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第一个斗争的资本家，却影响了他的一生，死后被人铭记
1893年12月26日，当西方还沉浸在圣诞节的喜悦气氛中时，在中国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一个宁静的村子里，位未来的东方巨人诞生了。
对于毛家来说，这是喜气盈门的一天，很快给这第三个儿子起了个乳名——“石三伢子”。而他的大名，多年之后终将为全世界熟知——毛泽东。
这是一户普通至极的土坯农舍，四面翠树环绕，绿油油的田野一望无际，门前是一汪水塘。
在这里，毛泽东生活了17年，那是这位伟人早期文化性格形成，并最终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至关重要的成长阶段。
毛泽东出身于一个典型的贫农家庭，父亲叫毛贻昌，爷爷叫毛恩普。毛恩普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因为家境窘迫，不得不把祖传的十五亩地拱手让人。
毛主席
毛贻昌年轻时也是负债累累，被迫在湘军里当了五六年的兵。虽说一直没当上大官，但部队发的饷银，他从来不会乱花，总是小心翼翼地存下来。到17岁时积攒下一些大洋，也增长了不少见识，退伍回乡当了家，还做起了小买卖。
此时家里仅有六七亩薄田。过惯了苦日子的毛贻昌每天起早贪黑辛勤劳作，除了侍弄庄稼，还要喂猪放牛、捕鱼砍柴，直到太阳下山才归家。
晚上也不休息，又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打算盘、编草鞋。如此寒来暑往、勤劳不辍，加上他自己精打细算、勤省节约，终于小有盈余，不仅偿清了债务，还赎回了当年父亲当出去的田地，日子也渐渐好了起来。
现在毛家共有土地十五亩，每年可收六十担粮谷。一家五口人，每年口粮三十五担，还能有二十五担的富余。
当时的中国农村虽然贫穷，但只要一个人在温饱之上还能稍有宽余，就足以定性为“中农”甚至“富农”了。所以此时的毛家，实际上已经跻身中农家庭的行列。
毛贻昌精明的商业头脑并非偶然。由于读过两年私塾，他可以两只手左右开弓地敲算盘，是当时远近闻名的算盘高手。他常常对儿子说，想要过上好日子，就一定要会盘算。不会盘算，就是给你一座金山银山，照样过穷日子。
毛贻昌左二
这位庄稼汉把每年富余的稻谷碾成大米，挑到集市上去卖；剩下的米糠拿来喂猪；等猪养肥了，可以赶到集市上售卖。
通过这种经销买卖的手段，毛贻昌积少成多，不久又从别处购置了七亩地。如此一来，每年全家可收八十四担谷，成为整个韶山冲数一数二的殷实人家。
从贫农一路走到富农，期间所需的劳动付出不是三言两语所能涵盖的。至于他用过的那副算盘，至今仍然完好保存在韶山故居的卧室里。
毛贻昌尝到了甜头，攒下钱啥也不干，都拿来买田。贫农出身的他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生活，脑子里始终绷着一根弦：“手中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这种思想也深刻影响了年幼的毛泽东，以至建国之后很快就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国策。但另一方面，他又对生意人的贪婪自私深恶痛绝。
毛贻昌有个堂弟叫毛菊生，也就是毛泽东的伯父，日子过得很苦，只靠着7亩水田勉强度日。毛顺生有了钱，就打起这7亩田的主意，终于在毛菊生最困难的时候，趁机买了下来。
这件事给毛泽东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忆起此事，他毫不掩饰对父亲的批判：“旧社会的所有制，让亲兄弟之间也不顾情义，只顾着自己发财了，哪还有什么手足之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找到解放穷苦农民的道路，才能杜绝这类事的发生。”
青年毛泽东剧照
毛泽东17岁那年，韶山一带粮食欠收，发生严重的饥荒。然而毛贻昌熟视无睹，仍旧把自家富余的粮食往长沙集市贩运。饥饿又愤怒的村民半路拦截，把船上的粮食抢了个精光。
父亲回到家非常沮丧，可毛泽东却没有一丝同情，反而对他的冷酷自私愈发失望。少年的心中甚至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父亲这样的资本家是中国走向自救之路的绊脚石。”
所以在毛泽东很小的时候，就手把手地教他珠算。毛泽东6岁就下地干活，刚认了几个字，父亲就开始让他给家里记账。反正不记账，就要去干活，总之看不得他闲着。
毛贻昌最大的指望，就是儿子能够继承自己的家产，并将其发扬光大。然而毛泽东亲眼目睹父亲的发家致富之道，他的志向显然不在于此。
围绕这个矛盾点，父子俩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并且年龄越大，两人的争吵就越频繁、越激烈。
对于父亲专横自私的厌恶情绪，最终上升为对封建专制思想的仇恨，以及改造旧社会的坚定决心。这种年少时萌生出的反抗心理，体现了毛泽东对于自由民主社会制度的向往。多年后的回忆录中，毛泽东这样写道：
“我与之斗争的第一个资本家是我父亲。”
值得强调的是，对于毛贻昌的解读，很多人容易步入主观片面的误区，将其刻薄自私的缺点无限放大，而忽略了他身上其他的闪光点。毋庸置疑，他是一位勤劳智慧、勤俭持家的农民，也是一位意志坚强、精明能干得严父。
文七妹
毛泽东口中的“斗争”明显隐含着夸张的修辞，如同天底下千千万万对父子一样，总有些较不完的劲儿。
实际上，那份执着、坚韧、倔强、担当的精神，在潜移默化中对毛泽东影响颇深。
毛泽东的母亲叫文素勤，据说是文天祥的后人。和这个鲜为人知的本名比起来，人们更习惯叫她“文七妹”。
文七妹祖籍湘乡县，距离韶山冲有20多里地。由于她的祖父安葬在韶山冲，每年清明冬至扫墓来往不便，所以文家有意就地寻一门亲。这便是18岁的文七妹与22岁的毛贻昌喜结连理的契机。
在毛泽东之前，文七妹育有两子，均不幸夭折。因此，对于这第三个儿子，文七妹分外疼惜，生怕他也会骤然离去，甚至每天焚香求佛，祈祷上天保佑。
与父亲的性格截然相反，母亲文七妹素以善良谦和、乐于助人著称，深得乡亲邻里的尊敬。她一生为人慷慨厚道，把接济穷苦人家看作天经地义的事。
每到荒年，有穷人上门讨饭，她总会热情地做饭招待。文七妹的性格极大地影响了少年毛泽东的成长，使得他从小就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并且对这位慈母敬爱有加。
这位宅心仁厚的农村妇女虔诚信佛，自己也有一副菩萨心肠。耳濡目染的熏陶，使得年少时的毛泽东一度也是个有神论者。
佛祖
15岁时母亲卧病，忧心如焚的毛泽东每日早起，徒步到衡山去求神拜佛。单纯的少年并不理解复杂的宗教信仰，内心里只有对母亲的至诚至孝。
可是渐渐地，毛泽东开始生出一些隐秘的疑惑：世界上真的有神灵吗？那香案上的供品怎么不见少呢？父亲从来不信佛，却是无病无灾，生意兴隆。少年越想越气，竟不自觉地端起茶水，一把泼到了神像上去。
母亲回来，看到湿漉漉的香案，气得把毛泽东狠狠训斥了一顿。有趣的是，一向严厉的父亲却在一旁一言不发、漠不关心，好似没看见似的。
按照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七妹绝对是一位标准的贤妻良母，她一辈子没进过学堂，完全不识字，只知道默默操持家务、抚养儿辈。但是在孩子的成长问题上，她却表现出超越时代的先进性。
对于丈夫强加在儿子身上的殷殷寄望，她不以为然，儿子将来会成长为什么样的人，她主张顺其自然。每当父子俩发生口角冲突，文七妹总是扮演调解者的角色，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站在儿子这一边的。
比如有穷人来讨饭食，父亲总是反对施舍，进而与母子两个争吵。再就是儿子的前途问题，究竟是务农经商还是进学堂，母亲总是坚定地维护自己的立场。
对于年幼的毛泽东来说，这份维护意义非凡。他将母亲对自己的疼爱看得异常珍贵，是他强大自信心的源泉。
多年以后，毛泽东在自传中这样评价自己的母亲：
“世界上有三种人：损人利己的人，不损人的人，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我的母亲属于第三种人。”
丛书
1909年，8岁的毛泽东开始在韶山南岸的一所私塾念书，他的启蒙老师是邹春培。
像这样的旧时学校，课程书目全都是传统的儒家经书，且大都不求甚解。从《三字经》《百家姓》开始，到《幼学琼林》《论语》，再到《孟子》《诗经》，按部就班千篇一律。但是很快，先生就发现了毛泽东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之处。
每天例行的早读，先生都要求大家大声朗读，而且一边读一边还要摇头晃脑。学童们无不扯着嗓子喊，一浪高过一浪，唯有毛泽东从来不出声。邹春培发现之后，故意点名让他起来背课文。
谁知毛泽东压根不慌，站起身来一本正经地说道：“春培阿公不必点我背书，这些我全都背得。”先生不信，教他背过，结果让他大跌眼镜——确实是一字不差倒背如流。
原来，毛泽东还没进私塾之前，就已经自学如何使用《康熙字典》，每天的课文先生还没教，他就在家自己预习过了。
到了写字课，大家都要照着字帖描红。此时的毛泽东又显得与众不同，偏偏要在白纸上自己另写。起初邹先生挺纳闷，可等毛泽东写完拿来一看，他惊讶地发现，那字写得比其他学童描出来的还规整。
时间一长，先生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毕竟，如此聪颖又勤奋的学生，又有哪个老师不喜欢呢？
有一回邹春培有事外出，留学童们坐堂温课。毛泽东早已背得滚瓜烂熟，百无聊赖，竟喊上几个同学到池塘里戏水去了。先生回来一看，胡子都气歪了，但并没有当时发作。他眼珠一转，给这几个调皮捣蛋的出了个题目，要他们对对子，对不出来的肯定挨板子了。如此先礼后兵，让他们心服口服。
水浒传
可这怎么能难倒聪明的毛泽东呢？果然，先生刚刚给出上联“濯足”，他就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修身”。
不仅符合文法，对得工整，还隐隐给自己的逃学行为贴了层金。先生两眼在他身上盯了半天，忍不住连连点头。
虽说毛泽东不喜课上的四书五经，但实际上他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而且学起来毫不费劲，这一点从他后来写诗著书时引经据典就可见一斑。
至于他不遵守课堂纪律，只能说是课本内容对他而言太简单了。后来又在另外几家私塾读过书，先生给他的评价出奇地一致：记忆力强，过目不忘，尤其作文写得漂亮。
而这些，都得益于他对读书的狂热——不是课文经书，而是《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这样的通俗小说。这些杂书先生不准读，他就只好拿课本挡着，装模作样在后面偷偷地读。
每天放学回家，农活一干完，他就迫不及待地找书来读。夏天蚊子多，躲在蚊帐里，只露一个头出来；冬天则直接猫在被窝里。田头垄上，茶余饭后，都能看到毛泽东看书的身影，几乎达到手不释卷的地步。
就是这样一个当代父母求之不得的习惯，当时的毛贻昌却很看不惯。他觉得有功夫读那些闲书，还不如踏踏实实多干点儿农活。为此，父子俩经常争吵不休。
毛泽东年轻
一天中午吃过饭，父亲让毛泽东去地里挑肥。到了五点钟，他下地一看，石三伢子又没影儿了。父亲径直走到古墓后面，果然一眼看到了毛泽东，正聚精会神看着书，一条空扁担则晾在一旁。毛贻昌大动肝火，当即训斥起来。
“小子，走火入魔了？把你爹的话当耳旁风吗？”
“不是，爹，我听你的话。你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我叫干什么你清楚得很。一门心思扑在田里，规规矩矩干活，别摆弄这些破书了！”
“我会认真干活的，但书我也要看。我保证先干完活再看书。”
“你一下午挑了几担肥就躲这偷懒？”
“我挑过十五担了。不信你到田里数一数，搞清楚你再来。现在让我看书吧。”
气头上话赶话，父亲当时愣了一下，撇了撇嘴没再硬呛。偷偷跑到田里一数，还真有十五担肥，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些活可够辛苦的。自己不分青红皂白错怪了他，心头涌上一股后悔和难过。从这以后，只要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干完，父亲再也不会干涉他的自由时间。
值得细品的是，《三国演义》和《水浒传》这样的历史小说，从毛泽东思想启蒙的角度上看，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三国演义》通篇贯穿着强烈的“尊刘抑曹”色彩，背后隐含着传统的儒家思想；即便是歌颂农民起义的《水浒传》，也仅仅批判暴政苛政，而没有跳脱帝制的桎梏。但是，对于十岁不到的毛泽东来说，和私塾里的四书五经比起来，这些所谓的“杂书”简直就是一扇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十三岁时，为父亲所迫，毛泽东辍学在家务农。从表兄文运昌那里，毛泽东又逐渐接触到《盛世危言》《新民丛报》等时论读物。
这些书刊一方面谴责上海洋人对待华人的态度，另一方面也呼吁国家大力推进技术和经济现代化，实行君主立宪。正是这两本书刊，大大拓宽了毛泽东的视野，他翻来覆去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下来。当时康有为和梁启超时常在上面撰文，毛泽东对此二人推崇备至，也激发出进一步深造的念头。
1904年，大批朝廷官员聚集长沙为慈禧祝寿，黄兴试图行刺，可惜最终事败逃离。1906年底，湘鄂边界发生反清大起义。
慈禧
1910年春荒，民众造反遭镇压，许多人丢了性命。毛泽东和同学们讨论了很久，他坚持为那些人鸣不平，认为他们都是普通的老百姓，不该遭到如此对待。至于被处决的起义领袖，毛泽东称赞其为英雄。
十六岁那年，不顾父亲的反对，毛泽东如愿考入位于母亲老家湘乡县的东山高等小学堂。起初父亲百般阻挠，直到听毛泽东说“可以增加日后赚钱经商的本领”，才勉强同意。
这里再不是乡下私塾，不但身临闹市，而且有读不完的好书。其中一本叫做《世界英杰传》，里面讲述了彼得大帝、拿破仑、卢梭、林肯等一众政坛领袖人物的生平事迹，毛泽东读后深受触动。
他尤其敬佩美国的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历经八年浴血苦战，终于获得胜利，建立起美利坚合众国。他说，中国也需要这样一个人物，才能避免遭受朝鲜和印度的厄运。他不会想到，自己就是那个在未来拯救新中国命运的天选之子。
除此之外，他也注重阅读维新派书籍，一本《饮冰室文集》翻得封皮都没有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对他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一本不起眼的小册子，首页第一句话就把他镇住了：“呜呼，中国其将亡矣！”
读完之后，他第一次对整个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并终于明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真正含义。
当时同学大都是地主子弟，穿着讲究，举止文雅。而乡下来的毛泽东只有一套破旧的衣裤，加上辍学的缘故，比旁人大了五六岁，于是乎，这个衣着寒酸的大高个显得格格不入。
毛泽东没有想到，在私塾颇受同学的崇拜，来到东山高小，自己的地位竟会一落千丈，大家对他显然没什么好感。最终，毛泽东在这里只读了一年的书，就决定到更繁华的地方——省城长沙去求学。而他在政治思想上的发展，实际上也是从那里开始的。
1916年，文七妹突然染上了淋巴腺炎。在长沙求学的毛泽东十分牵挂，家书频传，虽然一直忙于校内勤工俭学的事，但一得空就会赶回老家看望。
1918年，母亲病势加重，毛泽东直接将其接到省城治疗，终日伺候身旁，“亲侍汤药，未尝废离”。
毛泽东
1919年10月5日，53岁的文七妹于韶山病逝。母亲临死前，榻前的毛泽东强忍泪水：“我不忍心看你痛苦的样子，想留下一个美好的印象。我要离开你一下。”通情达理的母亲同意了。后来毛泽东忆起母亲，总是她健康时候的样子。
文七妹的去世，也给毛贻昌这个坚强的庄稼汉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仅仅过了三个半月，他也因伤寒感染与世长辞了。
在母亲的墓前，悲痛万分的石三伢子血泪蘸墨，写下了感天动地的《祭母文》和两幅灵联。其中一幅这样写道：
“疾草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
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
毛泽东早期的文化性格，与青少年时期家庭学校的熏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父亲的屡次斗争，形成了他敢于质疑权威的反抗精神；母亲的善良仁厚，教会他始终站在农民百姓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在校博览群书，使他得以尽情广泛吸收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精华。所有这些都成为其日后成功引领中国革命斗争的关键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