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被病痛折磨的曹轶欧在一片困苦的光景下去世。
去世之后，曹轶欧的亲人们在家中布设了一个简单的灵堂，其规模十分简陋，甚至连曹轶欧去世的消息，亲属们都不敢对外声张，只是通知了她生前的一些好友与同事。
曹轶欧居住的地方，位于北京西城区木樨地的一栋干部楼内，住在这里的人基本上都是退休老干部。
按常理，居住在同一栋楼的邻里乡亲去世，自己多少应该去悼唁一下，以示慰问。
但曹轶欧的灵堂却出奇的冷清，不仅见不到邻居们来悼唁，甚至连来参加葬礼的人，也只是朝着遗像鞠了一躬，随后便匆匆离去，仿佛一刻也不愿在这里多待。
曹轶欧本是中共中央委员，他的丈夫康生更是担任过中央政治局的委员。
可是为何在离世之后，曹轶欧竟遭到了如此待遇？她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又犯了哪些错误，以至于落得如此下场？
理想崇高
曹轶欧，1903年出生于北京的一户富贵人家。她的外曾祖父叫刘策先，曾担任过户部主官，地位尊崇，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曹轶欧的外曾祖父还曾参与到北京保卫战之中，为捍卫清廷立下过汗马功劳。
外曾祖父虽是朝廷命官，但曹轶欧的父亲却是维新思想的忠实拥趸。他早年考取进士，后又到欧洲留学，西式的思想让曹父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封建礼教。他认为，女子不应该缠足，相反，女子也该和男子一样，拥有享受教育，自主决定人生的权力。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曹父对女儿的教育也是另辟蹊径。当别人家的女子在家学做女红，背诵封建伦理纲常时，曹轶欧已经接触到了西洋思想。
科学定理、光荣革命、欧罗巴傲视全球的科技工业，这些知识都极大地开阔了曹轶欧的思想和视野，在曹轶欧的成长过程中，她也非常幸运的没有沾上晚清那腐朽衰败的气息。
后来，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宣告覆灭。
但是在这场剧变中，曹轶欧的一家却没有受到什么实质影响，甚至曹轶欧的父亲还在后来进入了北洋政府任职。依靠父亲的收入和地位，曹轶欧的生活如常，她顺利地完成了小学和中学的教育。
1923年，曹轶欧考入了上海大学。
彼时的上海各大学校中，马克思主义正在如火如荼地传播，曹轶欧也被其吸引。
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曹轶欧本就对新事物和新思想有着较强的接受和理解能力，接触马克思主义不久之后，曹轶欧就成为了一个进步的革命学生，她还立誓要投入到中国革命之中，中国革命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上海大学中，曹轶欧遇到了一个来自山东的进步学生，他叫张宗可。
张宗可出生于山东诸城县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从小过的也是锦衣玉食的生活。
难能可贵的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张宗可仍旧对广大的工人农民同胞们抱有深切的同情，他还希望有一天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可以真正的实现人人平等，没有压迫。
有着这样的胸怀志向，张宗可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的态度可想而知。正是在革命活动中，曹轶欧与张宗可结识，两人的出身相似，成长轨迹也大致相同，因此十分投缘。
1926年，曹轶欧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曹轶欧与张宗可结婚。后来，为了方便工作，张宗可改名为“康生”。
康生与曹轶欧结婚时，蒋介石已经背叛了大革命，对共产党人展开了血腥的屠杀。
在这危险的关头，康生和曹轶欧没有退缩，他们坚持留在上海工作。“白色恐怖”没有吓到两人，反而因为彼此的相互支持，两人得以在最危难的时刻挺过去，并最终见到光明。
其实在结婚之前，康生和曹轶欧坦白过，他在山东老家还有一个妻子，那是他的父母在他还未出生之时就定下的媒灼之言。
不过，康生也直言，自己和她并没有感情，他也很讨厌包办婚姻这种封建遗毒，曹轶欧被康生的真诚所感动，没有顾忌这一点，还是选择了与康生结为伴侣。
出身相同、志向相同、彼此都是共产党员，都不顾危险投身到革命工作中去。可以说，在相识之后，曹轶欧与康生的人生轨迹就已经重叠在了一起，相互扶持，彼此依存。
在旁人眼中，这是一对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可此时的曹轶欧还不知道，这对于她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迷途
纵观曹轶欧的一生，自结婚以后，她的所有轨迹都受到了丈夫康生的影响。
作为一名革命者，康生的确没有违背自己立下的誓言，他工作能力强，信仰坚定。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康生在组织内也很受器重，不过要谈真正让康生进入中央的契机，还要从顾顺章这个叛徒开始说起。
1928年，康生从江苏回到了上海，并进入中共特科，从事情报方面的工作。
到了1931年，由于出色的工作能力，康生已经升任了情报科的科长。可是就在这年，中共特科却面临着一场极其严重的危机。那就是作为特科负责人之一的顾顺章，他在被国民党逮捕之后，竟然叛变了。
顾顺章的叛变，给在上海的中共特科带来了严重的打击，大批同志由于顾顺章的出卖而被捕遇害。随着上海斗争形势的急剧恶化，康生也不得不离开这里，他与妻子一起，来到了苏联，一边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一边接受莫斯科方面的培训。
1937年，康生与妻子曹轶欧回到延安。康生回到延安后被任命为中央党校校长，曹轶欧则为党校内干部科的科长。
从职务的安排中可以看出，组织上对康生是十分器重的，毕竟能够担任中央党校的校长，按照惯例下一步就是进入中央书记处。
果不其然，1938年，康生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上的晋升，也带来了康生心理上的变化，他开始在权力的熏陶中迷失自我。与过去那个纯粹的革命者相比，现在的康生已经变成了一个苦心孤诣钻研权力的政治投机客。
客观地来说，康生此人不重钱财，不好美色，工作能力强，信仰也坚定。与曹轶欧结婚之后，康生果断地与自己家中的那位包办婚姻的妻子离婚，虽然在这件事上，康生的原配妻子也是一个受害者，但这份迫害是封建礼教加诸到她身上的，始作俑者并不是康生。
在这之后，康生从未在生活作风上有过问题，这也为他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担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打下了基础。
1941年，针对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矛盾，以及抗战初期王明的错误思想导致的党内思想混乱等情况，毛主席决心开展整风运动。对广大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教育，加强学习，统一思想，史称“延安整风运动”。
“延安整风运动”的初期，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机构以及八路军、新四军直接领导机构开展的，随后又逐渐扩大到西北局、中央党校等单位。
在此期间，康生由于自身作风过硬，在中央党校和书记处任职，又曾在莫斯科工作和学习过，对共产国际比较了解，因此被推举为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来具体执行党中央的决策。
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还时刻面临着外部危机，要在此时开展此等触及筋骨的整风运动，毛主席、周总理和朱老总等党的最高领导人还是下了十分大的决心的。
可当如此重要的任务交到康生手中时，康生却借此机会大力排斥党内同志，以稳固自己的权威。
在整风运动后期，康生搞出了一个“抢救失足者”的运动，他自己负责在中直机构推行，中央党校内部则交给了曹轶欧。名义上，该运动旨在鼓励犯过错误的同志们，将自己的错误向组织说明，并加强学习，避免下次继续犯错。
可当这些同志们向组织坦白错误之后，康生却不肯再给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他以仍需加强学习为由，剥夺了这些同志们的职务，换上自己的心腹上去。
到后来，康生甚至不等别人主动坦白，而是自己制造冤假错案，大批同志遭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不少人甚至因此付出了生命。
延安整风运动结束之后，康生因在期间的“活跃”表现，被组织赋予了更多的职权。
自这时起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央的情报和安保工作一直都由他负责。作为康生妻子的曹轶欧，也借助了康生的关系，担任地委宣传部的部长。
难返
从现在看来，我们已经很难说究竟是曹轶欧受到了康生的影响更多一些，还是曹轶欧在延安时期也变得贪恋权力。
可以确定的是，到了1942年之后，康生与曹轶欧这对曾经的革命伴侣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则是一对精于钻研政治的利己主义者。
解放战争时期，康生主政山东。在山东省进行土地改革期间，康生不顾实际情况，强行没收地主的土地和财产，甚至一些富农和中农也被他打上了“封建余孽”的标签，进而被没收全部资产。
可是，对于自己的家族，康生却“网开一面”，不仅没有对其进行公正的改革，反而授权让他们进入了本地的政府当中去。
如此“双标”的做法，自然引起了党内一些同志的不满。
随着不少同志向中央开始反映，康生在过去不公正对待党内同志的事迹也被揭发出来，越来越多的举报被送到中央，中央在查清事实真相之后，开始逐渐免去康生肩上的职务。连带他的妻子曹轶欧，也逐渐从组织中变得边缘化。
新中国成立后，康生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中央给他安排的工作，长期赋闲在家。可实际上，康生的身体并没有严重的健康问题，他只是觉得给他安排的工作级别太低，故而拒不接受。
此时的曹轶欧则是在教育部门，负责担任部分教材的编撰工作，但职务也不是太高。
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会议上的风向转变，让康生嗅到了重新崛起的机会。于是，康生也和那帮别有用心的党内反革命分子一样，对彭老总进行了大规模的批判活动。
庐山会议结束后不到两个月，康生的投机果然得到了效果，他被重新启用。特殊时期，康生担任中央革命小组顾问，曹轶欧也被康生派去江青的身边，担任要职。
在这一时期，康生和妻子曹轶欧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但这也为他们后来的结局点燃了引信。
由于早年在中央党校长期任职，康生被启用后又重新回到了中央党校，曹轶欧也因此在教育部内更上一步，担任宣传委员会主任。
康生在党校内鼓动“造反派”带头闹事，大批的同志因此遭到迫害，甚至连党校的教育功能都一度瘫痪。这一切的原因，只是因为康生想要在这特殊时期表现自己所谓的“能力”，以便能够更近一步。
1966年，聂元梓张贴出我国那段历史上的第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张贴之后，聂元梓所在的北大当即陷入了混乱之中，学生举报教师，教师批评系主任，整个学校上下人人自危，更别谈继续进行教育和科研工作了。
对此情况，身在教育部门的曹轶欧，不仅没有及时制止这股风气，反而大加赞扬。
在这种错误风气的鼓励下，北京其余的高校纷纷开始效仿这种行为，风波越来越大，直至扩散到全国。
在这段时期，我国因教育功能失调，而造成了社会人才的大量缺失，对此，康生与曹轶欧夫妻二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经过多年起伏，康生终于得到了他梦想中可以呼风唤雨的权力，一时间不可谓不得意。这段时期，他的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大。一位在他身边工作了八年的秘书，竟然只是因为一次茶水太热烫到了康生，就被康生进行了严重的处理，被下放到山东的一处农场，遭受到了残酷的折磨。
不过，戏剧性的是，就在康生的权力达到顶峰时，他却突然罹患了前列腺癌，并且很快就因重病不治离开了人世。
康生去世之后，曹轶欧失去了最大的依附，因为害怕遭到清算，她只能继续混迹于江青集团之中，用疯狂地行事风格来表明她的忠诚。可是，这样的光景也没有持续多久。
1976年，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果断出手，制止了江青集团的阴谋。阴谋败露之后，江青集团也随之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审判。动荡年代终于结束，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在对江青等人审判结束之后，曹轶欧也没有躲过该来的惩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曹轶欧因在特殊时期鼓动阴谋，迫害自己同志，被依法免去一切职务。
因考虑到曹轶欧在革命时期对党的特殊贡献，组织最终决定保留她的党籍。
后来的资料显示，曹轶欧之所以得以保留党籍，其原因有三。一是在特殊时期，曹轶欧所做行为的影响远没有康生这么恶劣。
二是在革命时期，曹轶欧确实对革命做有突出贡献，三来，则是此时的曹轶欧的身体状况已经十分不乐观，处于此等考虑，组织上最终没有对她进行更进一步的审判。
在被免去一切职务之后，曹轶欧的态度仍然没有出现悔改之意，她不停地向组织反应，她和丈夫康生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忠实的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又何错之有？
只是，现在的中国早已踏进了一个崭新的时期，曹轶欧的这番辩解，也不能为她带来原谅。
1989年，在一片惨淡的光景之中，曹轶欧因病去世。
回看曹轶欧的一生，她出身富贵，有着开明的家风，也为革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可惜在革命事业的奋斗途中，曹轶欧终究还是没能保持住自我，迷失在了权力的争斗当中，最终铸下大错。
如此教训，实在应当为我们所谨记，也值得我们去深刻的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