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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凌晨零点十分，一代伟人毛主席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83岁。
消息一经传出，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国内外的媒体都纷纷赶往北京，希望能获得这位伟人逝世后的第一手资料，然而当时中央的保密工作做得可谓滴水不漏，这些媒体全都铩羽而归，大多只了解到了毛主席曾经对自己做过一个评价，那就是他的一生只做了两件事情。
这时，有一家叫做《伦敦时报》的记者却别出心裁，跑到了加拿大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中采访了一位老人，并向他询问对于毛主席逝世这样事情的看法。
这位老人是谁呢？原来他正是毛主席曾经最大的对手，张国焘。
张国焘听到记者的问询，低头沉默了很久，才给出了一句淡淡的回答。
那么张国焘对于自己这位老对手的逝世，究竟做出了怎样的评价呢？两人之间又究竟发生了什么，会让他做出这样的评价呢？而毛主席生前评价自己一生只做了两件事又指的是什么呢？
并不愉快的初见会面
1919年，张国焘正在北京大学读书，因为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突出，年仅22岁的他便当上了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学生领袖。
一日，他突然收到了李大钊的来信，李大钊在信中说道，要给他介绍一位青年才俊。考虑到李大钊是自己的革命导师，张国焘也就没有推辞，欣然前往了约定地点，北京大学图书馆。
可是，当张国焘到达目的地后，见到的人却让他有些意外，他原本以为李大钊信中所说的“青年才俊”，一定会是一个身着西装领带、富有学识涵养的高级知识份子，但没想到眼前的人却是一个满口南方方言、衣着十分寒酸的普通图书管理员，俨然是一副乡下人的样子。
张国焘顿时感到非常失望，以至于即使对面的这个“乡下人”极力和他搭话，他也表现得爱搭不理，因为在他的心里，像“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高深的学问，一个“下里巴人”根本不可能弄懂，自己和他对话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
于是，张国焘只是一直在和李大钊说话，这个“下乡人”已经被他完全屏蔽掉了，甚至连名字，他也懒得去问了。
就这样，张国焘和毛主席的第一次见面并不是特别愉快，之后的几年两人也再没有交集，直到1921年7月，两人才又一次坐到了一间会议室里，而那个时候正是中共一大的召开。
在一大上，张国焘已经被推选成为了会议主席，而毛主席只是作为普通代表参加会议，甚至还要负责会议的记录。因此，张国焘虽然看得出毛主席在这两年的时间里进步飞快，但其实在心底里还是对他充满了“鄙夷”。
其实，张国焘在当时有这样的想法也是非常正常的，都是二十多岁的年纪，但两个人的经历可谓大相径庭。
从出身来说，毛主席出生在湖南韶山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但张国焘却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富饶的地主家庭，家境非常殷实，毫不夸张的说，光是粮食一年下来就能收上千担。
从受教育的程度上来说，毛主席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大学，之后的学习基本上都来源于自学。张国焘则毕业于著名的北京大学，师从著名教育学家蔡元培，更是熟练的掌握了英语和俄语。
但要说两人最大的区别，还是两人在革命的核心问题上就存在着不同的见解，在毛主席的观点里，农民和土地才是中国革命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只有妥善的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才能广泛的发动农民加入革命。
而张国焘却不认可他的这个观点，张国焘受到苏联的影响更多，因此在他的认知里边，还是觉得中国的革命应该效仿苏联，以中心城市作为发动革命的首要目标，农村最多只能算的上是陪衬。
正是由于这种种的不同，张国焘无法在心里接受这个“乡巴佬”，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没有得到任何的缓和，他也就在心里对毛主席越来越鄙夷。
渐渐变味的“创始人”
随后在1923年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因为坚持反对国共合作的错误方针，张国焘并没能当上中央委员，甚至连本来的中组部部长的职务也拱手让给了自己曾经看不起的毛主席。
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事情让他的心态产生了变化，在他被张作霖逮捕后，为了活命，他很快就供出了自己的革命导师，李大钊，以至于1927年，李大钊被害，年仅38岁。
可是，张国焘却在出狱后欺骗了组织，他曾不止一次的表示自己虽在狱中受尽了严刑拷打，但从没有透露过党的秘密。就这样，他靠着自己的巧舌如簧骗过共产国际，甚至得到了中央常委的地位，又一次回到了党的权力核心中。
1927年7月下旬，共产国际派遣张国焘前往南昌，告知当地人民有关暴动事件需要慎重，然而张国焘却提出了有偏见性的言论，他的观点遭到了当地同志们的一致谴责。之后，中央政治局以“假传圣旨”之名对张国焘进行处分，他也表达了不服的立场。
1928年6月的共产国际第六大会议严肃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但由于他是党的元老，仍然被推荐进入政治局。共产国际决定将他留在苏联进行三年学习，却正逢苏联“肃清托派”的风潮，张国焘在此期间学习了相关的专制手段，以此来镇压异己。
而同一时期的毛主席却拒绝了去四川等相对安全的地区开展工作的建议，还主动请缨去到了敌人势力较强的湖南地区指挥农民运动，不久后，就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也就从这一刻开始，张国焘和毛主席彻底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野心开始膨胀
1931年，张国焘从苏联回到了国内，很快就被安排到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任职，并且负责领导红四方面军。但由于当时蒋介石抽调了大量兵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展围剿，张国焘不得不率领红四方面军撤往川陕地区。
的确，开始的时候，张国焘做了不少的工作，来到秦岭和大巴山区之后，他带领队伍接连攻下了盘踞着国民党守军的几个重镇，重新在川陕地区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并在不断努力之下，兵力发展到了八万余人，让这个革命根据地一度成为了仅次于中央苏区的第二大革命根据地，张国焘更是同陈昌浩、徐向前一起被誉为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三架马车”。
然而，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张国焘骨子里边的投机思想却越来越强烈了，因为害怕国民党部队会对他们进行猛烈的进攻，他错误的选择了放弃川陕革命根据地，带队踏上了长征的道路。
如果说这时的张国焘仅仅只是一个党内的投机分子，还不足为虑，那当他与陈昌浩等人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和毛主席、朱老总等人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在懋功成功会师之后，张国焘的野心便开始慢慢的显露了出来。
原来，张国焘起初并不知道中央红军还剩下了多少兵力，直到两支部队会面的时候才发现中央红军经过惨烈的战斗之后仅仅只剩下了一万余人，而且很多还受了伤。
想到自己兵强马壮，部队人数更是已经达到八万人众，两相对比之下，张国焘的心里已经产生出了别的想法。
于是，在6月26日召开的两河口会议上，张国焘开始发难了。
“我不同意周恩来的提议，我认为应当南下，建立川甘康革命根据地！”
“你的计划就像是麻雀飞进了阴沟里边，飞得进去，飞不出来！”
会议上，张国焘坚决反对毛主席、周总理等人北上的提议，而是积极要求南下，却遭到了博古严厉的批评。
可能是因为其他中央领导对于自己提议的反对，也可能是由于他的野心已经膨胀到了极点，张国焘虽然被迫接受了北上的方案，却是明里一套暗地里一套，并不带兵北上。
在张国焘的认知中，毛主席要人没人，要装备没装备，根本无法与他相匹敌。周总理为了息事宁人，主动让出了总政委的位子，可对权力欲望膨胀到极点的张国焘并不领情，相反还在之后走上了与党中央完全相反的道路。
1935年10月5日，张国焘在四川召开卓木碉会议，会上公然宣布要“自立”中共中央，彻底站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上。而仅仅三个月后，面对川军的猛烈进攻，曾经让张国焘引以为豪的八万兵力也在此迅猛攻势下，被骤减到只剩一半的兵力。
但张国焘并没有从中汲取到教训，反而还在其后谋划更大阴谋。
下定决心叛逃组织
出现了巨大的错误，甚至受到了共产国际特使林育英的严词批评，张国焘只得听从命令，灰溜溜的回到了延安。不久后，他就遭到了中央政治局的批判。
为了免除牢狱之灾，他赶忙撰写并发表了一篇名为《我的错误》的声明，来向中央表示自己已经深刻反思了自己的错误并会积极改正。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中央并没有放弃他，而是让他担任了边区政府副主席的职务，希望他能将功补过，用辛勤的工作来回报组织。
然而，令中央也没有想到的是，张国焘眼见自己无望夺得大权，便在心里做出了脱离党组织的决定，他之所以向中央表示悔恨，只是他惯用的障眼法罢了。
1938年4月，眼见时机成熟，张国焘借着要找林伯渠办事的缘由，钻进国民党代表蒋鼎文的汽车里，叛逃到了国民党的阵营里。之后，他的妻子杨子烈也假借要劝回张国焘的名义，脱离了党组织，跑了了国民党的地盘，就这样，张国焘完完全全成了一名叛徒。
可是，张国焘在国民党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由于是叛逃过来的，大多数国民党的高层都看不起他，只是让他去做做劝降被俘地下党员的工作。
但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全都不耻他叛逃组织的行为，他的劝降反而起了“反作用”，地下党员面对他的劝降反而更加坚定了绝不叛变的决心，他在国民党高层心中的位置越来越低，最后甚至辞官逃跑了。
后来，解放战争最终以国民党一方失败为结局，老蒋带着残兵败将纷纷准备逃往台湾。而张国焘在联想到自己若是被共产党抓住一定不会有好下场，于是提出了要跟老蒋一起去台湾的请求，可彼时的老蒋连自己都顾不上，又怎么会在乎这样一个没有作用的“叛徒”呢，便拒绝了他的请求。
可为了活命，张国焘违背了蒋介石的命令，带着一家人偷偷的跑到了台湾。
凄凉的晚年
事实证明，叛徒在哪儿也不会有好下场的。张国焘来到台湾之后，不仅没有被国民党起用，甚至就连他租住的房子也被强行征收了，不得已的情况下，张国焘只能又逃往香港。后来，更是随着孩子来到了加拿大，住进了多伦多的一家养老院里。
1976年9月9日，凌晨零点十分，一代伟人毛主席离世，消息一经传出，就引起国内外媒体的重视。为了获取消息，有一家叫做《伦敦时报》的记者别出心裁，来到养老院里采访张国焘，并向他询问对于毛主席逝世这样事情的看法。
面对记者的询问，张国焘沉默了许久，最后只是淡淡的回答了一句：“那个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毛主席晚年曾经评论自己，说他的一生只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打败帝国主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件事就是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事实上，早在1968年十年浩劫开始之际，美国的一家研究中心就曾找到张国焘，想听听他对于毛主席发动那场运动的意见，而张国焘当时的回答甚至被列为机密，直到1992年才被予以公布。
那时张国焘就曾作出过评价：“毛泽东这个人的眼界非常远，做什么事情都会经过深思熟虑，同时，他更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农民运动主义者，在他的内心里非常渴望平等，如果他发现国家出现了不平等的现象，那么他便会采取‘农民运动’的方式来保护这份“平等”，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发动这场运动是有他背后深层次的含义。”
其实张国焘并没有说错，毛主席的本意是为了追求人民的平等，可他毕竟是人不是神，年事已高还受到了有心之人的利用，这场运动才最终变成了一场浩劫。
1979年12月，张国焘孑然一身，冻死在了多伦多的养老院，终年82岁。试想，如果张国焘能沉下心来，将全部的精力奉献给党的事业，也许他的下场就不会这样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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