一起，踏上漫漫长征路。
那时贺子珍已怀有身孕，这对于长途跋涉来说更是难上加难，但是她并没有因此放弃，也没有提出一丁点特殊的要求，甚至还帮忙照顾伤员。
在长征途中，红军除了要面对极度严峻的自然环境外，还要面临突然而至的袭击和战斗，每个人都有随时牺牲的可能。
1935年3月，当他们行至贵州盘县休养生息时遭到敌机的轰炸。
已经隐蔽好的贺子珍，看到战友受伤的钟赤兵正暴露在敌机视野之中，就奋不顾身地扑在钟赤兵的身上，而后在轰隆隆的爆炸声中昏迷了过去。
后来医生发现，在她的全身共有17块弹片，为了她的生命安全，医生们咬着牙，流着泪，硬生生把比较浅的弹片一块块取了出来。
没有打麻药，贺子珍疼得汗水把衣服都湿透了，却隐忍着一声都没叫出来。
那次，贺子珍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奇迹，她在大家的悉心照顾下，竟慢慢地好起来。
只是她不知道，当毛泽东听别人说她受了很严重的伤，“快不行了”的时候，这个钢铁般的汉子居然落泪了！这也是他为贺子珍第一次掉下眼泪。
1935年10月，贺子珍随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在保安县生下了李敏，小名娇娇，那是 她和毛泽东唯一留在身边的孩子。
经过了政治上的起起落落，长征中的生死离别，原以为这对患难与共的革命伴侣，可以一直坚定地守护在一起，彼此扶持，互相勉励，走进中国革命的新征程。
李敏
可是后来他们却在误会和隔阂中产发生了冷战。
正是这次冷战，导致了贺毛婚姻最终的决裂，改变了贺子珍后来的人生轨迹。
1937年的一天，贺子珍从延安的窑洞里不辞而别。
而这一别，居然让她和毛泽东的婚姻就此决裂，再也没有了破镜重圆的可能。
离开：此去一别是经年
像所有的夫妻一样，毛泽东与贺子珍也会闹矛盾，也会吵架，尤其是到延安以后。
当时的延安有很多进步女性，贺子珍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和大家有所差距。
再加上长征途中，枪林弹雨造成的精神高度紧张，以及痛失亲人、骨肉分离的惨烈经历，“性子急，说话快”的贺子珍就经常和毛泽东吵架，有时还吵得很凶。
对此，毛泽东曾调侃地对她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起叮当响。”
到了陕北后，毛泽东需要接触的人更多了，他忙得不亦乐乎，自然和贺子珍交流的时间就少了。
这让贺子珍这位要强的女性感觉到了一丝失落和惆怅。她和丈夫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终于有一天，两位不速之客的到来，最终促成了贺子珍的离开。
1937年1月底，45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来到延安，进行实地采访。
一见面就对朱德又亲又抱，这本是美国人之间很平常的见面礼，但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真是没眼看。
关键是，这位记者还是个热情的女同志，这举动让革命领导的家属们很是不满意。可是令她们更不满意的还在后头。
史沫特莱不仅是一个记者，更是一位热爱和平有正义感的国际战士，也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她联系并促成了白求恩大夫的援华事宜，并为延安带来了交际舞热潮。
那时在延安的国际友人并不少，毛泽东经常会和他们喝酒聊天，来了解国外的大环境和一些新理念。
作为记者的史沫特莱就是一个很好的交谈对象。而与之同居一室的女翻译吴光伟，则是导致贺子珍出走的另一个不速之客。
她是史沫特莱的秘书，专门负责帮史沫特莱、朱德、毛泽东等人做语言翻译工作。
延安的年轻人多，交际舞很受这些热血青年的喜爱，但是一些已婚的女同志却强烈反对，怕这种男女相拥、搂搂抱抱的风气会带坏自己的丈夫。
这种新旧思想的碰撞与博弈，使一些夫妻产生了摩擦，经常吵得鸡犬不宁。
由于对新知识的渴求，毛泽东经常到史沫特莱和吴光伟的窑洞里，和她们一起吃饭，促膝长谈。
一边是独坐无言的冷清，一边是高谈阔论、欢声笑语的热闹，这种强烈的反差，使郁郁寡欢的贺子珍耿耿于怀，心里涌动着一种郁结之气。
于是，在毛泽东又一次走进二人的窑洞，里面传出笑声时，听到了闲言碎语的贺子珍闯了进来。
吴光伟热情地招呼她坐，她却气呼呼地说：“我就是为你才来的！我不是为你，我也不来这里了。”
她一边说着，一边挥舞着手掌，手指不小心划到了吴光伟的脸颊。
“你居然打我，这还了得！”这下吴光伟不干了，也不顾形象地吵起来。。
事后，毛泽东指责贺子珍小题大做，不注意影响。贺子珍不服，两人吵得昏天黑地，谁也不让谁。
终于有一天，毛泽东从外面开会回来时，发现贺子珍不见了！她不辞而别，只留下了空荡荡的吴家窑洞。
也就从那一刻起，两个人的婚姻走向了结局，一段本应成为佳话的革命爱情故事就这样黯然收场，十年的婚姻泯于一旦。
这一别，就是十年！
当贺子珍再次回归，早已物是人非，当年的爱人和战友，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同志，从此路是路，桥是桥，再也不能并肩而战，同榻而眠了。
可惜，可惜！遗憾，遗憾！
思念：人间无地著相思
从延安到西安，辗转到兰州，再到乌鲁木齐，从那里进苏联，奔赴莫斯科，贺子珍一路头也不回地，踏上了爱情和婚姻的不归路。
贺子珍到了苏联，一方面她是在和毛泽东赌气，另一方面也确实想多学知识，这样以后可以和丈夫在思想和学识上拉近些距离。
此时的贺子珍，已怀有身孕，到苏联的第四个月，她生下了一名男婴。
“我生了一个男孩，长手长脚，和你很像。”她曾写信给毛泽东说。她给孩子起名叫廖瓦。
不幸的是，廖瓦六个月大的时候因为肺炎夭折了，这让异国他乡本就苦闷的贺子珍又挨了当头一棒。
她的身体，因为弹片留在头、肺部位，且被新的肌肉和神经血管所包裹，无法手术，只能长期忍受着疼痛。
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贺子珍依然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完成了在校为期两年的学习。
她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自己的丈夫，她曾不止一次地回忆起。当初毛泽东挽留她时所说的那段话：
“我是个不轻易落泪的人，只在三种情况下掉眼泪：一是听到百姓哭声；二是我的通讯员离开我时；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快不行的时候。”
贺子珍也曾深深后悔，也曾责怪自己太感情用事，可是她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她不会主动服软。
1939年，依旧心心念念地想着学成回国，梦想和丈夫举案齐眉的贺子珍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中说：
“我一切都好。希望你好好学习……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
虽然在此之前，她也在学校读报室听到了“毛泽东和他的妻子为塔新社记者送行”的报道，可是她还是不相信的。
而这封信，则实打实证明了她和毛泽东的婚姻到此终止，再无继续的可能了。
她没了孩子，没了健康，现在连家也没有了。她不想回国，更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回国后的一切，就这样，她固执地漂流在异国他乡。
直到1947年，她才带着李敏和毛岸英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1949年毛岸英和李敏被毛泽东接到了北京，生活在父亲身边。
从此，北京就成了贺子珍时常守望的地方。
那里，有她的丈夫和女儿，还有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人民大会堂、中国国家博物馆、国旗升旗台等具有历史感的建筑，让她心驰神往。
毛泽东，这个让贺子珍深爱着，也深深思念着的男人，他曾对他的外孙女孔东梅说：“贺子珍跟了我这么多年，受了很多苦，但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
1959年7月8号，贺子珍应杨尚奎之妻水静之邀，到庐山休养，到“美庐”别墅的一个房间时，她呆住了：他日思夜想的那个人，居然就在她面前！
毛泽东微笑着和她打招呼，然后把水静和警卫员都请了出去。
贺子珍望着她心心念念的爱人，不知是真实还是幻境，一时竟无语凝咽。
这次的秘密见面，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贺子珍大部分时间都在哭。
这也是贺、毛最后一次见面，她满腹心语却不知从何说起，只和毛泽东说了寥寥几句，时间便匆匆流去了。
北京是贺子珍的一个执念。
1966年6月，侄女贺小平要去北京串联，贺子珍要和她一起去：
“我到北京去住娇娇那里，他当他的主席，我不去找他。为什么不能去北京？北京十大建筑，人家都看过了，我还没看过，为什么我不能去北京？”
贺子珍像小孩子一样嘟囔着。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北京对于贺子珍而言，不仅代表着思念，更是梦寐以求的圣地，是心有千千结的地方。
1976年，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举国上下陷入悲伤，组织上却没有安排贺子珍去做最后的送别仪式。
她把侄女、外甥叫来，让他们代替她，去送自己深深思念着的男人最后一程。
1979年6月，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她又一次燃起了去北京的希望，她想去北京看看，瞻仰主席遗容，她想看看天安门。
这一次，中央批准了她的请求，并派专机把她接到了北京。贺子珍终于实现了她的夙愿，在有生之年。
只是，这次北京之行，对她来说是极其隐忍的。在瞻仰主席遗容的十几分钟里，她仿佛又回到了以前的朝朝暮暮，她想哭，却不能哭，只能把泪水咽到肚子里。
就连敬献的心形花圈上，也只是写着：继承您的革命遗志 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革命和战友。他和她。最终还是从家人变成了同志，最终还是错过了彼此。
如果当年史沫特莱和吴光伟没有来延安，如果没有交际舞，没有毛泽东和她们俩的促膝长谈，没有“吴光伟事件”后毛泽东与她的争执……
或许她就不会一气之下离家出走，远赴苏联；或许他们最小的儿子廖瓦就也不会死；或许她和丈夫也不会一拍两散，造成后来的结局……
可是，她自己也有错啊，而且错得那么离谱。她不该固执地一去不回头，不顾毛泽东的一再挽留和同志们的再三相劝。 她那时还太年轻，太不懂事……
可惜没有“如果”。错了可就是错过了，一失足成千古恨呀！
最后的心愿
1984年4月18日，贺子珍病情恶化，于19日下午17时17分去世，享年75岁。
临终前她让哥哥贺敏学向组织传达了她最后的心愿，也是参加革命以来第一个和最后一个要求。
她想在死后把骨灰放在北京，不论什么地方都可以。
那里有她的战友们，有她最爱的男人，有她的革命理想和她最后的尊严。
当时任中央领导的邓小平看到她的这一要求时，立马下达了两条指示：
一、贺子珍同志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一室；二、所有领导人都敬献花圈，按最高规格操办后事。
这是对贺子珍这位革命女性的最公正的评价和礼遇。她不仅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共产党优秀党员”、“杰出的妇女先驱”，也是一位热爱革命、舍己为人的巾帼英雄。
她16岁加入青年团，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参加永新暴动，在长征中不畏艰险，勇救战友，被人们誉为“井冈之花”。
贺子珍和毛泽东，从战火中建立了感情，走向了婚姻，却又为了人民大义，忍痛舍弃自己的一个又一个孩子，以血肉之躯扛起中华民族的反抗大旗，一心为革命，无私无畏，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崇敬。
贺子珍的一生，于当时的时代而言，是平凡而伟大的。
因为在那个有压迫就有反抗的年代里，如她一般抛弃优沃的生活环境，投身艰苦而危险革命浪潮的女性并不少，为民族，为国家舍生取义、慷慨赴死的也有很多。
但贺子珍与那些女性不同的是，她是毛泽东的妻子。
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十年，在毛泽东这个革命领袖大起大落的时刻，在共和国成立后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她以民族大义为重，把个人的委屈和苦楚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她以与17块弹片共存的伤残之躯，坚守着自己的革命信念，兢兢业业地为国家和人民献出生命的最后一道光华，她是数亿女性心目中精神的丰碑！
时代造就英雄。在那个战争年代，无数的、像贺子珍一样的革命女性抛家弃子，抛却男女性别之分，浴血奋战在革命的最前线。
她们勇敢而坚毅，乐观且无畏，她们是战火中走出的铿锵玫瑰，是国家和人民的好女儿。
在中国璀璨而光荣的革命史上，她们功不可没，浓墨重彩地写下了巾帼不让须眉的壮丽篇章。
关于贺子珍，关于她和毛泽东的故事，或者像他们一样在战火中举案齐眉的革命伉俪的故事，你还知道哪些呢？不妨也说来听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