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30日，黄俊财来到了济南烈士陵园。他手捧两束鲜花，走到了黄骅烈士的墓前，轻轻地将鲜花摆在墓碑的两侧，然后伸手抚摸着墓碑上的照片，心中无限感慨。
黄俊财作为一名普通百姓，2019年，他突然得知，自己是革命先烈黄骅的后人。作为普通人活了半辈子的黄俊财，只记得他父亲黄书振是当年是被爷爷寄养在一个农户家庭，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的爷爷是八路军，还是八路军军区副司令。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身为八路军军区副司令的黄骅要将儿子寄养在别人家里？这么多年过去，黄俊财又为何一直都不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份？
坚定的革命战士
1911年，黄为有出生在湖北省阳新县的一个农村。黄为有年幼时，他的父母和哥哥先后去世，举目无亲下，他只能和嫂子住在一起，生活极为困苦。
1927年，共产党在湖北领导了黄麻起义，革命的火苗很快就烧到了阳新县。当看到欺凌剥削自己的地主被收缴了田产，分给穷人之后，黄为有也涌起了参加革命的信念，年仅16岁的他很快就加入了阳新县赤卫队。
1930年，黄为有加入红军。1934年，黄为有跟随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在陈赓大将的干部团任营政委。
1937年，黄为有从延安赶赴山西抗日前线，任中共山西省委军事部长、115师独立大队队长。这时，为了方便工作，防止叛徒的出卖，黄为有改名为黄骅。
由于日军前期“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加之为侵华战争准备多年，因此在1937年的时候日军攻势极为凶猛，我全国抗日将士损失惨重。在这危急关头，延安及时调整战略，不与日军正面对抗，决定绕到日军的背后去。
1938年年初，黄骅接到上级命令，让他到敌后去组织起一支游击队伍，伺机袭扰日军，支援正面战场。
黄骅接到命令后，没有丝毫犹豫，就带着几名警卫人员深入到敌后，很快就拉起来一支游击队伍。1938年到1939年这两年时间，黄骅带领着晋西南游击支队四处出击，袭击日军的运输车辆、碉堡、炮楼，给山西西南日军造成了不小的打击。
后来，面对日军残酷的扫荡，黄骅的晋西南游击支队和115师的一个独立团合并成了晋西支队。由陈士榘担任支队长，黄骅担任副支队长，两人配合默契，指挥得当，其率领的部队成为了山西知名的抗日武装。
1941年，此时的八路军经过几年发展，部队扩充过快，渐渐的形成了“兵多将少”的问题。各支部队，各个军区都缺乏干部。这年7月，八路军冀鲁边军区成立，对于刚刚成立的军区来说，缺少有能力、有经验的军事干部是当前面临的最大的难题。经过仔细考虑，八路军总部决定派黄骅去冀鲁边军区担任副司令员。
收到命令时，黄骅已经将当初的晋西支队发展扩大了三倍有余，正是准备大展身手，抗击日军的时刻。面对八路军总部的调令，陈士榘有些不满，他与黄骅经过战争的洗礼，已经是一对非常要好的革命战友。
可黄骅没有其他情绪，面对组织的调令，他只是回了一句“坚决执行命令”，就开始准备离任的事宜。另一方面，他还制止了陈士榘向上面打报告的想法，他说：
“我们身为共产党人，八路军战士，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机关的命令。只要是为了抗日，去哪里打仗不是打仗？难道保家卫国还要挑地方？”
黄骅的一番话语，令陈士榘哑口无言。他没有再多做挽留，只是默默地帮黄骅收拾好随身行头，将他送出了根据地，一直送了几十里地，也不愿意回去。
黄骅与陈士榘二人都有着一腔革命热血，性格上相互补充，战术配合上也是相得益彰。虽然只搭档了短短几年时间，可二人早已是莫逆之交，黄骅又何尝愿意离开陈士榘？只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民族大义，黄骅不得不按下私人感情，坚决服从组织的调令。
陈士榘送了黄骅几十里地，已经到了不得不分开的地步。两人相视无言，突然都哈哈大笑了起来，黄骅说：
“男子汉大丈夫，我们今天这是在做什么？又不是小媳妇出嫁。”
见到黄骅如此洒脱，陈士榘只是对黄骅敬了一个军礼，他说：“老黄，多余的话也不提了，你说的对，在哪打鬼子不是打鬼子，我等着你胜利的好消息！”
黄骅也回敬了陈士榘一个军礼，郑重说道：“司令员，就此别过。”说罢，便策马向前奔去，激起一路烟尘。
陈士榘看着老伙计离去的背影，心里却万万没有想到，战争残酷，此行便是他们的最后一面了。
同志的叛变
初到冀鲁边军区，黄骅见到了军区司令员邢仁甫。面对黄骅的到来，邢仁甫摆出了热烈欢迎的架势，不仅亲自到根据地外迎接，还命令炊事班给做了一桌好菜，有酒有肉，甚至还有产自美国的牛肉罐头。
面对这种阵仗，黄骅有些不适，他对邢仁甫说：“司令员，我初来乍到，工作还未展开，这不大好吧。”
邢仁甫却不以为然，他摆了摆手，将黄骅按在凳子上。说：
“黄副司令员，你今天到来，是我们军区的大日子，我们必须得热烈欢迎。这也是战士们的一点心意，你就宽心吃吧，不违反组织原则。”
初次见面，黄骅就被冀鲁边军区的司令员邢仁甫弄得有些不自在，不过毕竟是一个班子的同志，身为副司令员的他，也没有否定邢仁甫的安排。
黄骅之前一直是一名崇高的共产党员，从来没有因为职务的高低就给自己搞任何的特殊化。他很小的时候就父母双亡，吃尽了人间疾苦，因此在八路军队伍里，黄骅一直保持着艰苦斗争的作风。
按照当时的八路军条例，身为副司令员的他能够享受一些特殊待遇，吃上“保健饭”。可黄骅并没有这么做，他还特意跟警卫员要求，不要在他的饭菜里加任何多余的东西，跟普通的战士保持一致就好。
黄骅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家人亦是如此。
1937年，他和八路军女战士顾兰青结婚的时候，就曾在新婚当晚对顾兰青说：
“小青，感谢您选择和我结为夫妻。可你要知道，身为干部的我，也无法给你带来任何特殊的照顾。你我都是穷人出身，都见过老百姓过的日子，我们身为共产党人，就应该以解放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为目标。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应该时刻严格地要求自己，不能让自己脱离群众，不能让自己的理想堕落。”
新婚之夜，本是大喜的日子，可黄骅没有对自己的妻子说些甜言蜜语，反而说了些“不近人情”的话。好在顾兰青也是一位思想觉悟高尚的战士，她没有生气丈夫说的话，反而调侃道：“知道啦，我的大政委。”
黄骅的这种艰苦奋斗的作风一直保持到了抗日战争时期，1938年当他接到上级调令的时候，黄骅的大儿子黄书振刚刚出生不久。由于上级任务是让黄骅深入敌后，因此无法带上儿子，而顾兰青则坚持要跟在黄骅的身边照顾他。
权衡之下，黄骅就把自己的儿子寄养在山西的一个农民的家里。做了多年干部的黄骅身上并没有多少财产，他还是向队伍里的政委借了些钱，才凑够十块大洋，交给了那位农民，并请求他们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
黄骅深知任务危险，这一去不知何时再回，骨肉分离之苦，让他的内心饱受折磨。但为了抗日战争的大局，为了心中的信仰，黄骅并没有犹豫，毅然深入了敌后战场。
黄骅崇高的信仰，坚定的志向，是那个时代无数共产党人的缩影，他们或牺牲自我，或牺牲家庭，只为投身革命之中，只为解放千万穷苦百姓。而与他们相比，冀鲁边军区司令邢仁甫，则又是另一种情况了。
邢仁甫出生河北，本是西北军阀马鸿逵的部下，直到1929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投身革命。1937年，他奉命从延安来到了山东，在罗荣桓元帅的领导下抗击冀鲁等地的日军。
由于指挥能力出色，邢仁甫很快就拉起了一支队伍，从军区独立出去，自行发展。他深入分析日军特点，专门在丘陵和山区伏击小股日军，积少成多，慢慢扩大战果。
后来，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邢仁甫主动率部攻击日军，甚至攻克了日军多座县城。每攻克一处地方，邢仁甫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日军囤积物资的仓库，然后分发给当地百姓们。
邢仁甫的这些做法赢得了民心，得到了冀鲁边区百姓的拥护，到了1941年，他的部队比起当初刚独立出来，已经扩充了十几倍不止。看到邢仁甫的部队不断壮大，上级机关这才决定成立冀鲁边军区，并让黄骅来当副司令员。
在打过多次胜仗后，加上部队比较独立，邢仁甫早年在军阀里混迹的恶劣思想又开始蔓延开来。随着军区实力的一天天扩大，邢仁甫越来越开始享受奢侈的生活。
在抗战时期，罗荣桓元帅创立的八路军山东根据地是当时物质条件最好的根据地，这不仅是山东的整体条件较好，更得益于罗荣桓元帅的出色领导。在此基础下，邢仁甫的冀鲁边军区自然也是物资保障充足。
黄骅到来之后，邢仁甫便将指挥作战的权力交给了黄骅。而黄骅也出色的完成了任务，他率领部队在前线不断袭击、消灭日军，连战连捷，一时使得冀鲁边军区声名大噪。而邢仁甫则窃取了这些胜利果实，他冒领军功，贪图享乐，还命令身边亲信远去天津等地给他购买奢侈品。
1942年底，日军不堪忍受多次的失败，开始纠集重兵进行扫荡，企图一举击溃冀鲁边军区。可就在这种关键时刻，邢仁甫竟然没有待在指挥部里，反而和军区宣传队的宣传员宋魁玲眉来眼去。
邢仁甫本有自己的家庭，三个女儿还在咿呀学语，可他依旧不顾政委的劝阻，执意勾搭上宋魁玲。更过分的是，他还挪用了军区几万公款，让警卫员去给他买了一个有十几亩地大小的小岛，并在上面修建了几幢小屋，用来当他和宋魁玲偷情的场所。
邢仁甫的种种作为，身为副司令的黄骅当然一清二楚。可为了顾全大局，他并没有直接与邢仁甫发生过争执，只是屡次规劝他不要做这些事情。邢仁甫一面假意答应，一面就将更多的作战任务丢给了黄骅，黄骅忙于对日作战，自然也就缺少时间处理邢仁甫的问题。
可随着邢仁甫的劣迹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冀鲁边军区的战士们对其多有不满，总部机关也很快得知了此事。1943年，邢仁甫接到了中共山东分局的命令，命令指示他去延安学习，司令员一职暂由黄骅替代。
本来，由于邢仁甫出色的能力，我党对他的处理方针还是以教育为主，只要知错就改，就还是同志。可在邢仁甫的心中，他只觉得此行延安必会被组织处理，甚至难逃一死。
思来想去之后，邢仁甫把心一横，决定秘密杀掉黄骅。这样一来，自己就可以名正言顺的留在军区，拒绝去延安学习的命令。
1943年6月30日，黄骅和军区同志们在新青县的赵村召开会议，总结了这段时间对日军作战的经验，并布置了下一阶段的工作。邢仁甫觉得这是个好机会，他提前撤走会议房间外的警卫员，命令自己的警卫员马冠奎提着一挺机枪冲进会场，对里面的人进行了无情地扫射...
追查
事情发生以后，延安十分震惊，本次牺牲的同志包括黄骅，陆成道等几名冀鲁边军区的高级指挥人员在内，共有8人。很快，罗荣桓元帅就派来了调查组，邢仁甫此时方才清醒过来，他意识到，随着调查的深入，迟早会查到自己的头上。
一不做二不休，邢仁甫觉得自己既然已经残害自己同志了，这个革命的阵营也不会再留自己，干脆就叛变出去吧。
为防止被发现，邢仁甫不敢和军区的其他同志们提及此事。他在一个深夜，带着自己几名亲信趁着夜色逃将出去，一路辗转来到了洛阳，投靠了蒋鼎文。
1944年，豫北会战。蒋鼎文被日暮西山的日军打的是丢盔弃甲，落荒而逃。邢仁甫在会战中被日军活捉，为求活命，他又降了日军，活脱脱成了“三姓家奴”。
此时的邢仁甫早已不是当初那个有理想有信念的革命战士，为求活命，他出卖自己同志，还厚颜无耻地制定了一份《剿灭共匪计划书》呈给了日军。可是1944年的日军哪有能力再进攻八路军，在原先的山东根据地，日军早已被八路军打的不敢出来，只能龟缩在大城市和碉堡群里。
1945年，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眼看着后台倒塌，邢仁甫也没闲着，他再度以伪军的身份，接受了国民党的改编。在国军中，他化名罗镇，成为了党通局的一员，四处暗杀爱国人士。
另一方面，八路军这边对邢仁甫的追拿一直没有停止过。可邢仁甫投靠到国民党那边当了特务之后，其信息就愈发难以掌握起来。然而天网恢恢，1948年，邢仁甫被任命为党通局天津站组长。而后在平津战役结束后，邢仁甫被我解放军战士抓捕。
打下天津城的是东野的部队，东野当初是由全国各个军区抽调的战士组成的，其中以山东军区出兵最多。因此邢仁甫被抓捕后不久，立马就被原山东八路军战士给认出来，刚开始邢仁甫还死不承认。直到后来罗帅知道此事，亲自下命令将邢仁甫送入牢中，等候人民审判。
1950年9月，邢仁甫因背叛革命，残害同志，在盐山县被依法枪毙。这个曾经的八路军军区司令，最终因贪图享乐，暗杀同志，残害同胞而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邢仁甫被枪毙了，可解放军对这件事的调查还远没有结束。原来，当初黄骅被暗杀后，顾兰青和黄骅刚出生不久的女儿就消失不见了。当时的八路军总部曾经数次派人寻找，可由于战争年代，线索甚少，最终也没有结果。
新中国成立后，对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的遗孀和遗孤的寻找工作一直在进行中，黄骅的家乡还特地将名字改成了黄骅县，以此来纪念牺牲的英雄。可即使中央和黄骅县当地政府多次搜寻，也没有找到顾兰青和其女儿的线索，当初黄骅遗留在农民家中的儿子黄书振也没有下落。
2007年，革命战士刘良明的儿子刘鲁彬，向杭州政府说出了自己母亲的真实身份。原来，当初黄骅牺牲后，为保护顾兰青，冀鲁边军区秘书刘良明带着她们母子一路南下，躲避邢仁甫的追杀。直到杭州后，两人才停了下来，并加入了当地的新四军。
后来，顾兰青改嫁给了刘良明，并将自己的名字改成王毅，女儿也改姓王，这才导致后来的解放军战士多方搜寻都查不到线索。
为了不给组织添麻烦，顾兰青始终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他还叮嘱刘良明替他保守这个秘密，两位老人直到去世，也没有将其真实身份说出。他们的儿子刘鲁彬，是在两位老人去世多年之后，为了不让真相被掩埋，才选择说出了真相，他名字里的鲁，正是为了纪念当初在山东革命的日子。
2019年，刘鲁彬在媒体和地方政府的帮助下，找到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异父同母的哥哥黄书振，一家人这才得以团聚。黄书振的儿子黄俊财还特意到烈士陵园，去看望了自己未曾蒙面的爷爷。
2018年，黄骅的外重孙子在河北黄骅市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此时的他还在读大二，可是一听说自己要当兵，家里的人都表示了支持。
黄骅烈士的事迹永远铭记在人民的心中，多年以后，英雄的儿女，也追寻着这份荣光，踏上保家卫国的征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