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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1月5日，一封来自延安的电报，发送到了位于淮安的新四军军部。
电报中明确指示，要求陈毅同志即刻赶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之后，陈毅才能返回新四军驻地，并向新四军全军及华中分局传达党的七大精神。
仅从电报内容看，这只是一封简单的通知，并无其他深意。
然而，党的七大是定于1945年召开，距离此时还有两年之久。
况且新四军军部在前不久刚刚转移驻地，还与国民党韩德勤部发生了不小的摩擦，尚存一大堆事务亟需处理。
为何在此关键时刻，延安要将身为新四军军长的陈毅调离部队？
陈毅走时，新四军上下所有干部竟无一人知晓，还有传言说，陈毅是被迫离开新四军，那么这一切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黄花塘事件”的起因
1943年1月10日，为了粉碎日军的“冬季扫荡”，新四军指挥机关，由盐城转移到了位于江苏省盱眙县的黄花塘一带。
这里原是新四军二师师部的驻地，新四军军部及华中局转移到黄花塘之后，便一直在这里指挥着新四军进行着抗日斗争，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
在新四军军部来这里之前，翻遍中国历史典籍，也无一处有关黄花塘的记载。这里一无秀丽风景，二无名胜古迹，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地方。
可正是在1943年，这里发生的一起事件，却将“黄花塘”这个普通的地方与我党两位高级干部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黄花塘事件中牵涉到的我党两位高级干部，正是时任新四军军长的陈毅和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饶漱石。而这起事件的起因，还要追溯到1942年，从刘少奇离开中共中央华中局开始说起。
1942年2月，在华中地区领导敌后抗日工作的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同志，收到了党中央的命令，去延安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少奇离开华中局后，华中局书记一职，暂由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饶漱石代任。
该年5月，新四军军部决定在全军展开广泛的整风运动。为了掌握详实情况，饶漱石决定带着工作小组下去到新四军各部实地检查，饶漱石离开华中局后，由陈毅暂代华中局书记。
在战争年代，由于缺乏干部，那时我党内的许多同志往往都是身兼数职。由于早期在红军的革命经验，陈毅代理华中局书记之后，工作上并没有遇到什么不适。反而因为其自身的突出能力，处理事务起来得心应手，受到了华中局诸多同志的一致称赞。
本来，这只是一次正常的人事安排。可饶漱石回来之后，面对这一情况却感到了不小的压力。因为饶漱石觉得，自己目前也是暂代华中局书记一职，中央还没有正式任免。
而在此关键时刻，饶漱石的本意是在这次整风运动中展现自己的能力，做出一番成绩，得到中央的认可。
可是当饶漱石下去检查部队的时候，陈毅却展现了比他更强的工作能力。面对党内许多同志的称赞，饶漱石隐约觉得，陈毅极有可能是他出任华中局书记路上最大的“对手”。
自古田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就一直实行“党指挥枪”的原则。从职务级别上看，饶漱石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在新四军军长陈毅面前属于下级。
可在党内职务上，华中局书记是华中军区的最高领导，即使是身为新四军军长的陈毅，原则上也要服从华中局书记的领导。
正是因为这一点，在极具个人的政治野心的饶漱石眼中，华中局书记是他“升官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不容有失。
在这个错误思想的指引下，饶漱石对陈毅的敌意骤升，此时正逢新四军开展整风运动，饶漱石心想，也许可以借着这个机会，对陈毅进行攻击。
1943年8月13日，饶漱石以华中局代理书记的名义，号召新四军的干部们开会。
会议的主题也只有一个，那便是对新四军当前存在的现象进行揭露、批判、整改。饶漱石还假意提醒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会议上，饶漱石利用领导身份，故意将批判的对象往陈毅的身上牵引。不料陈军长因其平时工作态度认真，工作能力突出，受到了新四军干部们的一致爱戴。
会上，干部们不仅没有如饶漱石所预想的对陈毅提出意见，反而有不少同志对饶漱石的工作作风提出了质疑，急得饶漱石赶紧结束了会议。
在这次会议之后，陈毅本打算将会上同志的意见整理成稿，送交延安研究。但此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饶漱石心底打的算盘，这份材料在送交华中局讨论时便被饶漱石扣下。
之后，饶漱石每天都会找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一些干部谈话，谈话内容也无一例外，都是跟军长陈毅有关。
饶漱石当初是周总理亲自推荐，作为延安代表来到的新四军工作，他手中还有一部跟延安独立联系的电台和密码本。
知道这些情况的新四军和华中局的干部们，在饶漱石有意无意的暗示下，都误以为饶漱石是代表延安来对陈毅军长进行清算的。
尽管在谈话中，这些干部们也确实没有对陈毅军长说出什么不利的言辞，但在谈话之后，这些人都对陈毅避之不及，生怕自己也牵扯其中。
“黄花塘事件”的结果
在后来的回忆录中，陈毅形容这段时间他的住所是“鬼都不敢靠近”。
到了这个地步，陈毅即使再后知后觉，也明白了饶漱石此举是有意针对自己。了解到事情真相后，性子一向较直的陈毅直接找到了饶漱石，并问他是否中央真的打算调查自己。
面对陈毅的质问，饶漱石本就心虚，此时更是不敢拿中央给自己扯大旗，他只能含糊其辞，避实向虚。
两人的矛盾后来传遍了整个新四军军部，所有人对此都心有余悸，不敢多言。
即使是在和平时期，对于一支部队而言，高层领导发生了矛盾都是一次不小的危机，更何谈此时还在抗日期间？
新四军军部转移到黄花塘，本就是因为日军正在对新四军进行大肆扫荡，今年开春之前，国民党韩德勤部还与新四军发生了不小的摩擦，甚至一度陷入激战。
于此危险之极，如果陈毅与饶漱石的矛盾再激化下去，恐怕整个新四军都会陷入危险之中。
于是在10月下旬，毛主席给新四军发电，要求陈毅即刻到延安来汇报工作，并准备参加中共七大。
同时，毛主席在给华中局的回电中，也给陈、饶二人的矛盾做了总结。
毛主席说：“陈、饶同志皆对抗战有功，两人之间的争论，属于个别问题的矛盾，并非路线之争。陈毅同志也不是项英，不能一概而论。”
从这封电报来看，对于陈毅和饶漱石的矛盾，毛主席还是相信陈毅的。
早在井冈山时期，陈毅就是红军总前委的一员。值得一提的是，井冈山时期，毛主席和朱德也曾短暂的有过矛盾。
那时候，在红军早期有关斗争地点的选择上，朱德坚持以攻打城市为目标，毛主席则觉得城市敌人力量过于强大，应该先在农村地区发展根据地。
两人争执不下，陈毅则是一直居中调和，才让两人的矛盾没有扩散至全军当中。
后来在古田会议上，毛主席与朱德也互相道歉，彻底解决了分歧，方才有了后来的“朱毛红军”。
自那之后，毛主席对陈毅一直保持的绝对的信赖，陈毅也没有辜负毛主席的信任，在红军长征时期，陈毅则是一直坚持在南方领导游击战争。
正因为有过这段经历，陈毅才知道领导人的矛盾对部队的影响有多大，也明白毛主席将他调走的真正深意。
11月初，陈毅离开黄花塘，前去延安。
在陈毅离开的前一天，饶漱石早早地就告知其他干部，陈毅是去延安接受询问的，因此不准送行。当时新四军的不少干部虽然不相信饶漱石的这套说辞，但也担心激化矛盾，因此只好当作不知道陈毅的离开。
最终，发生在江苏盱眙县的“黄花塘事件”，以陈毅暂时离开新四军的结果告一段落。
从性质上来看，“黄花塘”事件起因是源于饶漱石同志的个人野心。他为了华中局书记的位置，利用党中央的信任，借整风运动趁机对党内同志搞清算和压迫。
在这关键时刻，远在延安的毛主席为了抗日大局，并没有选择对饶漱石进行处理。而从后来他与陈毅的对话之中，我们能够得知，对于整起事件的前因后果，毛主席其实是明白真相的。
陈毅在到达延安之后，毛主席很快就接见了他。
在谈话中，毛主席劝解陈毅，说：“凡事忍耐，忍耐最为艰难，也最为需要。作为一个政治家，你必须要顾全大局，忍耐为先。”
听到毛主席的话，陈毅顿时便知，在这件事上，毛主席还是信任自己的，否则怎么会以忍耐来劝解自己？
时间来到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在华日军也无力发动大的进攻，只能龟缩在城市碉堡之中，不敢出来。
抗日形势一片大好，陈毅也不着急回到军中，就顺势留在了延安，跟在毛主席后面，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1945年10月，此时日本已经宣告投降，陈毅也该回去布置新四军下一阶段的任务了。
到了离开之际，毛主席找到陈毅，并对他说：“心病一除，便是坦途。如今你思想顺通，回去之后想必已没有能阻碍你的难处了，不过还是要警惕非法活动啊！”
陈毅点点头，他紧紧地握住了毛主席的手，说：“感谢中央和主席对我的信任，我回去之后肯定好好工作，不把这些个人恩怨带入到工作之中。”
等陈毅再回到新四军，饶漱石即使心中多有不满，也明白此时不可能再有机会“扳倒”陈毅了。
结局
在陈毅重新回到新四军中后，饶漱石收起了对他的敌意，假意与他道歉。陈老总接受了饶漱石的道歉，并向他也道句抱歉，两位同志就此尽释前嫌，重新站在一处。
但是，此时的陈毅并不知道，饶漱石的野心只是藏了起来，却并没有消失。
解放战争爆发后，陈毅华东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华东军区政委。在具体指挥上，陈毅与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对国民党作战，饶漱石则是和张云逸一同指挥华东军区的部队。
陈毅与饶漱石二人虽属同一军区，但并不在一起工作。身为政委的饶漱石在职务上比和他搭伙的张云逸要高上一级，因此在整个解放战争中，饶漱石并没有再发起过类似的“黄花塘事件”，排齐党内其他同志。
时间来到建国后，1953年，饶漱石从地方调任北京，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在这个时候，毛主席提出了要将中央领导班子分为一线、二线的设想，他退居二线。
毛主席的这个构想，本意是为了防止个人权力的集中，可在饶漱石的眼中，却成了他借机更上一步的“机会”。
于是，在1953年下旬，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利用自身职权散布谣言。
两人对党内的许多同志都进行了大肆批判，饶漱石举报陈毅在主政上海期间利用个人职权敛财，高岗则直接指责薄一波的工作路线是“走资派的复苏”，高、饶二人把自己所做的行径美化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无论是对陈毅的举报，还是对薄一波等人的指责，都只是表象，高、饶二人的主要矛头还是集中在中央的刘少奇、周总理身上。
毛主席的本意是他退居二线后，由刘少奇同志担任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高饶二人预想夺权，其最终目标便是刘少奇。
高岗、饶漱石在1953年下半年所做的种种举动，都被毛主席清楚地看在眼里。
12月24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两人做出了严厉的警告与批评。会议结束之后，饶漱石还想为自己辩解，于是又拿出当年的“黄花塘事件”出来，想将这一切的原因都推到陈毅的头上。
面对这样的指责，陈毅自然不能接受，他亲自找到毛主席，向毛主席一五一十地将当年在黄花塘发生的事情经过全部讲与毛主席听。
党内的其他同志听说后，如粟裕，黄克诚等当年亲身亲历的同志，也提交了一份报告交给了周总理。在报告中，所有同志无一例外，全部支持陈毅，并说饶漱石才是那个想借整风之名为自己争夺权力的人。
到此，真相终于大白天下，当年为了抗日大局，维护新四军内部团结，毛主席选择不去追究饶漱石的错误，希望他能够及时改正。
可是饶漱石却辜负了毛主席的信任，反而在多年之后变本加厉，与党内的另一名野心家高岗一起密谋，妄图染指中央最高权力。
1955年3月，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对高岗、饶漱石两人的反党阴谋做了总结报告。在会议中，经由投票表决，高岗、饶漱石最终被撤销一切职务，并开除党籍。
至此，“高饶事件”历经近三年风波，终于以高岗、饶漱石两人的阴谋彻底败露而结束。陈毅当年在黄花塘所蒙受的冤屈，如今也一并洗去。
毛主席深知黄花塘一事乃陈毅心中的顽疾，在会议召开之前，毛主席还特意询问了陈毅的意见。
对此，陈毅只是将当年恩怨归结为“两人之间缺乏沟通”还说：“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一切听从党中央的安排。”
在这特殊当口，陈毅并没有“抓住机会”表达自己对饶漱石的恩怨，也没有请求毛主席对其如何处罚，只是客观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如此胸襟，就可想而知当年饶漱石对陈毅的批判有多么荒唐。
革命漫漫，前赴后继。在新中国建立的征程上，既有向陈毅这样大公无私的、宽厚的革命者，也有如饶漱石这种只想为自己谋取权力的投机分子。
事物总有其两面性，有积极的部分，亦有消极的部分。
好在，在革命道路中，如陈毅元帅这样的革命者总归是多数。
至于那些投机分子、机会主义者，也终究被革命的洪流席卷而过，淹没在历史的进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