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此文前，麻烦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1980年，四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华国锋主席在会上郑重宣布。
“根据毛主席生前的指示，增补邓颖超同志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下次全会召开之日正式对外宣布。”
而早在6年前，这份毛主席亲自下达的指令却被周总理扣押许久，直到周总理逝世后才被公诸于众。
周总理为何要扣押给邓颖超安排工作的指令？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周总理“扣押”最高指令
1974 年，中共中央正在全力筹备四届人大会议。在此之前，北京召开了一场关乎四届人大人事任免的重要工作会议。
会上，张春桥提议，应该给周总理的爱人邓颖超安排一个副委员长的职位，这个提议也得到了与会代表的一致通过。
同年12月23日，久病缠身的周总理仍旧坚守在一线，为四届人大的顺利召开做着最后的努力。
他为了党和国家的未来，为了人民的利益，只身前往长沙，与毛主席进行秘密会面，共同敲定四届人大的具体人事安排。
周总理向毛主席的汇报内容中就有“任命邓颖超为人大副委员长”这一事项。毛主席听到这个决议后当即写下手令，同意在四届人大会议上让邓颖超当选人大副委员长。
然而，周总理在与毛主席结束会面启程回京后，按照毛主席的意思交代了四大人事安排的相关事项，唯独没有交代安排邓颖超为副委员长这一事宜。而毛主席的手令也被周总理藏在了自己办公室的抽屉里，直到他逝世后才公布于众。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在北京逝世。秘书在整理周总理的遗物时，发现了这份亲笔手令，这个多年秘密才得以公诸于众。
1984年4月，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会见周总理的弟弟周同宇。
邓颖超颇有感触地说：“别看我是周总理的爱人，但是他一直在各方面没有给我到任何优待。直到他逝世后，我才知道自己早就被任命为副委员长的消息。”
后来，邓小平特意找到邓颖超，跟她说，就是周总理一直压着，要不她早就升任副委员长这一位置了。
其实，周总理和邓颖超之间一直有君子协定，不在一个部门工作。就因为这个原因，邓颖超向毛主席申请去妇联工作，组织上也满足了邓颖超的愿望，给其安排到妇联，担任副主席一职。
周总理听到这个任命后，马上打电话说，这个职位安排得太高了，他不同意邓颖超前去任职。
周总理不仅干预邓颖超的职位任免，还不让其拿过高的工资。邓颖超去妇联的时候，蔡畅主席拿的是三级工资，原本其应该拿的是四级工资，但还是降到了五级，周总理知道后又将其压到了六级。
国庆十周年的庆典上，邓颖超本应该是能够登上主席台的，但是周总理在看到这份名单后也是把邓颖超的名字划去了。邓颖超与周总理夫妻多年，周总理在各项事情上对其有着严格的约束，以至于多年来邓颖超都没有施展自己的舞台。
所以，邓颖超能够任职副委员长，这是党看到了她的能力，而不是借助周总理的关系得来的。
“党看到了我的能力和价值，这才让我有了今天的职位。”要是周总理还健在，肯定不会让邓颖超担任这个职位就是了。
那么，周总理为何对自己的爱人邓颖超有着如此严格的要求。
为了丈夫，牺牲自己
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和平解放北平。共产党根据苏共的提议，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备新中国建设的相关事宜。
周总理因在革命时期有着长期在“国统区”工作的经验，熟悉那里的人事情况，自然也就承担起了新中国首届中共中央常委会组建的重任。
周总理在当时的人事任免上有着绝对的权利，可以提名组建新中国国家领导机构的核心人员，然后再将这份名单上报到书记处审议通过后，即可对外发布。
周总理在处理这件事情的过程中，行事极为谨慎，思考问题也很是全面，对组建新中国首届人民政府的核心人员选任上可以反复推敲，生怕出现任何差错。
比如说，周总理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在战争时期能够和平接受改编，保住了北平地区和人民的安危，因此给他安排了一个相对重要的职位，即水利部部长。
此外，周总理还看出了李书诚的才学，认为其是不可多得的建国大才。因此，周总理任命其为国家农业部部长。对于那些其他的投诚将领，周总理也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让他们能够为百废待兴地新中国建设中发挥作用。
但是，安排了这么多重要职务的周总理却没有给自己的爱人邓颖超安排相应的职位。为此，张治中将军还特意找到周总理，问他为何不给自己的爱人安排相应的职位。
周总理听到张治中的话后，笑着回应道：“文白兄，这是我们共产党自己的事情，不劳您老多费心了。”
张治中听完略显尴尬，但他转念又想自己曾为国民党供职，共产党现在能给自己一官半职，是给自己面子。至于这新中国的人事该如何安排，自己确实也不便多问。
周总理搪塞像张治中这样的人很是容易，但是要想过党内其他同志这一关就非常艰难了。
那段时间，邓颖超的好友江鲜云对周总理的决议就非常费解。在她看来，邓颖超可以说是和周总理同一批参加革命的老革命，参与过中共六大，领导过多场白区斗争并参与过两万五千里长征。
瑞金时期，邓颖超就已经在中央机要局担任局长一职，这个职位相当于现在的中央秘书长。
长征时期，邓颖超因身体状况欠佳，这个职位才由邓小平接任。
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邓颖超作为7名共产党重要代表参与了国民党重要会议的人员。
综上，我们不难看出，邓颖超的个人能力、资历，在新中国任何岗位上任职都绰绰有余。
想到这，江鲜云更是气不过，她冲到周总理的办公室，质问周总理。
“我们新中国是倡导男女平等，不歧视女性工作人员，小超大姐如此优秀，为何不给她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啊。”
周总理听后，说：“鲜云同志，我认同你说的每一句话。但依照目前的状况，我是不合适亲自去给她安排职位的。”
周总理能有这样的考量主要有以下几点考虑，这其一就是他怕被有心之人利用，认为自己任人唯亲。
其二就是，他不想因自己的家事给别人带来麻烦，叫人家难办。
这最后一点其实是周总理本人不想把家事和工作掺杂在一起，这对新中国的发展极为不利。
想到这，周总理十分笃定地对江鲜云说：“只要我当一天这个国家的总理，小超就不能到这政府里面任职。”
周总理也用实际行动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从1949年到1976年这26年的任职时间里，邓颖超一直在妇联副主席这个职位，一直没有得到任何晋升。
邓颖超对此丝毫没有怨言，在妇联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创造出了很多令人为之称道的成绩。不仅如此，她还帮助周总理分忧生活中的琐事，让丈夫能有更多的时间处理党和国家的重要事务。
建国之初，共产党在各方面建设中都需要大量的金钱支撑。新中国的许多干部都处境十分艰难，很多人都靠信仰支撑，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为新中国建设无私奉献。
后来，国家建设小有成效后，党和国家对政府官员实施供给制，每月发布定额津贴。
新中国成立3年后，国家建设开始逐步趋向稳定，党和国家着手建立相应的工资制度，解决国家公职人员的工资发放问题。
当时国家公职人员工资级别的评定主要依托两点，这其一自然是职级，职位越高，工资级别自然会越高。
二就是参加革命的时间，这个换句话来说就是资历，时间越长，工资级别越高。两个因素之间可以做相互参照，来进行最后的评定。
周总理和邓颖超在当时都是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他们的工资级别，自然需要国家相关部门来进行评定和审批。
邓颖超当时是全国妇联副主席，职级在当时是副部级，因为她参加革命的时间较早，是绝对的老资历，按照当时的工资评定标准，定为行政三级是绝对够资格，即使按照副部级，也可以定为行政四级。
但是周总理还是和邓颖超进行友好协商，然后共同向中央打报告，要求把邓颖超的工资职级降为行政五级。
后来，周总理经过对周围同志的调查后，又拿着批文找到了邓颖超。
他对自己的爱人说：“小超，你向中央申请的行政五级工资标准，中央已经批下来了。”
邓颖超听到后很是高兴，她说：“这是好事啊，这下我可以自己工作养活自己了。”
周总理听到后沉吟片刻，又试探性地问道：“小超，我看你身体不是太好，最近上班也不太规律，要不你就再降一级，拿六级工资就可以了。”
邓颖超听完周总理的话很是疑惑，以她的资历，她本来是可以最高拿到三级工资的。她自己听了周总理的话，主动向中央打报告将工资级别下调到了五级。为什么还要往下降一个级别。
邓颖超并没有直接同周总理提出内心的质疑，作为周总理的爱人，她能够体恤到周总理的难处。
想到这，她就毫不犹豫地开始打报告，申请把自己的工资级别再降一级，从行政五级来到了行政六级。
是什么样的革命情谊能够让邓颖超能够无条件支持周总理的工作，甘愿无条件做出牺牲。
革命伉俪，扶持一生
周总理和邓颖超早在革命时期，就是令人为之羡慕的革命伉俪。
他们最早的相识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时期，他们两个都为天津学生组织觉悟社的骨干成员。
1920年11月，周总理赴法国勤工俭学，在此期间他一直与邓颖超保持着紧密的书信联系。
两个人的聊天内容包罗万象，包含人生、理想、中国革命未来的发展方向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两人相谈甚欢，很多思想都出现了惊人的一致。有一次，周总理写信告诉邓颖超，他将在以后的生涯中，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坚持无产阶级斗争这两大原则。
邓颖超看到这封信后内心极为触动，她深深地为周总理的远见卓识所折服。久而久之，这两颗年轻的心开始慢慢靠近。
1923年春，邓颖超收到了周总理从法国巴黎寄来的明信片，她满怀期待地拆开信封看到了周总理亲笔书写的热烈文字。
“在这个充满自由气息的春天，希望我们能够勇敢打破束缚，向着自由狂奔。”
邓颖超看到这段文字后也很是高兴，她明白这是周总理在向自己表达情意，她感受到了爱情的降临。
于是她提起笔，写下了这段真挚的回应：“我们心灵相通，思维投契，我愿与你私订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924年9月，周总理响应党的号召回到祖国，担任原广东军区委员长和黄埔军区政治部主任。邓颖超则在天津担任教书匠并担任天津地区妇女部部长。
1925年7月，邓颖超被组织上调到广州，从事妇女工作。同年8月8日，周总理和邓颖超正式结为伉俪。
鉴于当时的革命环境，两位新人并没有举办婚礼，自然也没有邀请人来参加两个人的仪式。
但当时黄埔系的同事听说周总理结婚的消息后，都吵着想要看看新娘子。周总理实在是盛情难却，就在家中简单请了两桌客人，当时广州很多的大佬都来吃了这顿宴席。
席间，邓颖超向来宾们侃侃而谈，介绍了自己同周总理相识、相知、相恋的过程。还在现场当场背诵了两人在通信期间，周总理给邓颖超写的诗句。
周总理则当着大家的面宣布了两人之间相处的“八互”原则，两个人的结合是心灵的完美契合，是两位共产主义者为了梦想，选择共同奋斗终身的坚定决定。他们的默契不仅停留在思想层面，在行为上也有着高度相似性。
1941年初，周总理在重庆主持婚礼时曾提到：“在我党的革命队伍中，夫妻间有着多重关系，他们不仅是革命同志，还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就比如我和小超，我们在家中就是夫妻关系，在革命事业上，我们是同志，是并肩作战的战友。”
邓颖超听到周总理这一席话后，又补充了一句，我们还是师生关系。周总理和邓颖超这对革命伉俪在革命战火中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他们相互扶持，相互学习，相濡以沫，成为众人口中的模范夫妻，被人为之称颂。
1950年8月8日，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养女孙维世，给他们精心举办了银婚纪念日。
孙维世在中南海的家中精心筹划了这次纪念日，只见她把提前准备好的两朵大红花佩戴在周总理和邓颖超的身上，显得两位老人格外喜庆。
周总理看到眼前的大红花，很是高兴，他感慨道：女儿长大了，知道给我们夫妻俩过纪念日了。
这张特殊合影，也是他们结婚多年来唯一的结婚纪念。
邓颖超曾经这样评价自己和周总理之间的关系。她说自己把“夫唱妇随”这四个字诠释得淋漓尽致。
周总理说什么，我都会无条件去照做。这就和共产党要听中央的指挥，他在我心里就是我的党中央，我就要听他的。
邓颖超也是凭借这样的精神，成就了周总理的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