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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9到1961年这三年期间，由于在“大跃进”中犯的冒失，以及面临的大范围的自然灾害，我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多数地方的粮食供给出现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责任田”制度，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包产到户制度，在安徽省首次提出并实施，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关于包产到户这一制度，毛主席却始终对其有不同的看法。即便包产到户在农村受到了不少农民的欢迎，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可是当我国顺利的渡过那段困难时期后，毛主席在中央的工作会议上便再次提出：“如今我们渡过难关了，是不是可以停止包产到户了？”
包产到户在我国推行的具体背景是什么？毛主席为什么对包产到户有这么大的意见？他到底在担心什么？纵观世界其他国家，他们的农村产权制度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责任田制度
从1959年开始，一系列严重的自然灾害开始袭击我国。这些灾害的程度之深、范围之大、影响之广，在我国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翻阅《中国灾情报告》，我们可以得知，这场罕见的灾害首先出现在河南、山东、安徽、黑龙江等地。
这些地方都是我国主要的产粮区，并且在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的时候，灾害范围进一步蔓延到了湖北、湖南、四川等省份。
几乎大半个中国都被特大旱灾所影响，带来的后果也让当年我国的粮食总产量较之1959年再次减产超过50%。
严重的自然灾害，再叠加上大跃进、浮夸风给我国经济结构带来的影响，直接导致了全国人民都陷入了饥荒当中，当时的情况之严重，连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开始带头缩减粮食。
1961年2月，面对严峻的形势，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在合肥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当时省委的同志以及地方各县市的主要负责干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上，曾希圣痛心疾首的说道：“现在，我们的农民们过的太苦了，我到下面去调研的时候都看到了，他们不仅严重缺乏营养，甚至连最基本的粮食保障都做不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每天还要去生产队进行劳动，这怎么得了呢？”
曾希圣所言非虚，实际上，当时许多受灾严重的地区甚至出现了大规模的饿死人的现象。在饥饿的折磨下，许多农民尝试偷生产队的储备粮食，闹出了许多恶性事件，给人民公社制度的推行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作完工作报告后，曾希圣首次在会议上提出，要在省内部分地区推行责任田制度。让老百姓恢复到过去的生产模式，自给自足，自我发展。
所谓责任田制度，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的另一种说法。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国就普遍施行了人民公社制度，农民们全部加入生产队，并将自己分得的土地全部交由生产队进行统一耕种、管理。
而包产到户，就是取消这种做法，将土地分回给农民，让他们自己耕种，回到了中国传统的小农耕作模式。
尽管责任田制度看上去是“开历史的倒车”，但是它却可以有效改善人民公社中部分人“磨洋工”的现象。
当农户自己承包土地时，他的劳动成果将变成自己的收益，而不用分享到集体。在如今中国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影响下，责任田制度看上去似乎能够改善农村严峻的现状。
曾希圣提出的这个观点，很快得到了其他同志的支持，但是也有一些政治上较为警觉的人提出，这样做是否会得到中央的同意？同时，也有人隐晦的提醒曾希圣，这件事的推进要万分慎重，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被打成“走资派”。
同志们的提醒是好的，曾希圣也表示理解。但是此时此刻，还有千千万万的农民在吃苦挨饿，一想到他们，曾希圣根本无法只关心自己的“政治风险”。
于是，趁着毛主席到地方视察的机会，曾希圣抓住机会向毛主席报告了此事，并请求他同意先进行小规模的试点。
在安徽省蚌埠地区，当毛主席亲自到农村实地考察，亲眼看到了农民们艰苦的生活后，他同意了曾希圣的意见。
毛主席这样对曾希圣说道：“如果能够有效缓解现在的情况，你们搞这个我不反对，只是唯有一条，那就是一定要先取得农民的拥护，不能把田强行承包给农民。”
有了毛主席的支持，安徽成了全国首个实施责任田制度的地区。一开始，曾希圣只是在小范围内推广责任田制度，但是想要承包土地的农民的热情太高，很快就蔓延至全省范围内。
当年年底，安徽省的粮食产量超过了900万吨，比1960年多出了300多万吨，安徽省的农民不仅保障了自己的粮食储备，还给国家上交了几百万吨粮食，用以支援其他省份。
责任田制度推行一年，便取得了这样的好成绩，曾希圣非常高兴，他写了一份万字的总结报告，准备向中央汇报搞责任田的经验。看起来，责任田的前景似乎一片光明，然而，接下来的发展，却是曾希圣怎么也没有预料到的。
批评
1962年初，在党中央的工作会议上，曾希圣作为代表对安徽试行责任田制度所取得的效果、以及在推行过程中的一些经验总结进行了阐述。可是令曾希圣没有想到的是，他的报告刚刚做完，就遭到了不少党内的老同志的批评。
对曾希圣的批评，或者说是对责任田制度的批评主要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责任田是在开历史的倒车，这会让中国重新回到过去的小农经济模式。
另一种观点则是认为包产到户实际上是对集体权威的严重损害，如果这种做法长期推行下去，势必会导致资本主义的产生。
面对如潮般的批评声，曾希圣不知该作何辩解。同样参加会议的邓小平才刚刚替曾希圣说了一句：“我觉得不管什么手段，能提高粮食产量，缓解饥荒，就是好手段。”
就立刻招来了批评，有些同志直接指责这违背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还说邓小平的发言有资本主义的倾向。
在会议中，毛主席对此争论始终不发一言。他既没有明确批评曾希圣的做法，可是也没有表示支持。在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找曾希圣谈话，他说道：“现在灾害的影响已经渐渐降低，我在想，是不是可以继续恢复到人民公社的模式呢？”
曾希圣对此则是非常不解，他疑惑的问毛主席：“责任田制度既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为什么我们不能继续推行呢？”
对于曾希圣的疑问，毛主席是这样回答的，他说：“责任田制度可以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这没有错。但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农村势必会出现阶级分化，地主阶级会再次出现。中国过去已经搞了几千年的包产到户了，搞好了吗？”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毛主席的这番话是对的。他自己就是农村出身，年轻时还在湖南各地作了农民的考察报告，对小农经济有着充分的了解。
尤其是毛主席阅览中国古代历史，对每个王朝的灭亡原因进行总结，最后除了少数几个因为外族原因的王朝，其他的无一不是因为严重的土地兼并，而让国家的财政积重难返，以至于最终失去天下，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周期律”。
该如何打破“历史周期律”？在毛主席看来，集体化是一条非常好的解决办法。新中国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王朝，由于党组织在基层的强大组织能力，再加上大规模的土改已经事实上消灭了地主阶级，这就让土地兼并失去了卷土重来的可能性。
如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包产到户，就等于是为地主阶级提供了温床，新滋生出来的阶层，不仅会使农村出现阶级分化，甚至还会对党的基层组织能力造成冲击。出于这个担忧，毛主席才始终对责任田制度持谨慎态度。
毛主席所站的高度，显然不是此时的曾希圣所考虑的。他作为安徽省的省委书记，亲眼见到无数农民艰辛挨饿的惨状，这使得他顾不上长远的历史考虑，而是想先让农民吃上饱饭再说。
由于这次会议的影响，在1962年中旬，曾希圣被免去了职务，在安徽大范围推行的责任田制度也重新回到了人民公社模式。此后，中国又在这样的集体模式中走了十八年，直到1980年，在邓小平的大力推行下，包产到户才又继续在中国搞了起来。
孰优孰劣
那么，包产到户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道路呢？毛主席的担心有无道理？要回答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先看几个案例，比如时至今日还在坚持人民公社制度、被人称为中国最后一个人民公社的河北省周家庄公社的发展现状。
1983年10月，党中央正式发布文件，要求全国各地都要建立乡政府，取代过去人民公社的一切行政职能。至此，人民公社成为了时代的记忆，如今还对此有深刻印象的，也只有那些经历了这段历史的老人了。
不过，即便有中央文件的要求，人民公社也并未完全退出历史的舞台，比如河北省的周家庄，这里就始终坚持人民公社的治理模式，并且发展的相当不错。
2022年，周家庄公社的人均收入超过了3万元，同一时期，中国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也不过2万元而已，仅从收入角度来看，人民公社制度似乎要远远“强”于包产到户制度。
周家庄公社的案例并不是孤例，同样以集体主义经济闻名的南街村，它的发展历程，也很值得我们探讨。
和周家庄公社不同，1980年以后，南街村并未继续保持人民公社制度，不过该村同样也没有施行包产到户制度，而是另辟蹊径，选择了走集体经济这一道路。
集体经济与人民公社看上去很类似，但又不完全一样，二者最大的差别，就是在市场中，集体经济是作为法人单位去从事经济活动的。
1984年，南街村以村集体的名义开始回收耕地，并尝试开办企业。在改革开放的洪流中，南街村抓住机会，通过贷款获得大笔资金，开办企业，其中还有不少企业是与外国资本合作创办的。
在改革开放的早期阶段，由于资本的缺乏，个人很难获得足够的初始资金。但是南街村的村集体经济却打破了这一困境，这让他们可以以很低的成本进行融资，这也是集体经济优于个人单干的优点之一。
南街村的模式收获了巨大的成功，仅仅在2013年，该村的收入就超过16亿元。
更难能可贵的是，即使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南街村在收入分配上也一直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无论是村委书记，还是普通的村民，他们的收入水平都基本保持一致，这也导致南街村几乎不存在贫富差距。
除了在初次分配上控制贫富差距，南街村在二次分配上也做了很多努力。村里的房子是免费分配的，孩子的教育，老人的养老，包括村民的水电费等生活成本都是由村集体“买单”。看上去，南街村的模式似乎就是理想中的乌托邦。
当然，无论是南街村还是周家庄公社，它们所取得的成功我们要认可，但是它们的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我们也要理性看待。我国的领土过于庞大，进而导致国情复杂，单一的成功模式，并不足以论证其在全国推广的可行性。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里说过，资本主义是共产主义滋生的温床。当一个国家刚刚从半封建半殖民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忽视生产力的发展阶段，直接走共产主义道路，也未必可行。毕竟，要实现共同富裕，起码得要先富起来。
毛主席反对包产到户，想要直接实现共产主义的蓝图，而邓小平同志着眼于实际情况，提出先发展经济，搞包产到户。局限于时代发展的藩篱，我们很难看到真相，这两者究竟孰优孰劣，或许真的只有交给历史来评判了。对此，你又有什么看法呢？
注：文章中出现的人物对话皆为作者根据史实资料和当时的情景合理设计的，不可作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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