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初，此时正值初秋，夜晚已经透着萧瑟。一个穿着军人服装的男人在办公楼里走着，他步伐紧促但却又不慌乱，从这不难看出他是个训练有素的军人。
此时男人到了一个房间前，神情严肃立定。他轻轻的敲了几下门，随后便垂下了双手，静静的等待着应答。
“请进”，房间里传来了声音。此时男人推门而入，敬礼问好：
“主席好，请问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而毛主席坐在桌子前，他深夜仍在处理着繁琐的政务文件。他看到来人，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太过拘谨，
“罗长子你来啦，坐下吧。我此次找你，是为了一桩陈年往事，我需要你替我查清楚……”
被叫做罗长子的人，便是罗瑞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便被党中央任命为公安部部长。不难想到，能让堂堂公安部部长亲自出马的事情，必定非同小可。
在听完毛主席讲述完事情原委后，罗瑞卿的脸色便有些难看了。这桩陈年往事，牵扯了太多如今的重要人物。一旦此事真的和他们有所关联，必定会造成新中国的动荡。
不待罗瑞卿开口，毛主席便也看出了罗瑞卿的顾虑和不安。只见毛主席大手一挥，说道：
“罗长子，这件事就全权交付给你了！你务必替我查清楚，你也不要担心，天塌下来我替你顶着！”
主席托付的事究竟是什么？而这件事又为何会牵扯到很多重要人物呢？
叛徒叛变，重创我党
时间回到1931年。1931年的4月份，发生了一起我党历史上十分严重的叛徒事件：
顾顺章被捕，随后叛变！
这顾顺章是何许人也？他早些年赴德留学，回国后又组织了工人罢工运动，在入党后，又跟随其他同志前往苏联学习。而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顾顺章便被任命为周总理的副手，并且协助中央处理日常的政要事件。
此外，顾顺章还负责带领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力量：红队。
红队是一支雷厉风行的队伍，负责打击特务与叛徒，保护党内同志的安危。此时的顾顺章说是意气风发也不为过。
随着顾顺章做出的成绩越来越多，他在我党的地位也是水涨船高。然而，意志不够坚定的人总是会被权力和欲望蒙蔽心智。顾顺章运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图钱财。
这样的顾顺章让党内其他同志都十分失望，他也断断不能为我党继续做贡献了。党中央领导不仅在暗中监察着顾顺章，也有意让其他人替代他的位置。
顾顺章对此有所耳闻，也心生不满。但他却没有反省自己，如果不是他做出让党和同志们失望的事情，何至于此！
到了1931年3月份，顾顺章护送了张国焘同志等人前往上海。在离开上海之前，顾顺章被国民党的特务找到，并且逮捕了。
顾顺章在被捕之后，为了自保，竟然把自己知道的许多秘密情报都一五一十的供了出来。顾顺章在我党的高层工作多年，掌握的情报众多。
更要命的是，顾顺章甚至把周总理等一众同志的所在地点也供出了。
顾顺章这一举动，对我党而言可以说是一记重创！大概所有人都没有想到，曾经负责打击叛徒的顾顺章，他自己如今也成了叛徒。
万幸的是，党中央早年间就在国民党中安排了同志潜伏着。顾顺章叛变的事情很快就被这些同志知晓，他们第一时间便联系了我党，把这至关重要的信息传递了出去。
得知了此事，周总理当机立断，迅速安排党内的同志们离开。国民党的人从顾顺章得到情报后便沾沾自喜，还以为阴谋可以得逞。
等到他们大肆搜查我党同志的藏身处后，才发现早已人去楼空。在此次撤离行动中，包括周总理在内的大部分我党同志都没有陷入危险。
可惜的是，有部分同志由于没法及时离开，最终还是被国民党的特务抓捕。这些同志被关进了监狱之中，被严刑拷打，但他们始终不愿意向敌人说出自己掌握的情报。
而如何营救这些同志们，毛主席等一众我党领导人可谓是付出了诸多的努力和心血！
同志被捕，急需黄金救人
这些同志身处险境的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党中央之中。毛主席对此也是心急如焚，因为他深知每一个同志都是我党重要的力量。
毛主席和党内其他同志商议后，决定先安排党员同志去调查情况。但国民党加强了防控， 纵使我党同志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了解到更多情报。
毛主席思索了许久，最后给出了一个办法。有钱能使鬼推磨，更何况是对于腐败黑暗的国民党高层来说呢！于是，毛主席决定筹集黄金，用金条打点国民党内部，最终把这些同志们营救出来。
这个办法是可行的，但另外一个难题也摆在了眼前：想要营救出这些同志所需要的黄金数量不少，要怎么“挤”出这么多的黄金？
而筹措黄金的任务就落在了当时负责财政工作的林伯渠身上，林伯渠首先想到的就是向中央苏区寻求帮助。但当时蒋介石正在大力围剿中央苏区，中央苏区银行也是自顾不暇，没有钱援助我党去营救同志。
求助苏区银行这一条路行不通了。最后没有办法了，林伯渠只好请示了毛主席，希望动用打土豪时从地主身上没收的黄金首饰来营救被关押的同志。
在得到毛主席首肯后，林伯渠立马请了工匠，把这些黄金首饰都融了，并且铸造成规格一致的金条。这些金条最后整整有20根，这在当时可谓是一笔巨款了，也可以为我党的革命工作充当坚实的经济后盾。
但此刻营救被捕同志才是最要紧的任务，这些黄金不得不花出去！
在凑够黄金后，众人终于是松了一口气。但要如何把这些黄金安全的送去上海呢？
党内的同志们你一言我一语的提出自己的想法和战略，但都一一被否决了。正当陷入困境时，沉默许久的林伯渠说出了自己思考已久的办法。
林伯渠认为，运送这么多黄金本身就是极其危险的事情。既然如此，就要把黄金藏好。林伯渠认为，首先把这些金条放到铜盒子里密封好，并且伪装成是茶叶，以此减少外人的注意。
而当时的国民党大肆进行搜捕活动，我党的工作很难进行。所以为了黄金的顺利运输，林伯渠制定了周密的路线和人员安排。
在路线上，负责运输的人员从瑞金出发，再经历五个站点，最终到达上海。
而在人员安排上，七个站点都由不同的党员同志担任交通员进行黄金运输的任务。这七个交通员只能知道自己的交接人与被交接人是谁，并不能知道其他几站的交通员的情况。
那每一个交通员要怎么证明自己已经完成了任务呢？针对这个问题，林伯渠也想出了一个好法子。林伯渠定制了一个印着“快”字的印章，“快”字正好七个笔划，这个印章也分为了七个残块，按顺序分给了每一站的交通员。
在交接时，交接人要把铜盒拿给被交接人，而被交接人要把自己手中的残块拿给交接人。
到了下一站，仍然重复这个步骤。而每一站的任务完成后，交通员要把残块交还给组织，以此证明自己已经完成任务。
林伯渠娓娓道来，阐述完了自己的思路。毛主席听完也是十分认可林伯渠的做法，并且立刻着手安排此事。在毛主席的严密安排下，即使是林伯渠也不知道这七个交通员分别是谁。
1931年11月6日，第一个交通员带着铜盒从瑞金出发了。按照毛主席等人的计划，这批黄金最迟也会在12月初就到达上海，届时被捕的同志也得以营救出来了。
但到了12月底，上海方面传来了电报：至今仍未收到金条，被捕同志无法营救！
黄金丢失，疑点重重
这批黄金得来不易，眼下的当务之急是要把黄金找回来。因此，毛主席得知此事后，立刻派当时的保卫局局长邓发调查具体情况。
邓发得知原委后，首先想到了当时的印章信物。他带着组织收回的信物，找到了提出这个计划的林伯渠。林伯渠根据印章残块，推断出是从松江到上海这最后一段路出了问题。
得知是哪一个环节出现漏洞后，邓发便有了初步的计划。考虑到国民党的活动频繁，因此邓发决定联系在上海的同志协助调查。
调查结果很快就传回来了，最后一名交通员行踪不明，至今生死未卜！那么这名交通员所携带的黄金也怕是一时半会找不回来了。邓发叹了一口气，将这个坏消息汇报给了毛主席。
因为这批黄金没有送往上海，导致上海的临时中央没有钱财可以疏通关系，最终被捕的同志在国民党的监狱中牺牲了。
但黄金丢失带来的重创不仅仅只有这些。原本上海的临时中央还计划用剩余的黄金打点关系，组织工人游行活动，这一罢工运动也由于没有经济来源最终取消了。
过了一段时间，已经没有钱的临时中央便撤离了上海，回到了中央苏区。一到苏区，临时中央政府的博古等人，便拉着“共产国际”的旗帜，排挤了毛主席等一众我党同志。
他们执迷不悟的实行着错误的“左倾”政策，这也直接导致了我党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我党的一大批同志因此牺牲，这也严重影响了我们的革命进程。
出于现实考虑，黄金失踪案也不得不搁置了。但众多疑点仍然摆在眼前：
最后一名交通员究竟遭遇了什么事情，为何生死未卜？而运输黄金失败，究竟是国民党的打击报复，还是党内人士的背叛？这些疑惑一直停留在毛主席的心中。
毛主席每每想起此事，仍然十分痛心。毛主席不止一次说道：
“以后有条件了，我们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给所有同志们一个真相！”
着手调查，拨开疑云
革命道路虽然曲折，但前途一片光明。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我党同志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终于迎来了新中国建立的这一天。
新中国成立不到一个月，毛主席就找到了罗瑞卿。毛主席一直都十分重视黄金失踪案，如今终于安稳下来，也是时候把此事查个明白了。
有毛主席的指示，罗瑞卿也不敢耽搁，立刻联系了当时的上海公安部门。当地相关部门抽调了当年的卷宗，但并没有发现更多的线索。
罗瑞卿深知案件的关键还是在失踪的第七名交通员身上，只有找到他，才能查出真相。
知道交通员情况的人并不多，邓发便是其中一个。但是可惜的是，邓发在1946年便牺牲了。眼见线索断了，罗瑞卿便又找到了林伯渠。
林伯渠虽然不知道所有交通员的信息，但他却知道第一名交通员是谁。林伯渠说道：“这第一名交通员当年是高自立同志手底下的警卫员，你们可以找他了解情况。”
罗瑞卿得知这一重要情报后，便和调查组马不停蹄的赶往了沈阳找高自立。此时的高自立已经重病在床，但他也一直对当年黄金失踪案耿耿于怀。
在得到第一个交通员的消息，罗瑞卿和调查组也无暇休息，又一路南下到了广西。很快他们就联系上了这名交通员：小秦。
根据小秦的线索，调查组又找到了第二名交通员。就这样依葫芦画瓢，罗瑞卿终于查到了第六名交通员：刘志纯。
在调查组的询问下，刘志纯回忆起了往事。
那是1931年12月3日，他到达松江的客栈后，看到接头人是一个穿黑袍的男人。刘志纯把装着黄金的铜盒拿给了这个黑袍人，而黑袍人也将印章给了他。为什么黄金最终没有到临时苏区的手上，刘志纯也没有思绪。
根据刘志纯的线索，罗瑞卿带着调查组走访了客栈。但由于过了近二十年，每日在客栈来往的客人众多，客栈老板也想不起来了。
不得已，他们再次找到了刘志纯。刘志纯回忆起了新的线索：黑袍人的衣服口袋中似乎放着一张客栈押金凭据。
带着这个线索，他们又调查了其他客栈，但也无果。于是罗瑞卿决定带着调查组先返回北京，再从长计议。
在离开上海前，松江军区司令部热情的招待了调查组。罗瑞卿在闲谈之余提起了此事，却因此得知了一个关键线索：
保安团司令部里有一个不对外开放的招待所，要入住需要连长以上级别的人担保才可以。
联想到黑袍人衣服口袋里的客栈凭据，罗瑞卿可谓是欣喜若狂。他在吃完饭后，立刻带着人马到了司令部招待所。
由于招待所的担保制入住形式，因此入住的客人信息都被白纸黑字的保存了下来。根据排查，罗瑞卿锁定了一个叫梁壁纯的男人。
罗瑞卿找到了梁壁纯的老家，最后根据邻居提供的线索终于在浦东的小镇上找到了他。此时的梁壁纯已经改了“申”姓，在镇上做钟表匠。
见到罗瑞卿等人，梁壁纯也自知隐瞒不住了，便一五一十道出了当年的真相。
真相大白，罪人终被绳之以法
原来，梁壁纯当时在和刘志纯顺利接头后，便搭乘了大轮船前往了上海。在到了曹家渡码头后，他便上了一辆黄包车，想要前往住处。但当黄包车到了曹家渡桥，他却突然被人捂住了口鼻，迷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之时，梁壁纯发现自己在一家旅店，而随身携带的铜盒已经不知所踪。他急急忙忙找到了旅店老板，老板却也只知道是黄包车车夫以梁壁纯喝醉了为托词，让他入住的。
梁壁纯在遗失黄金后，不敢上报，便隐姓埋名了多年。罗瑞卿等人听完此事，也觉得十分荒诞。但在找当年的旅店老板核实此事后，又不得不相信了这个事实。
原来当年的黄金失踪案，竟然是地痞流氓所为！
但如今要找到当年迷晕梁壁纯的黄包车车夫可不容易，罗瑞卿联络了上海警察局。当地的警察也未经手过类似的案件，但却给了一个新的思路：
“这么多的黄金想要在明面上销赃可绝非易事，你们可以查查黑市或者‘道上的人’。”
得到新线索后，罗瑞卿等人立刻到了上海的监狱。他委派监狱长把相关的囚犯都集中在一起，并且保证只要有人可以提供线索，就可以减刑。
囚犯们一片哗然，都在七嘴八舌的讨论着。过了不久，一个姓梁的囚犯找到了罗瑞卿。他面带不忿的说道：
“我有个姓吉的表哥，之前一直在拉黄包车。1931年的年尾，也不知道他哪里搞到了钱，突然不拉车了，自己开了一家南货店。我问他从哪弄来那么多钱，他也死活不说……”
时间，身份等关键信息都对上了，罗瑞卿知道这个姓吉的男人一定和案子有关系。罗瑞卿立马联系了上海警察局，到了南货店抓捕了吉家贵。
在调查组的审讯下，吉家贵也供认不讳。原来，吉家贵早就不想当车夫了。他和同样在底层摸爬打滚的兄弟刘阿古一拍即合，想要靠抢劫发家致富。
那天梁壁纯坐上了他的黄包车，他便注意到了梁壁纯神情紧张，并且死死抱着那个铜盒子。
吉家贵就断定梁壁纯肯定带着贵重物品，于是在到了曹家渡桥便给在埋伏的刘阿古打了暗号，二人一不做二不休就把梁壁纯迷晕了。
之后的事情也不难猜出了：梁壁纯被扔在了客栈，之后怕东窗事发便隐姓埋名多年；吉家贵和刘阿古瓜分了黄金，过上了享乐的生活。
事情水落石出后，罗瑞卿便把案情经过上报给了中央。毛主席得知真相后，一声令下，必定要把坏人绳之以法，以慰牺牲的同志们的英灵！
1950年11月，吉家贵和刘阿古被判处死刑，而梁壁纯则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这些黄金的意义非凡，他们三人说是革命的罪人都不为过！但好在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党员同志们的努力下，我们也最终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
而在建国之后，这几个罪人也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正义终将来临，因此而牺牲的革命战士们的英灵也得以安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