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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国交恶，美帝国主义亦在我国东南沿海步步紧逼。为了应对这种不利的局面，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以三线地区为中心的战略大后方建设。
1965年，彭德怀被任命为我国西南地区三线建设副总指挥，负责四川地区的工程建设。
彭德怀
工作之余，彭老总还专程到当年红军长征时经过的地区又看了一遍。在来到四川大渡河后，彭老总惊奇地发现，如果当年红军没有夺下泸定桥，也完全有可能过河。
众所周知，飞夺泸定桥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凶险的战斗之一，太平天国的翼王石达开，就是因为未能成功渡河而导致全军覆没。
为什么彭老总在重游大渡河时，觉得不夺桥也能过河？
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时，又发生了哪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再见故人、重返故地
1965年春天，彭德怀来到了四川。他此行来川，身上肩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建设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
攀枝花工业基地是我国西南三线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据中央分析，若是和苏联开启战端，我西北疆域无法拦住苏军的钢铁洪流，只能依托西南丘陵山地地形来阻挡住苏军的脚步。
只是在建国之初，我国主要的工业基地都在东北和东部沿海地区，西南地区不要说工业基础，就连经济基础都很脆弱，贸然建设工业基地谈何容易？
但是面对悬在头顶上的战争风险，党中央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坚持要搞好西南三线建设。
毛主席为此还说：“攀枝花无论如何也要搞起来，你们不去，我就骑着毛驴去，财政拿不出钱，就拿着我的稿费去搞。”
在这个背景下，彭老总被中央任命为西南地区三线建设副总指挥，主要负责四川一带的工程建设。
在来到四川后，彭老总夜以继日的坚持工作，他兴修水利，大量修建铁路和公路。在建设工业基地的同时，老百姓的生活也随着基础设施的完善而日渐变好。
1965年底，随着攀枝花建设工程的全面启动，彭老总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下工作。
在工作之余，他总是会到当年长征的遗址上去看一看，缅怀历史的同时，也是为了纪念当年牺牲在长征途中的红军战士。
1966年3月25日，当彭老总来到雅安市石棉县视察时，听到当地书记说起当年为红军立下了大功的船工帅仕高此时正在石棉县。彭老总非常高兴，在问清了地址之后，就要前去探访。
帅仕高是四川本地的一名船工，在1935年5月25日的大渡河战役中，他曾冒着生命危险，和其余四位船工将我红一军团的17名勇士送到了对岸。被送到对岸的17位勇士们顺利地击溃了守备敌军，为后来中央红军渡河创造了有利条件。
因为身体原因，帅仕高此时正在石棉县医院医治病情。彭老总来到医院见到帅仕高后，老远就伸出了双手，直到紧紧地握住帅仕高。
老船工此刻也非常激动，他挣扎着就要从病床上起来，彭老总见状赶忙扶住他，示意他不要动。
彭老总说：“帅仕高，咱们好久没见啦。当年我们红军到安顺场时，你还是个二十几岁的壮小伙子，一眨眼，这么多年过去了。”
帅仕高激动地点点头：“首长，你可有好些年没来安顺场了，当年载红军渡河的五个船工，如今就剩我一个老东西了。
帅仕高
两人多年未见，再见时，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彭老总询问了安顺场的生产情况，帅仕高如实回答，现在安顺场的农业产量有所提高，又没有土匪骚扰，日子过得很太平。
只是帅仕高家里人口比较多，人一多吃饭的嘴就多，这不为了养家就把自己累到医院来了。
聊着聊着，天色渐暗，彭老总在警卫员的催促下不得不起身离开。
临走前，彭德怀将自己身上的十几块钱全都交给了帅仕高，还对医院的领导说，这些当初帮过红军的老人们，应该要好好照顾一下。
彭德怀走后，帅仕高在医院治疗的一切费用，医院方面未取分文。
在回去的路上，彭老总的思绪飘着，好像又回到了多年前那个涛浪拍岸，铁索横江的大渡河边。
这时，彭老总心里有了决定，明天沿着大渡河走一圈。
彭老总先是来到了安顺场，随即沿河北上，经过泸定桥，最后到了康定。
在康定，彭德怀惊讶的发现，相比较大渡河下游的狂猛迅急，上游康定这里竟是风平浪静，河水也清澈见底。彭德怀心里测算了一下，如果当年红军打下康定，说不定可以在这里直接涉水过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
只是，历史没有如果，当年红军在这里时，前有四川军阀刘文辉率部堵拦，后有薛岳带着国民党中央军追击。面对强敌追兵的围堵，唯一的希望就是强渡大渡河，冲出敌人的包围圈。若是稍有不慎，便会落得像石达开一般，全军覆没的下场。
那么，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时，究竟有多危险呢？
彼时、此时
1863年5月，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部4万余人来到了紫打地（后改名叫安顺场）。
此时，石达开是想渡过大渡河，再北上经由雅安，最后直取成都。而他前面的对手，正是当时的四川总督骆秉章，骆秉章还有个幕僚，叫左宗棠。
战况危急，此时曾国藩的湘军正在后面追击石达开的部队，石达开想完成占领四川的战略目标，必须抢在骆秉章布置好大渡河防线之前，将自己的部队全部渡过河去。
可就在这关键时刻，石达开却犯了两个错误，也正是这两个错误，让一代翼王，最终陨落在了大渡河畔。
在石达开到达紫打地后，骆秉章一边加紧布置防线，一边派人给当时的彝族土司送去了大量黄金，请他们出兵围堵石达开。
在石达开到达紫打地之前，就是因为贿赂了彝族土司，请求他们让开道路，石达开才得以迅速抢占紫打地这个战略要地。
只可惜，以金钱缔结的盟约，必将被金钱所击破。在骆秉章送来了更甚之前的黄金后，彝族土司迅速反悔，出兵切断了石达开的后撤路线，还派出小股弓兵占领紫打地周边的高岭，不时地袭击石达开的部队。
在这紧急关头，石达开本应抢在对岸清军未到之前迅速渡河，可此时正值五月，高山积雪融化导致大渡河河水暴涨。
石达开缺乏足够的渡船，也没有熟练的船工帮助，为求稳妥，他只能下令等河水退去再渡河。
此时，石达开的军师曹卧虎向石达开提出建议，如此干等下去只怕是要被清军合围，现在应该迅速北上抢占泸定，经泸定桥完成渡河。但石达开觉得四万大军只通过一座泸定桥渡河，容易被清军截杀，不如等河水退去再渡河为妥。
事情的发展如石达开所料，河水在两天之后果然退去，大渡河又恢复了平时的水位。只是在这两天里，清军的包围圈也已经完成，不仅是河对岸，石达开的侧翼和后方，此时皆被清军及土司军队封锁，可谓插翅难逃，太平军失去了最后的渡河时间。
强攻大渡河不成之后，石达开被困守在紫打地27天之久。骆秉章没有下令强攻，在他看来，太平军已经陷入绝境，没有粮食，迟早会自己崩溃。
战况的发展就如同骆秉章预想的一般，太平军在吃光了当地的树根，桑叶后，不得已选择了投降。
为了保住剩下的太平军生命，石达开与骆秉章达成协议，他自愿降清，任由清廷发落，但余下的太平军则必须由骆秉章保全。
最终，石达开在成都被凌迟处死，而骆秉章也没有遵守协议，将剩余的太平军降兵全部杀光。
石达开覆灭的故事，毛主席和蒋介石彼此都很清楚。
历史兜转近百年，当初的事件几乎重演，在巧渡金沙江之后，红军就一路奔袭，来到了西昌附近，距离安顺场不过百里。
此时，红四方面军正在川北与川军主力血战，只要顺利渡过大渡河，就有机会和红四方面军会师。
蒋介石也想到了这一点，他下定决心，要把红军消灭在大渡河以南，还宣称要让毛泽东变为“石达开第二”。
面对和72年前几乎相同处境的中央红军，蒋介石判断，毛泽东应该不会选择重蹈石达开的覆辙，即经过冕宁到达安顺场，在安顺场渡河。
因此蒋介石将防守重点放在了富林到大树堡一线，负责防守这里的是川军刘文辉部，蒋介石给刘文辉下了死命令，只要坚守河岸防线一周，薛岳就能完成对红军的包围。
此时，红军方面也在争分夺秒。在达到泸沽之后，红一军团立刻派了两只先遣团先去探查情况。在经过一番激战后，先遣团基本摸清了大渡河守军的情况。
这时候，毛主席做出关键决策：蒋介石估计是判断红军不敢走石达开的老路，那我们偏要逆向而行，出其不意先攻下安顺场，然后再强渡大渡河。
毛主席能做出此决策，并不仅仅是对蒋介石心里的判断，还有大渡河守军师长许剑霜的情报。许剑霜是何许人也？
刘伯承元帅当年作为川军名将，许剑霜正是他的部下。因此在得知红军到来之后，许剑霜与红军经过了一番“激战”，不敌撤走，红军也顺利地“缴获”了大渡河一线的敌军布防图。
5月24日，我军先遣团顺利地攻下安顺场，并且还找到了一条被当地军阀偷偷留下来的小船。此时，红3军团和中央核心纵队还在后面，先遣团明白不能犯下当年石达开的错误，必须抓紧时间渡河。
可是，在探查了安顺场渡口的情况时，红军营长孙继先觉得这次渡河和之前巧渡金沙江完全是两回事。原因在于安顺场这一带的大渡河河宽百米，且水流很急，河底下还有无数的暗流漩涡，一不小心就会船毁人亡。
就在这时，红军找到了当地的船工帅仕高，帅仕高自小生活在这里，以渡船为生。面对红军的请求时，帅仕高毫不犹豫的答应了，还拉上了其余四个和他一起渡船的老船工。
25日，红军开始强渡大渡河。战斗打响后，我军机枪阵地率先开火，压制住对面守军。
帅仕高等几名船工载着我17名红军勇士划向对岸，对岸守军发现了红军的渡船，拼命用炮火袭扰。可敌军仅仅开出几炮，就被我军特等炮手赵章成敲掉。
25日下午15时，我军成功登上滩头阵地。对岸国民党守军见状不妙，纷纷逃跑，我军趁势攻下大渡河北岸阵地。
26日，红一军团主力和中央核心纵队到达安顺场，开始渡河。
等到红军主力开始渡河时，却发现如果仅靠这四条船（战斗结束后我军还找到了三条沉船），等红军全部渡完至少需要半个月的时间。
而蒋介石不可能给红军半个月的时间，此时毛主席果断下命令，不能再等了！红军主力迅速北上，夺取泸定桥。
在红军往泸定行军的途中，红一军团二师四团率先到了这里，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接到了上级命令，必须抢在29号夺下泸定桥。
可此时的泸定桥却已经不能被叫做桥，敌军把桥上的木板都拆除，只剩下了13根光秃秃的、长达百米的锁链。
夺桥任务紧急，面对只有13根铁链的泸定桥，黄开湘作了如下布置
两个营分别在泸定桥的两侧构筑阵地，火力压制桥对面守军。一个由22名勇士组成的敢死队攀爬铁索，一个连在后面铺设木板，还有一个连做预备队
29号下午四点，泸定桥战斗打响。红军两个营向敌人猛烈开火，压得对岸守军抬不起来，队长廖大珠带领21名敢死队员沿着铁索向前爬去。
敌军被这一往无前的气势给震慑住了，正待守军准备还击时，却发现自己侧后方又响起一阵枪声，原来，四团集中了全团水性好的战士，在早上就悄悄的泅渡到河对岸，只待下午总攻发起。
眼看着红军就要接近，敌军在泸定桥头倒上汽油，烧起了一把大火。红四团敢死队在队长廖大珠的带领下，冒着熊熊大火，奋不顾身地冲过火海，与敌军战斗在一处。
时间来到下午六时左右，泸定桥战斗结束。我军顺利地攻占了泸定桥及对岸的城镇。
30日，红一军团及中央核心纵队顺利通过大渡河。在这之后，红军攻克化林坪、突破芦山、天全防线、翻越岷山，最终与红四方面军接应部队胜利会师。
成败之因
在时间、空间、军队数量、战场态势都差不多的情况下，为什么两支队伍一成一败、一生一死呢？
首先，是敌人的组织程度不同。骆秉章任四川总督，可以集中兵力对付石达开。而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却只有薛岳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因为四渡赤水的教训，蒋介石令薛岳在红军后面稳扎稳打，因此放慢了进攻速度。
另一边，大渡河的守军刘文辉部。他本是四川的一个小军阀，为了保存力量，他不可能和红军死拼到底。所以在与红军战斗的过程中，他的部下往往是失去了有利态势，就慌忙抛下阵地逃窜。
第二个原因，就要归结到红军的民族政策上来。在安顺场周边，是一片彝民聚集区。当时，彝民和汉人的矛盾很深，石达开选择用金钱贿赂，却被骆秉章用更多的金钱所破。
而红军是怎么对待这些彝民的呢？
当时红军在经过彝族区时，口中都喊着“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甚至被彝民用火枪，弓箭射伤了也不还手。有一支红军侦察连甚至被彝族土司抢去了全部武器和衣裳，可就算这样，红军也没有对这些彝族同胞们开过一枪。
通过种种细节，彝族土司也看出眼前这支穿着破破烂烂的军队和以往那些军阀不一样，就派出了使者与红军交谈。最终，刘伯承元帅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会面，并按照彝族风俗结拜为兄弟。
与红军结盟后，小叶丹对刘伯承元帅提出，两家一起去打罗洪土司。原来，彝族内部也分为很多派系，彼此间一直打来打去。
面对小叶丹的提议，刘伯承说：“彝族同胞应该团结，不能自己人打自己人，我们应该一起对付欺负你们的军阀。”
事实上，小叶丹这个提议也是在试探红军，如果红军答应和小叶丹去打罗洪土司，难保他心里不会想你今天能和我结盟打别人，明天就能和别人结盟打我。因为百年来，四川汉人一直是这么对付彝族的。
面对红军的诚挚和纪律，小叶丹终于被折服，让开了道路。
后来蒋介石果然派人前来贿赂小叶丹，可小叶丹不为所动，没有接受国民党的重金。甚至在后来，小叶丹这一支彝族还一直作为我红军的彝族支队，广泛地发展革命。
最后，决定了我军胜利度过大渡河的，就是红军战士英勇顽强的战斗意识和无畏的牺牲精神。
石达开在安顺场犹犹豫豫，错失了渡河良机，而我军在安顺场发现无法按时渡河后，立即果断北上强攻泸定桥。在生与死的交错间，红军最终成功地挫败了蒋介石的企图，完成了战略大转移。
三十年后，当彭老总再游故地时，此时的大渡河早已风平浪静，掀不起一丝波涛。
大渡桥横铁索寒，却被我红军战士用滚烫的信仰跨了过去。
也许在当时，历史就已经注定！
这样一支具有坚定的革命信仰和高度的组织意识的红色武装，最终会创造历史，再造一个辉煌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