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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台北杭州南路的一座普通寓所里，一位老人用沙哑的声音，跟身边的人轻声说着什么。一名老妇人坐在床边，只见她眼眶微红、不停地点头。
临了，老人说出了最后一句话：“待我死后，不要将我葬在台湾，要把我的骨灰，送回到我的家乡。”
说罢，老人的手缓缓垂落，眼睛也慢慢地合上。许久，见到床上老人再无动静，窗边的老妇人用手轻轻地伸到了老人的鼻子下面，又摸了摸老人的身体。
确认老人离世后，老妇人终是忍不住，失声痛哭起来。
1990年8月30日上午9点左右，我国著名学者、史学家、国学家钱穆先生在台北去世，享年95岁。他死前曾有遗言，要将他的骨灰送回大陆。
钱穆先生本是应蒋介石之邀前往台湾教学，为何几十载岁月过去，他宁愿棺椁悬空，也不愿葬在台湾？
他的晚年，又发生了什么，以至于他对台湾当局失望透顶？
末名湖畔
1895年7月30日，江苏无锡七房桥。这天，钱府上上下下都担着紧张的心情，因为自清晨起，钱家少夫人的肚子就开始翻江倒海起来。
钱夫人怀胎十月，算算日子，也该到了临盆之时，于是，虽然七房桥的多户人家还未起床，钱府的下人们却已然忙的不可开交。
日上高空，蝉鸣枝头。到了中午时分，钱夫人终于安然产下一子。钱府主人钱承沛见到儿子粉雕玉琢，精头灵脑，很是喜欢，遂取名为恩操。
次年春，钱恩操的兄长觉得此名不好，又将其改为单名一个穆字，从此，钱家二公子就被人称作钱穆。
钱穆之父钱承沛是个科举秀才，但他在考中之后不久便大病一场，身体一直未能痊愈，因此不得不放弃功名。
虽然自己放弃，但钱承沛对两个儿子一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将来可以直上凌霄，出人头地。
在钱穆还在咿呀学语的时候，钱父就已经给他灌输经史子集，国学经典。彼
时的小钱穆还不懂得这些内容，只是跟父亲后面，摇头晃脑，背着这些内容。
到了6岁这年，钱父从外面找来一教书先生，住在钱府，每日只负责教导自己的儿侄三人。
家学的影响，再加上刻苦用功的态度，钱穆自小就积累了丰富的国学功底。
1910年，钱穆考入了南京钟英中学，15岁的钱穆第一次离开了家乡，外出求学。但好景不长，武昌起义爆发，南京受到革命影响，钟英中学也被迫停课。无奈之下，钱穆只好辗转回到了家乡无锡。
钱穆回家之后不久，钱承沛就因病撒手人寰，还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弟弟交给钱穆和兄长钱挚照顾。父亲的去世加上动荡的时局，打破了钱穆一直以来无忧无虑，只捧圣贤书的生活。
在亲戚的介绍下，钱穆开始在家乡的学校任教书先生，以补贴家用。
在学校里，钱穆教的是国学，这是他的擅长科目，亦是兴趣所在。在教书之余，钱穆继续钻研国学经典，时有所得，还写成杂稿，寄给当地报刊。
渐渐地，钱穆的名声传出，当时的文坛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无锡有个国学大家，隐于市井。”
时间来到1930年，这年，钱穆的人生迎来重大转折。
他因一篇《刘向歆父子年谱》而被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赏识，顾颉刚向钱穆发来信函，邀请他去燕京大学教课。
顾颉刚
少年时期，钱穆就有考取燕大的想法，后来因生活变故不得已在家乡教书。如今燕京名师顾颉刚亲自邀请，钱穆非常开心，他很快就告别了家人，只身北上，来到了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本是由美国和英国传教协会在北京开办的，初代校长就是后来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
彼时的司徒雷登还未涉足政坛，只一心想把燕京大学建设为东亚名校。故而那时候的燕京大学，经常不惜重金广邀各路名家，钱穆就是其中之一。
钱穆来到燕京不久后，一日，司徒雷登在学校设宴招待今年新来燕京的教习。
在宴上，司徒雷敲杯，询问场间名家：“诸位初来此地，请对燕京有何印象（司徒雷登在杭州出生，本人非常精通中国文化，并说得一口流利汉语）？”
钱穆举杯站起来，看向四座，语出惊人：“我早就听闻，燕京大学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具中国本地化之学校，心生向往，故才来之。可始一进门，便看到M楼，再有诸如S楼，F楼，吾不解其意，敢问中国化在何处？”
钱穆初来乍到，便语出惊人。不过司徒雷登虽一时半会答不上来，却也没有生气。
之后，司徒雷登亲自主持召开了校务会议，经大家表决，将原英文教学楼都改成了中文名称。燕园还有一处湖泊，景色甚美，校务会上大家取了诸多名字，但都无法令人满足。
最终，司徒雷登找到钱穆，请他命名。在钱穆的提议下，该湖被称为“末名湖”，一时称为燕园名景。
即使新中国成立后，撤销燕京大学，将燕京大学的校区并入北京大学，“末名湖”一名也一直未曾改动，至今仍是北大圣地。
未名湖畔
新亚时光
因改名一事，钱穆在燕京成为名人，每日闻名来听他课的学子不计其数。
而钱穆也确实在国学和史学上积累颇多，他的课深入浅出，由简及繁，见微知著，非常受燕京学子们的欢迎，甚至连许多教授也跑来听课。
来到燕京不足一年时间，钱穆便已经成为了燕京最受欢迎的教习之一。
次年，北京大学向钱穆抛出了橄榄枝，钱穆欣然前往，在北大开设了中国通史课。
也是在这里，钱穆结识了另一位名家，陈寅恪。两人教的都是中国通史，内容相似，观点还偶尔交锋。在北大教书的这段时日里，钱穆与陈寅恪以及其他名家，或治学，或探讨，谈笑间，彼此的学术积累愈发深厚。
1937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北平沦陷。在城破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就组织了高校西迁计划，将北方的一众名校迁到贵州、云南等大后方。
钱穆历经辗转，最后来到了位于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在这里，他继续讲他的中国通史，其受欢迎程度比之他在北大丝毫不减。
在西南联大的这段日子，是钱穆一生中最重要的创作时段。因为目睹过山河破碎，家国沦丧，钱穆自己也是流亡万里，所到之处，无一不是生灵涂炭。这些景象促使他创作出一部中国通史的教科书，以教导学子们勿忘历史。
1938年，钱穆在西南联大的宿舍中，正式动笔书写。
一年的时间里，在经历过日军轰炸、昆明饥荒、学校搬迁等危机后，钱穆终于完成了他的《国史大纲》。
《国史大纲》一经面世，便被称为是“中国最好的通史著作”“不可不读的史学经典”，受到了当时大部分名家学者的追捧。
1940年，《国史大纲》被中华民国政府列为大学通用教科用书，蒋介石的“笔杆子”陈布雷称其是“在民族危亡之际，以唤醒国魂，御敌救亡的佳作。”
直到现在，《国史大纲》依然是国学经典之一，历几十载岁月，经久不衰。
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垮台，在江南大学教书的钱穆也受到了影响。钱穆认为自己多年来一直拿的是国民政府的薪水，恐不能为中共所信任。于是，在友人的陪同下，钱穆取道广州，来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钱穆已经五十有四，年过半百的他，已经不想再居无定所。为了能够继续自己的教书事业，钱穆于1950年与友人一同开办了一间学校，取名“新亚书院。”
新亚学院创办之后，陆续接收了从大陆逃亡香港的诸多名家教授。这些人大多与共产党无甚交集，有的还抱有偏见，他们不愿意留在大陆，更不愿意跟着蒋介石去台湾，
思来想去，只能留在香港歇脚。好在，钱穆的新亚书院接收了他们，让他们得以过上温饱日子。
新亚书院
因为钱穆的名声，陆续有更多的人慕名来到新亚书院任教。这些人中，既有任泰，吴俊升等国学名家，也有梁寒操、杨汝梅等接受西式教育成长的理论学家、哲学家。
当时的香港仅有香港大学一家学校，而新亚书院开办不到一年，其师资阵容就已经远远超过了香港大学。为此，香港教育司还特地出资赞助了新亚书院，意欲借此提高香港的治学水平。
有了港英政府的资助，钱穆不用再操心书院存续的问题，他终于得以享受安静时光，潜心治学。
钱穆的前半生几乎可以说都是在漂泊不定的状态中度过，生活带给他非常多的困难，也给予了他无穷的养料。
现在，钱穆将他自己半生的心得都化为书笔，写就了诸多论作。
在新亚书院的这段时间里，是钱穆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他先后写了《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等著作。
将我国历代哲学思想都系统性地加以总结，并有力驳斥了西方的“古代中国没有哲学”这一荒唐论调。
归去来兮
不久后，钱穆在香港教书的消息很快就引起了两岸当局的注意，新中国政府和蒋介石先后都向钱穆发出了邀请。
钱穆在1952年去了台湾，蒋介石还亲自请他喝茶论道。在台湾学堂，钱穆所教的课，底下无一不是坐满学子，可见他在两岸三地受欢迎的程度。
也许是前半生太过辛苦，命运在这时还给了钱穆一份意想不到的礼物。在台湾讲课期间，钱穆认识了一位女子，名叫胡美琦。
胡美琦本是台下听钱穆讲课的学生，结果有一次钱穆讲课时发生意外，被屋顶塌下的横梁砸进了医院。在住院期间，胡美琦悉心照料钱穆，使得钱穆对她大有好感。
可胡美琦毕竟是他的学生，两人年龄相差有34岁，因此，心中再有好感，钱穆也与胡美琦保持了一定距离。
钱穆的婚姻生活颇为坎坷，他的第一任妻子早年因为难产去世。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因南下昆明，又与第二任妻子分隔两地，从此渐渐失去了联系。等他到香港后，五十好几的年纪，却只能孤身一人，生活相当困窘。
虽然年龄相距甚远，但胡美琦对钱穆早就心生爱慕。讲台上的钱穆，举手投足间尽是名家风范，话里行间便显古今，令台下的胡美琦听得如痴如醉。
钱穆受伤住院，胡美琦主动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就在两人的感情进一步升温时，钱穆因无法迈过年龄这道坎，主动拒绝了这段感情。
也许是缘结此生，当钱穆以为此生只能孤独终老时，胡美琦再一次出现在了钱穆的眼前。原来，胡美琦大学毕业后，阴差阳错下，竟来到了新港大学工作。
等再见到钱穆时，胡美琦再次对钱穆表达了心意，钱穆深受感动，最终决定打破世俗偏见，与胡美琦走到一起。
为了方便照顾家庭，婚后的胡美琦辞掉了自己的工作，专心协助钱穆工作。钱穆的晚年著作，大多时候是他躺在一旁口述，由胡美琦执笔完成。
两人不仅生活中相敬如宾，在著作上，胡美琦也非常能理解钱穆的想法，给予了他很多的支持。钱穆曾在友人面前夸赞胡美琦，说她是自己的人生知己，如今的钱穆，只恨为何没能早点遇到胡美琦。
幸福的日子一直过到了1967年，这年，在妻子的影响和蒋介石的盛邀之下，钱穆搬到了台湾定居。他当选为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蒋经国还特别批款给钱穆建造了一栋苏式风格的庭园小楼。
钱穆于1968年搬了进去，并将其取名为“素书楼。”
这时，钱穆本是打算就在台湾安享晚年。他获得蒋介石同意，可在家中开课教人，不必每日累身前往学校。教书之余，钱穆还在妻子胡美琦的帮助下，写完了《中华文化十二讲》、《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等等。
七十多岁高龄，还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还能保持如此速度的创作。这其中，既有钱穆的深厚国学积淀，也离不开胡美琦的贴心照料。
这样的日子本是美好和谐的，可蒋经国的去世，打破了钱穆安享晚年的现状。
1988年，蒋经国去世不久，时任立法委员的陈水扁，就公开质疑钱穆所住的“素书楼”是政府的财产，被钱穆“不当占用”还要求钱穆即刻搬出。
钱穆一生潜心治学，从未参与过政治。被陈水扁这么诬陷，文人心态的钱穆自然不堪受辱，愤而搬出了“素书楼，”转头租在了台北市的一处公寓之中。
可是尽管这样，台湾当局的某些宵小还是没有放过他，他们不停的污蔑、造谣钱穆，甚至还编排他和胡美琦的花边新闻。
其手段之恶劣，让已经九十多岁的钱穆怒不可赦，急火攻心之下甚至住进了医院。
其实，李登辉、陈水扁之流如此对待钱穆，倒不是真因为钱穆占用了什么“国家资产。”
其真实原因在于李登辉和陈水扁一心推动“去中国化”，他们为了“独裁统治”的梦想，已经不希望再和大陆扯上任何关系。
而钱穆毕生心愿都是推崇国学，这自然成为了李登辉眼中的障碍，也是在他的授意下，陈水扁之流才会如此不遗余力的攻击、谗害钱穆。
面对无休止的侮辱和陷害，钱穆已经不堪其扰。他想要回到大陆，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可以他如今的身体状况，自是经不起长途跋涉。
1990年，钱穆先生在如此悲惨的境遇下，于台北一栋公寓里愤然离世，享年96岁。
钱穆临终前，告诉妻子胡美琦：“无论如何，也要将自己的骨灰葬回大陆。”
面对丈夫的遗愿，胡美琦自然是尽全力完成。90年代的大陆与台湾的关系其实并不好，在李登辉的推动下，两岸局势变得非常敏感。
可即使如此，胡美琦还是努力在两岸之间，为归葬钱穆的骨灰而四处奔走。
最终，在胡美琦和一些友人的帮助下，钱穆先生的遗愿终于得以实现。
1992年，钱穆被葬于苏州西山太湖。20年后，胡美琦去世，其骨灰也在子女的帮助下葬回苏州，与钱穆先生合葬于一处。
苏州秀美绮丽，西山太湖景色怡然。葬身此地，魂归故土，相信钱穆先生也能得以安息。
钱穆先生的一生，为我国国学文化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抗日战争最危险的关头，钱穆用手中的笔杆，发出了中华文化的呐喊，抵御了侵略的冲击。
如今，中华文明已经走在全面复兴的道路上，中华文化也历久弥新，散发出新的活力与生命力。这一切，既如钱穆先生的期盼，也不负他的理想。
倘已时日，古老的中华文化必将再次站在人类文明之巅，向世人诉说着它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