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元旦，北京城寒风呼啸，但正值新春佳节，道路上却很是热闹非凡，大家都在为快到的春节准备着年货，路上的小贩也热情高涨的喊着：
“春联，卖春联咯，爆竹也有啊.....！”
但此刻的北京301医院的南边小楼里，却显得有些寂寥，只除了偶尔电视里响起的声音。
“走过来的这个人，他是谁啊？”邓公坐指着电视机里正在播放的纪录片，问道。
贴身护士黄琳在一旁用手比划着说道：“这就是您啊，这是您去广州开会的时候呢！”
邓公笑了，这时的他刚住进医院没多久，而这天他的精神气出乎意料的好。
可到了2月份，邓公的身体却开始逐渐虚弱了下来，在妻子卓琳又一次来医院看望他的时候，他向卓琳郑重的交代了一些事。
卓琳紧紧拉住丈夫的手，紧抿的唇瓣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最后也未能说出反驳的话，只沉沉的点了点头，泪水却早已浸湿了衣衫。
2月19日，一代伟人逝世。举国上下无一不在惋惜邓公的离世，那么在邓公逝世前究竟说了什么？在这位老人的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支持邓公的读者们可以在评论打上“支持”，向伟大的“总设计师”小平同志致敬！
四次“不愿当”
如果说建国之路是毛主席呕心沥血一生为全国人民铺建的，那么邓公则是开创了改革后经济发展新局面的总设计师。
法国一名经验丰富的记者法拉奇，在两次单独与邓小平的采访后，都对他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很少发现如此智慧的领导人”。
美国学者石池雨，公开称赞邓小平为“他是一位有务实个性的领导人，几乎已没有什么疑问”。
习近平主席对邓小平的评价是“信念坚定、热爱人民、实事求是、开拓创新、战略思维、坦荡无私”，值得全党人民学习一生。
1984年10月1日，建国的第35周年纪念日，这一年在北京大学校门外可以看见一个可爱的景象。
在校大学生自发打出了一条横幅，大批的同学簇拥在校门外表示对邓公热烈的欢迎之情，而横幅上写的则是
“小平，您好”。
在这条横幅的内容上，既没有直呼邓公的全名，也没有加一些领导的敬称，甚至连基本的“同志”称呼也没有，这一条标语完美的展现了邓公在学生们心中开明友好的形象，以及学生们对邓公的喜爱之情。
据报道记载，邓小平当年在看见标语时就笑了出来，随后朝大家一直开心的挥手。
或许看到这你会有疑问，为何他会这么深受学生、人民群众的喜爱呢？
1977年，邓小平做出了一项极其重要的教育指示，那就是恢复教育教学高考制度，更在指示中明确强调过，社会应该尊重教育，尊重学习。
正因为邓公的这一明确之举，无数青年的生活在这一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命运就此转动了起来。
在那个年代，虽然生活条件极其艰苦，但大家都满怀理想与激情，怀揣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涨热血。
这其中，邓小平立下了大功，但他却一直保持低调，坚持奉行着做实事才是硬道理的原则，彰显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崇高风范和人格魅力。
从最初的不愿当中央总书记，到十年特殊时期结束后不愿当国务院总理、中央总书记、甚至连国家主席都给“推”了，这其中包含着邓公对国家的深爱与深思。
不愿意当中央总书记
1954年4月，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让邓小平为中央总书记，对此当时的邓小平第一反应是拒绝的，他觉得自己经验还不够格。
可毛主席却对着他说道:“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现在都是跑龙套的角了，后面得有人上啊。”
据刘少奇的秘书回忆：“为了让邓公愿意上任，毛主席当时可没少下功夫。”
在一次中央领导的私人聚餐上，毛主席用他地道的湖南口音说：
“我和恩来、少奇现在是‘医生’，书记处就是‘护士’，小平就是‘护士长’，护士长也就是我们的助手嘛！”
主席话音刚落，周总理则立即跟上，看着邓小平说道：
“我认为主席的比喻非常形象！你秘书长的差事就是多帮帮忙的事咧！”
这时饭桌上的其他几位中央领导也“帮”着主席动员邓小平，刘少奇则一拍桌子，坚定的说道：
“主席，我看这事就这么定下来吧！”
随后毛主席笑着点头，其他人也一致喊着“定了，就定下来了”。
也就是在这个情形下，邓公最后才没有推辞，从这里其实不难看出，毛主席在这个时候就有意想要栽培邓公了。
不愿当国务院总理
1952年，周总理在政务会议上宣布：在赴苏联访问期间，由邓小平代理总理的职务。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代理政务院总理，自此就可以经常看见邓公多次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来主持着国务院工作。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全国上下很长一段时间都笼罩在巨大的悲痛中。
可中央的工作不能停止，周总理的位置得有人来替，邓小平在当时无疑是最好的人选，毕竟之前就已经任“副总理”了。
但因为当时处于国家政治敏感的十年，邓公与陈云等老干部一起下放到江西，周总理的位置也就由华国锋同志来担任。
而邓小平明确表示不愿担任国务院总理，其实是在一次外交采访中。
据资料记载，在1978年11月底，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期间，邓小平这时也从江西回到了北京。
他出席会议时还受到美国专栏作家诺瓦克的专程采访，在诺瓦克向邓公抛出“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这种敏感刁钻的问题时，邓公的回答是让人拍案叫绝的。
尤其是当诺瓦克在问道“驳斥所谓权力之争怎样看待”时，邓公不卑不亢且非常直接的说道：
“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告诉你一个背景材料。”
诺瓦克听到这很是疑惑，但邓公却笑着说道：“在中共中央确定领导班子成员时，有人找我当国家总理，我是第一个站出来投反对票的。”
能成为一国总理，本身是有荣光且能证明才干的事，尤其是新中国的总理，邓公为何会拒绝呢？这诺瓦克略显惊讶。
“倒不是说我没有能力当这个总理，但那个时候我73岁，现在已经74岁了，是个老人了，搞不了啦，还是年轻点的搞比较好，如华主席就非常适合。”邓公不紧不慢的说道。
可以看出，邓公对待这些“聚集在闪光灯下的荣誉”是不看重的。
他更看重的是新一代是否有能接班的人选，国家的领导班子在交接过程中是否会出现“断层”，不得不承认他的考虑是长远的。
不愿当中共中央主席
1980年的下半年，中共中央党主席、军委主席的位置出现变动。
由叶剑英同志首先发出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与此同时党内外也同样希望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主席，甚至连一些外国领导人也向中国表达了这个愿望。
而对于这些，邓小平是一一婉言谢绝的，同时他还建议应该由比较年轻的同志主持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并提了胡耀邦同志的名字，后面还跟了句，“要当仁不让”。
而在随后的中央政治局第九次会议上，胡耀邦对邓公是这么说的：
“组织让我担任主席，我没想过，相比我身边的前辈，我认为我是资历浅，不够格。”
这时邓公却笑了，假装严肃的说道：“我可是说了要当仁不让的呀！”
邓公说完，胡耀邦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迟疑了一会，挺起胸脯：
“邓小平同志说，要当仁不让。当仁不让我是同意的，但是，当不行就不上，也是正确的。”
可以看出，党中央都是一致觉得这个职位只有邓小平才最有资格，但他不仅婉拒，还一直给予年轻一辈的同志机会，并且最后还认真的对着胡耀邦说道：
“这是组织的决定，党员必须要服从！”
不愿当国家主席
1981年的7月，邓小平会见了香港《明报》负责人金庸。
而在当时对于中国“谁来做国家主席，谁担任国家主席”是当时海内外媒体的一个热门话题，所以在金庸见到邓公时，便直接不避讳的说道：
“您当主席，大家一定会非常赞成的。”
可邓公的回答却是：“《明报》要我当国家主席，那肯定是够资格的嘛。”
接着他先对金庸提到自己在江西下放时非常爱看他写的书，随后话锋又一转，幽默的说道：
“我老了啊，想多活几年多为国家和人民办点事。”
金庸本以为邓公是愿意当国家主席的，邓公见金庸误解了意思，解释道：
我今年81岁了，若是当上国家主席，恐怕要大大缩短寿命咯。现在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有120多个，每年都有许多国家领导来中国进行访问会谈，那么我若是身为国家主席就要迎送、接待、设宴，这些应酬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金庸对邓小平这样看轻权位感到十分钦佩，他当场说：
“你可以做主席，但你不愿意做，对于权力和名誉对你来说是无关紧要的，我觉得在现在，乃至未来，都是少之又少的。”
其实这里也不难看出，邓公此时的心境是豁达的，对于权力，名誉他都不在乎，相比这些，说来可能大家不太相信，他更喜欢“窝”在家中与夫人卓琳打着桥牌，看着武侠小说。
最后的日子
在邓公推辞副主席一职后，他便渐渐淡出了群众的视野里，更是在1994年的春节后，就再也没有公开露过面，除了家人和亲近的人，谁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此时的他正在京城的一个四合院中，过着普通老人的生活，给孙子孙女讲抗日故事，说一代领袖毛主席的风采，和卓琳打桥牌，偶尔拌拌嘴，过的舒适又洒脱。
他在看见报道上说着“邓小平不露面，疑似生命垂危”时，还笑着跟卓琳说道：“谁说我生病了，我好着呢！”
而这幸福的一切，都在1996年的12月被打破了。
这天一大早，邓公睡醒后就觉得呼吸非常的不畅，放在平时，这时的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小方桌子边开始吃早餐。
他把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办公室里，他喜欢拿着放大镜看地图，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但他更喜欢看《聊斋》。
觉得无趣时，他会拉着好友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
但突然有一天，护士在固定的时间来带他去散步时，他却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并且他的双腿还不停的抽动，只能无力的躺在床上。
根据医院的报告单显示，邓公的身体没有大的病症，所有内脏都完好，常年健康饮食，连老年人经常见的“三高”都没有。
但致命的问题却发生在他的神经系统，患的是“帕金森综合症”，是一种没有办法根治的疾病。
此后邓公的住处便从他熟悉的四合院，搬到了北京海淀区的复兴路，北京301医院冰冷的病房中，护士黄琳每日照顾他的起居。
1997年的元旦，北京扑面迎来的是赤裸裸的冷风，还夹杂着一丝不太温柔的空气，可京城的道路上依旧热闹非凡，大家都在为快到的春节准备着年货，路上的小贩也热情高涨的喊着：
“春联，卖春联咯，爆竹也有啊.....！”
这天邓公依旧“听话”的做完各项身体检查，精神气却出乎意料的好。他让黄琳将电视机打开，这是他住院以来第一次提出想看电视。
很多人还不知道，帕金森患者的肢关节处会无缘由的麻木、刺痛、蚁行感和烧灼感，以腕为主，同时患者会异常的疲惫，肢体还会伴随着酸胀，麻木等。
这些症状都同时压在了一个93岁的老人身上。
病情严重时邓公是非常痛苦的，但他从未表现过任何的不满，有时会疼的昏睡过去，有时会比较清醒，但都不怎么说话。
“走过来的这个人，他是谁啊？”
靠在床上的邓公指着电视机里正在播放的纪录片，问道。而此时恰巧正在播放《邓小平》纪录片。
“这就是您啊，这是您去广州开会时的画面！”
邓公听了将身子往前凑了凑，在确定真是自己后，略带羞涩的笑了，喃喃道：
“原来这是我自己呀。”
在一旁的黄琳却怔愣了几秒，随即没忍住，落下泪来，此时的邓公，竟然连这么近的距离都看不清楚了。
电视上是依旧精神矍铄的邓公，而病房里的邓公却因为病痛的折磨，变得消瘦，没一会功夫，便歪靠在床边睡了过去。
2月7日，农历的正月初一，邓公的最后一个春节就是在这个病房度过的。
卓琳坐在病床的沙发上，默然不语，邓公的警卫士站在邓公的另一侧，医生和护士也在旁边候着，病房里的人不算少，但却格外的寂静。
不一会儿，窗外的爆竹声响起，望着窗外被烟花晕染的夜空，邓公缓了会，说道：
“不搞追悼会行吗....我的遗体捐赠....留下眼角膜，给医生做...研究，剩下的骨灰，就洒进大海里。”
病房里没有人反驳，邓公垂在身侧的手，被卓琳紧紧的握住了，终是止不住了，卓琳失声痛哭了起来，其他人也都扭过头去，只除了眼角的泪借着烟花的光亮一闪而过。
尾声
1997年2月19日，邓公因病逝世。
24日，周一的早上9：34，一辆面包车驶出医院，在警车的护卫下，缓缓西行。
街两边站满人群，风中还飘着雪花，可没人会在意这些了。
从五棵松到八宝山殡仪馆，有2500米。笔直的一条大道，连个弯也没有。
毛主席曾称这是“要与马克思做伴的路”，老百姓们则称这条路为“黄泉路”。
而周总理、朱老总和毛主席都从这里走向了他们光辉灿烂的人生终点，而如今，我们敬爱的邓公也在这条路上，渐行渐远。
这时街边的一个出租汽车里的收音机传来了一阵颂歌：
我们唱着东方红，当家做主站起来；
我们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
继往开来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那新时代。
此文特致敬邓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