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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1日，一位耄耋老人在北京溘然长逝，结束了他伟大的一生。
在临终前，他对孩子说：“我的一生虽然很长，说到底就只办成了一件事，但办成了这件事，我已经死而无憾了。”
老人的视线已然逐渐模糊，但他的脸上却流露出了一丝微笑，在他看来，即将面临的死亡也许不是终点，而是另一个开始。
他又可以继续追随那个伟岸的身影，高喊着：“主席，我还给你做一辈子的卫士，可好？”
这位老人是谁？他坚守一辈子的到底是怎样的事？
星星之火，立志从戎
汪东兴，1916年1月出生。
他是江西省弋阳县的贫苦农家子弟，童年时，他全家饱受地主乡绅的欺凌，衣不蔽体，食不果腹。
可怜小小的汪东兴只有几岁，也瘦的只有一把骨头，宛若一个行走的活骷髅。
在他11岁时，毛主席带领的工农红军如同天降救星，在弋阳县打土豪，分田地，这才让苦日子一眼望不到头的汪东兴一家，过上了像样的生活。
正是因为从旧社会侥幸活过来，经历了那人间炼狱般地悲惨遭遇，他无比感谢毛主席让他们家翻身做主人，因此，在他幼小心灵中，升腾起了革命的星星之火。
当年，只见一个面黄肌瘦的小豆丁找到毛主席，拍着胸脯说自己要加入红军。
毛主席看着眼前的孩子，像极了年少时心向光明的自己，他说：
“你现在年龄还太小，不能参加红军队伍，不过我建议你先参加本地的农民协会或者童子军，先为本地的革命做些力所能及的贡献，年龄到了之后，再来参加红军队伍吧。”
因缘际会中，是必然也是巧合，后来日常相处超过三十年的两个人，第一次见了面。
此后，汪东兴谨遵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地参加同县另一位革命伟人——比他大17岁的方志敏组织的农民运动。他先后担任弋阳县河潭乡儿童团团长、少先队队长。
方志敏曾在大革命时期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省农委书记。是中国工农红军早期杰出的领导人，创建了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也是早期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党政军的主要领导者。
1931年，汪东兴15岁了，他在少先队队长岗位上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早熟，和对中国工农革命运动的热忱，因此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而到了第二年六月，汪东兴正式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并被批准入党。
后来，他历任红十军第84团一营战士、班长、排长。几乎在工农红军的每一个基层岗位上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不仅如此，他还参加了中央苏区应对蒋介石反动派的第四次、第五次反“围剿”。随后又跟着红军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一路转战至陕北。
1936年，抵达陕北后，他任职延安市永坪总医院党总支书记，秉承着“党需要他在哪里，人民需要他在哪里，他就向哪里冲锋”的精神，积极组织医院的各种诊疗工作，将前线的负伤战士，从鬼门关上拉回来。
也就是在同年，汪东兴与毛主席，见了平生第二面。
当时，陕甘宁红色革命区受到蒋介石反动派的猛烈进攻，许多战士身负重伤，创口流血根本无法止住。医院的医药储备，在庞大的伤员人数面前，顿时显得捉襟见肘。
在这“时间即生命”的紧要关头，汪东兴临危受命，机智百出，想到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
他回忆童年时，自己受伤家人用草药处理时的场景，便下令将士们漫山遍野地搜寻那种记忆中的草药。
随后兵行险招地给伤患战士研磨后外敷，很多伤患战士因此得以保全一命。
因这生命的奇迹，让毛主席对他赞不绝口：“想不到我们红军队伍里，还有这样的神医呢！”
后来，他先后任职陕甘宁边区医院副院长兼政治委员、八路军军医院副院长兼政治委员，始终在提高我军治疗条件上，发挥自己的光和热。
到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人将日寇驱除出神州大地，汪东兴因为在医疗领域杰出的贡献，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
临危受命，一战成名
日本人被赶走后，全国人民在我党的率领下迎来了和蒋介石反动派的最后较量。
此时汪东兴从后方的医疗工作，被调到了更重要的岗位，担任起了极具挑战性的，党的领导人的保卫工作。
他先后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警卫处处长等职。
这份工作责任太过艰巨，一个疏忽，将对中国革命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此时的他是忐忑的，而当他此生第三次见到毛主席之后，这种忐忑一下子被激动的心所取代了。
1947年3月，是蒋介石战略进攻的重要关头，他咬着牙，攒着劲，命令国民党兵力大批量扑向延安，力求毕其功于一役。
毛主席早就看出了蒋介石反动派色厉内荏，外强中干的真面目。只要能撑得过这波，革命将迎来改天换地的新面目。
但敌人的枪炮是无情的，整个三月份，美帝国主义支援给国民党的轰炸机，每天都向延安地区倾泻大量的火力。在铺天盖地的轰炸下，老百姓原本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全部被反动派破坏的一干二净。
延安在抗日战争期间，作为我党统筹大局的办公地点，一项项指令频繁不断地从延安发出，因此为国内外的同胞所熟知。
国民党轰炸延安，是因为党中央在这儿，而延安动不了，党中央可以移动。
为了保护延安地区的生产建设不遭到太大破坏，中共中央决定暂时从延安撤退，这样国民党执行斩首行动的胡宗南部，便会被我党牵着走，不至于继续对延安狂轰乱炸。
而此时的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内重要领导人，还在延安安塞县王家湾。这次撤退，由汪东兴警卫部负责党中央领导转移掩护。
在领导们先行出发后，汪东兴率领一个排的战士，提前在敌人的必经之路设下埋伏，争取为大部队的迁移创造充分的时间。
他没有让毛主席失望，汪东兴等人刚刚把埋伏布置完毕，没等喘口气的功夫，敌人的侦察机便如传递死亡的信使，从战士们的头顶呼啸而过。
没过多久，一堆国民党士兵仿佛阴兵借道，形同鬼魅般地出现在了汪东兴等战士的视野。
在这间不容发之际，之前埋好的地雷，仿佛爆炸了的西瓜，“嘭”、“嘭”、“嘭”地声音接连响起，敌人的断臂残肢在漫天飞舞。
趁着敌人被炸的晕头转向，汪东兴率部神兵天降，果断地对敌人发起冲锋。
此时，映入敌人眼帘的是被炸翻天的滚滚黄沙，而黄沙中吐出火舌的机关枪，正快速地收割着生命。
国民党部队眼见此等形势，仓皇失措，如丧考妣，以为是中了我党大规模部队的埋伏，颓靡的情绪迅速蔓延开来。他们慌不择路，抱头鼠窜，灰溜溜地逃跑了。
就这样，敌人露头就打，撤退就追，拉锯战持续了十几个小时。汪东兴部队的浴血奋战，为我党领导人成功转移提供了宝贵的时间。
1948年3月，解放战争形势一片大好，打胜仗的捷报一封接一封纷至沓来。就在这遍地开花之际，毛主席要东渡黄河，到晋察冀边区与朱德等领导人汇合。
汪东兴依旧负责前线开道，他反复侦察行进路线，确认行程的安全，并且制定了很多应急方案来规避突发事件，他心细如发，充分展现了自己的价值。
兢兢业业，无名英雄
汪东兴执行保卫工作奋不顾身，舍生忘死，这一切被党中央看在眼里。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南海警备团团长，继续出任毛主席贴身警卫。而毛主席去哪里都会带着他，将自己的人身安全，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这个年轻的小伙子。
而汪东兴没有辜负毛主席的信任，出入中南海的每一个人，包括主席的医护人员，打扫卫生的大爷，甚至刷厕所的，都必须经过汪东兴调查之后才能得以进入。
这份工作需要胆大心细，没有抛头露面的机会，责任却比封疆大吏重得多，不出事则已，一旦疏忽就会酿成惊天动荡。
根据汪东兴在建国前的卓越战功，在1955年的解放军授衔仪式上，他被授予少将军衔。
如果不担任毛主席的警卫员，回到地方上他也有广阔的前途。但他不惧辛苦，始终甘之如饴，只为了能陪在毛主席身边。
1950年，毛主席率领中共代表团，进行了他平生第一次出国访问，目的地正是彼时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
此次出国，汪东兴不仅与毛主席形影不离，在一节车厢同吃同住，而且汪东兴事先做了长达几个月细致周密的调查分析。
他先是根据地图和路况，选择了一条只有他自己知道的秘密路线。为了防患于未然，他还反复实地考察，确认这条路上没有出现自然灾害的可能。
要知道苏联地处高纬，天气寒冷，大雪经年不化，铁路结冰是常有现象，除此之外，包括桥洞是否会塌方，隧道是否稳定等等。这些，都是他逐一排查过的。
而除去自然灾害，新中国外敌环伺，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众多。蒋介石虽然逃亡到台湾岛，但一直觊觎大陆，亡我之心不死，大陆还有他残余的旧部。
而美帝国主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采取敌对政策，视我如仇寇。
这种大时代背景下，出访苏联的安保工作十分艰巨。一旦出了意外，中国革命的最高领导人被暗杀，将造成地震级的政治动荡。
为此，汪东兴还特意找到了当时公安部的负责人罗瑞卿，从公安部抽调大量警力，协助调查蒋介石反动派的动向，以及帝国主义在新中国最近是否有新的行动。
他事无巨细地审视着一切可能出现的风险。到了临近出行时，这趟列车上全部都是经过了严格筛查，重新做了一遍政审的警卫人员。
汪东兴小半年的辛苦，为毛主席访苏之行创造了一个雷劈不动，油泼不进的绝对安全领域。
罗瑞卿
他陪在毛主席身边近三十年，这三十年间，中南海没有一次安全事故。毛主席所有的外出考察，他都提前踩点安排路线，每一步都井然有序。
像毛主席考察黄河、重上井冈山等等，汪东兴就如同主席的影子，始终寸步不离。
汪东兴对毛主席而言是特殊的，主席曾说：“‘衣不如新，人不如旧’，有东兴在我身边，我是放心的，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不习惯。”
这一老一少就像家人一样，像老师和学生一样，一路前行了几十年。
1966年，毛主席看着与旧社会相比焕然一新的国家，看着人民脸上洋溢着的笑容，老当益壮之情油然而生。他心血来潮，决定像年轻时一样，再游一次长江。
主席水性极好，横渡长江本是小菜一碟，可架不住他此时已经73岁了。
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个岁数的人，各种慢性病，骨质疏松等问题，多多少少都会有，更别说他年轻时还经历过长征，在多次围剿下长期营养不良。
“毛主席的体力能行吗？”
“水温如果太冷，给老人家冻失温了怎么办？”
汪东兴这样问自己。
于是，他瞒着主席安排战士们到长江边上，提前做好了布防。又在主席下水后，一路跟在后面游。
这是汪东兴三十年里很日常的一天。他三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做着本职工作，不叫苦，不叫累，甘愿在幕后做着不为人知的警卫工作，用自己的方式，坚定地保卫新中国。
拨乱反正、扭转乾坤
十年特殊时期，汪东兴受到了冲击和批判。
但即使是这样，他对中南海的安保工作也依然没有松懈。
而且，他听命主席的安排和周总理的指示，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了无私地帮助和妥善地安置，在那个历史时期保护了很多人。为后来的拨乱反正及改革开放保留了进步正确的有生力量。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逝世。一些反革命分子更加肆无忌惮，他们暗中筹划，背后小动作不断，却不知这一切都被汪东兴看在眼中。
十几天后，眼看着这帮人愈发无法无天，汪东兴马上找到了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汇报了这一情况。
党中央马上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商讨对反革命分子的解决办法。没过多久，针对性的行动逐一展开，蒙在新中国上空长达十年之久的阴霾彻底被挥散，得以重新品尝到阳光的味道。
作恶多端的反革命分子被一举粉碎。汪东兴在此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机警和果断，正如他在年轻时保护毛主席那样。
1977年8月至1980年2月，汪东兴在那个毛主席、朱德、周总理三位伟人同年逝世的时候，在那个国内刚发生“唐山大地震”老百姓惊慌失措的时候，坚定地站了出来。
他出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为恢复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稳定时局和人心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功成身退、含笑九泉
到了1980年，汪东兴身兼数职，有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常委、毛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
他肩上的担子很重，但这对于一个神经高度紧绷三十年的老人来说，已是很高的负荷。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在回忆录里，他说彼时可以明显感到身体各项机能的退化。
他又想起与邓小平的闲谈。原来，早在1975年，时任副主席的邓小平就提出了“干部年轻化”的党建思路，但当时形势动荡，该倡议提出后始终被搁置。
而1979年，邓小平在天津、上海等地实地考察后，对我党领导体系的老龄化，报以深深的忧虑。
彼时，我国推行的是“干部终身制”，说白了就是老干部在工作岗位上一直干到死。
这样做弊端太大，老干部虽然从旧社会一路走来，党性坚定，原则性强，但身体机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退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岁数越大，别说学习新东西费劲，一天有一半儿的时间在医院里，还谈何为人民服务？
于是，汪东兴和邓小平决定先作出表率，带头辞职，退居二线。
1980年8月，邓小平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一职，汪东兴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也主动要求退居二线。
在他们以身作则的带动下，13位国务院副总理裁减到了两人，仅保留万里同志和姚依林同志，部级机构也由原先的100个减少为61个。
老同志要给新同志让路，中青年干部要上来接班，不仅仅是说说而已。
汪东兴等无产阶级老革命家们，一个个都是正直无私的共产主义战士，为了国家繁荣和民族振兴，他们可以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的前途，给到年轻人成长和进步的空间。
在辞职以后，汪东兴没有赋闲养老，依然对党和国家的发展报以热忱的关心。他利用自己是时代亲历者的这一特殊身份，积极投身到党建修史的工作中。
他先是参与编写了家乡弋阳县志；又根据自己与毛主席三十年来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撰写了真实反映那个时代的《汪东兴日记》。
不仅如此，他还应《当代中国史研究》等相关杂志的约稿，撰写了很多诸如《毛主席指导我们办江西共大》之类的专题回忆录，又出任了《毛泽东遗物事典》的顾问……
2015年，已是百岁老人的汪东兴病情突然加剧，临终前，他笑着对床边的儿子说，我的一生只办成了一件事，那就是保卫毛主席的安全。
言罢，汪东兴 与世长辞，含笑九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