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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北大跳楼致终身残疾,余生致力于中国残疾事业

Deng Xiaoping's Eldest Son, Deng Pufang, Jumped From A Building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Became Permanently Disabled. He Devoted The Rest Of His Life To The Cause Of Disability In China

2023-05-29 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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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的一天,北京大学内的一位青年因不堪重压,突然从楼上一跃而下。

随着“嘭”的一声,青年重重摔在地上,旋即便昏死了过去。

看着青年坠落,周边的人都吓坏了,他们赶忙七手八脚的抬起青年,送去了医院。

可没想到辗转了几家医院,都没人愿意接收治疗青年,尤其是在他们得知青年的身份后,更是直摇头:“我们不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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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这个青年不是普通人,他正是邓小平同志的长子邓朴方。而由于未能得到及时治疗,邓朴方的下半身已然失去了知觉,虽然幸运的活了下来,但却落下了终身残疾。

本是北大高材生的邓朴方究竟缘何会走上跳楼的地步?

事后又为何被多家医院所拒绝救治?最终他的人生又会变成什么样的呢?

烽火中结为夫妻,迎来孩子

1939年9月一天晚上,邓小平在延安的窑洞前,在同志们的祝福下与卓琳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两人此后携手几十年。

在邓小平同志三起三落那段岁月中,卓琳一直伴随丈夫左右。多年的夫妻默契使得卓琳很了解丈夫,往往他还未开口,自己就能知道他心中所想。

可虽然邓公看起来寡言少语,可其实与妻子卓琳的姻缘还是他自己争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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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抗日战争正处于激烈的时刻,邓小平同志担任着八路军一二九师的政治委员,在太行山一带与师长刘伯承一起展开抗日工作。

1939年7月,邓小平从太行山动身前往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这段时间,他认识了圆脸女学生卓琳。

卓琳比邓小平小12岁,对于邓小平唯一印象就是沉稳,话不多。

所以当有同志来找她,想要撮合她和邓小平的时候,卓琳显得很是惊讶。

自己只是个女学生,人家可是干部,再说了根本就不了解对方呀。所以,面对同志的两次说媒卓琳都拒绝了。

邓小平得知后并未放弃,他托人传话想私下和卓琳交谈交谈,就在两次交谈之后,之前还颇为抗拒的卓琳答应了这桩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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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在卓琳的认知中,邓小平是长征中的工农干部,害怕两人在日常交流中说不到一块去。

当时作为女学生的卓琳很注重精神上的交流,要是夫妻结婚了没话可说,那早晚要闹矛盾的。

可等到和邓小平一交谈,卓琳发现他言辞谈吐都很得体,是个知识分子。看着邓小平真诚的模样,卓琳点了点头,答应了两人的事。

在延安的窑洞前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后不久,邓小平就带着卓琳回到了太行山根据地,继续投入到抗日事业,他与卓琳的长子邓朴方也出生在艰难的抗日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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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抗日战争已近尾声,可仍然有贼心不死的日寇在太行山一带进行疯狂的反扑,因为抗日形势严峻,卓琳在孕晚期依然担任丈夫的秘书,以期能为他减轻一些负担。

4月16日,在邓小平夫妇的期待下,他们的长子在山西省左权县麻田村出生了,看到儿子的身子胖乎乎的,卓琳心里很是欣慰。

她的长女邓林自小身体就不好,让夫妻俩忧心不已,所以在看到儿子肉乎乎的小身子,两人都安心不少。

可或许是孕期太过劳累,加上营养不良,卓琳在产后母乳很少,大多时候只能用一些米糊糊喂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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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看在眼里十分心疼,再加上抗日形势严峻,他便提议:“我们先把孩子交给老乡养吧,等稳定了再接孩子来身边。”

卓琳听了后沉默了好一会,为人父母谁想经历骨肉分离之痛,但在艰难时期为了孩子能安然长大,卓琳只能含泪答应。

之后,几个月大的娃娃便被送到了麻田镇一户村民家中抚养,村民们对于胖乎乎的孩子很是喜爱,给他取了个小名“胖胖”。

当时麻田村有不少八路军干部的孩子被留在此处寄养,村民们都显得极为热心,八路军在前线保卫人民,而他们也要好好照料八路军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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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户村民夫妻俩有个十来岁的女儿,小女孩对于突然来到家中的弟弟很是喜爱,经常会逗着胖胖玩耍。在村民的悉心照料下,胖胖也长得越来越好。

1945年在麻田村生活了一年多的胖胖回到了邓小平夫妇的怀抱,看着白白胖胖的儿子,卓琳抱在手里爱不释手。此时孩子已经两岁了,可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天天叫胖胖也不是个事。

对此,邓小平沉吟了一番:“孩子在太行山出生,不如就叫他太行吧。”

“不行不行,师长家已经有一个刘太行了,你得重新再想一个。”卓琳打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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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琳所说的刘太行正是刘伯承的儿子,在太行山作战期间,邓小平是一二九师政委,刘伯承则是师长。

邓小平听着妻子的话,又一连想了好几个名字,可都觉得不合适。于是他便找到了刘伯承,让他给儿子胖胖娶个名字。

刘伯承想了好一会,对邓小平说道:“中国有句古话叫淳朴方正,不如就给孩子取名朴方吧。 ”

邓小平一听很是满意,当即便将孩子的名字定为邓朴方,希望孩子能成长为一个朴实无华,端方雅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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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逢巨变,人生至暗时刻

1949年,在邓朴方5岁的时候,新中国在全国人民的期盼下成立了,诸多像他一样的孩子也得以在父母身边安然长大。

成长过程中,邓小平夫妇一直教导儿子要谦逊低调,在校内也不要对同学们提起自己的父亲。

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同学们都不知道这个常年穿一身朴素衣裳的邓朴方,居然是邓小平同志的儿子。

也因为邓小平夫妇的严格要求,邓朴方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青年。

1962年,18岁的他凭借着优异的成绩,进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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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初,国家各方面正是需要建设的时候,科技的发展对于我国无疑是重中之重,曾经的中国就是吃了落后的亏,才会受制于人。

自1955年起,党中央和国务院,就提出建立核工业体系,而设立点就选在了高等学府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主要是为国家培养研究核科学发展的人才。

邓朴方进入北大技术物理系后,一直兢兢业业学习,那时的他怀着崇高的理想,渴望用一生耕耘在祖国的科技发展,为国家建设献一份力。

彼时的他意气风发,人生和未来有无限可能,可没想到一场难以预料的灾难,使他瞬间从光明坠入黑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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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我国正处于十年动荡时期,在北大校园中的邓朴方因为父亲的影响,也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而他面对长期的压迫选择了一种惨烈的方式。

那一天,邓朴方不堪重压从高楼一跃而下,曾经鲜活的生命,躺在地上奄奄一息,而这一跳也改变了他后半生的轨迹。

跳楼后,邓朴方被人送到了医院寻求治疗,可没想到北京的多家医院都拒绝接收治疗。

“他是邓小平的儿子,我们不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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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之后北京第三人民医院同意接收了坠楼的邓朴方,可也只是用药物为其缓解疼痛,并未在第一时间为其进行手术。

这也导致了邓朴方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腰部以下失去了知觉,落下了终身残疾。

邓朴方的两位妹妹得知后,搬到了医院轮流照顾哥哥,而此时的邓小平夫妇已经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对于儿子的遭遇全然不知。

当得知儿子在北京的遭遇后,卓琳痛哭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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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琳自读书时就是一位运动健将,最为擅长的就是短跑竞技。

而儿子正是遗传了她的运动天赋,自小就活蹦乱跳,长大后的邓朴方除了学习外,也一直保留着运动的爱好。

一想到热爱运动竞技的儿子余生只能躺在床上,卓琳就止不住的流泪。

彼时的邓小平也只能在一旁皱着眉头,一根又一根抽着香烟,就只有一地的烟头透露出他心中的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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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顾残疾儿子,言传身教

1971年1月,邓朴方被安排到北京市清河镇社会救济院,彼时救济院环境差,对于生活不能自理的邓朴方来说显然不是个好去处。

邓小平从妹妹那里得知此事,立即写了一封信给组织。

信中言辞恳切的表达了父母对于儿子病情的担忧,请求能继续给予治疗,如若不能希望能将儿子接到江西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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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上最终批准了邓小平的请求,在6月将邓朴方送到了江西南昌,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此时,邓小平夫妇与儿子已经分别了5年,从前是运动健将的儿子,现在连坐起来都做不到。父子俩多年未见本该有千言万语要说,可此刻却只能沉默无言。

往后的日子里,邓小平夫妇白天在拖拉机厂里做活,回到家后还要继续照顾儿子。

邓小平日复一日给儿子擦洗、翻身、按摩,同时也鼓励儿子振作起来,不要陷入自怨自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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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朴方在落下残疾后,心中早已对未来不抱有希望,可来到江西看到父亲的生活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

此时的邓小平已经快七十岁的年纪,可面对生活的苦难还是那样坚毅不屈,自己又怎么能放弃呢!

在父亲的鼓励下,邓朴方重拾对生活的希望,在父母工作的时候他便在家中阅读书籍。

不久后,当父亲对着一台损坏的收音机发愁的时候,邓朴方主动提出让自己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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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番修理,收音机终于恢复了正常,而依靠这台收音机,邓小平也了解到外界的各种新鲜事和国家的一些政治决策的改变。

就这样,一家人在江西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却找回了久违的温馨和融洽。

十年动荡结束后,邓朴方在周总理的安排下进入了北京301医院接受治疗。

在对其的身体各项检查后,得出的数据结论却并不理想,究其原因还是由于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即便是做了手术,身体也再恢复不到原来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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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来自加拿大的顶级骨科医生马克斯和团队来访中国。

经过马克斯的诊断,他表示可以通过手术让邓朴方坐起来,但必须要邓朴方去往加拿大接受治疗,毕竟当时的国内并没有先进的医疗设施。

最终邓朴方在医疗团队的看护下,去往了加拿大,在那里接受了最细致的治疗和护理,最终得以在手术后,成功的坐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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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以往只能躺在床上的结果已然好了很多,邓朴方很是满足,不过也因为这一段坎坷的经历,让他有了一番思想上的转变。

原来他联想到在中国像他这样的残疾人不胜枚举,可彼时国内根本不具备残疾人康复的机构,为了改善这一问题,他开始向国家卫生部提议,应当为残疾人的康复提供一些帮助。

最终邓朴方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中国的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在1983年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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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邓朴方也一直致力于推动残疾人的康复事业,并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之后,邓朴方又积极推动建立了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并担任会长的职务。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后,邓朴方一直在筹集资金,动用自身力量宣传。短短几年的时间内,基金会就帮助了几十万白内障、小儿麻痹症等患者的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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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那些患者康复后脸上露出的喜悦笑容,邓朴方心中很是满足,他往后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为残疾人的工作中去。此后还分别获得联合国秘书长特别奖、康复国际主席奖、联合国人权奖。

当年的悲剧让本该成为物理学家的邓朴方落下了残疾,经过一番波折最终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而这一切都离不开父亲对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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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的一生都在为国家为人民而战斗,他追随毛主席从烽火连天的年代走来,即使后来面临三起三落,依然未曾向命运屈服。

邓朴方也秉承了父亲百折不屈的精神,父子俩一个为改革开放劳心劳力,一个为残疾人谋福利,在不同领域里都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

邓公父子二人的故事也告诉我们,面对命运中不可避免的磨难千万不要低头,要勇敢的正视、战胜它,才能迎来崭新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