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一天,一位写传记文学的女作家来到了千里迢迢的赶到了北京,前来拜访一位特殊的老太太。
很快,女作家就打听到了老太太的住处,并与老太太取得了联系,当女作家终于见到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向她说明自己的来意和请求时,老人很爽快的答应了她。
原来,这位女作家此行的目的就是想要采访老人,为老人撰写一本传记。
在面对面的交谈中,这位历经岁月沧桑的老太太向女作家缓缓的讲述了她那跌宕起伏的一生和那段早已尘封的历史。
那么,这位老太太究竟是谁?她又有何特殊之处?这中间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
五大领袖之一
这位特殊的老太太就是曾经大名鼎鼎的“红卫兵五大领袖”之一的聂元梓。
提起聂元梓,人们最先想到的就是她在十年特殊时期写的那张大字报,正是这张被称为“全国第一”的大字报让聂元梓一下子走红全国,并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而在此之前,聂元梓只是一个籍籍无名的普通干部。那么,聂元梓究竟是怎样成为“五大领袖”之一的呢?这还要从她的早期经历开始说起。
1921年,聂元梓出生于河南省滑县的一个地主家庭,出生在这样家庭里的聂元梓之所以会参加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受自己哥哥的影响。
在那个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除了穷人会参加革命之外,有些地主家庭出生的子弟也会参与到革命运动中,聂元梓的哥哥聂真就是其中之一。
聂元梓的哥哥聂真是1929年在北平读书时参加的革命,并于一年后加入了共产党,之后受党组织的委派回乡创建了中共滑县县委并担任县委书记,而县委的地址就设在自己的家中。
在哥哥的影响下,年仅16岁的聂元梓决定要跟着共产党一起干革命。
当时正逢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共产党人正在大批招募抗日青年从军,聂元梓就这样报名参加了革命,并于1938年的1月加入了共产党,之后又被选送到了延安学习和工作。
应该说,这个时期的聂元梓还是比较单纯的,她入党的动机也只是被共产党的理念所打动,想跟着共产党一起为穷人谋利益,这就使得聂元梓在革命工作上十分的努力,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怕苦也不怕累。
因此,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工作上做出一番成绩的聂元梓就被调往了东北工作,先后担任了哈尔滨区委宣传部长和市委理论部长,建国之后,她的行政级别更是被定为了十二级,步入高级干部行列。
与聂元梓前期一帆风顺的仕途相对应的是她磕磕绊绊的婚姻生活,聂元梓一生共有两任丈夫,其中第一任丈夫叫吴宏毅,两人于1945年结婚。
在婚姻初期,夫妻两人的感情虽然算不上多么深厚,但是也还过的去,再加上战争年代忙于革命工作,两人也就这么凑合着过,但是随着建国后环境的改变,吴宏毅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作为一个有名的才子,他渐渐的有些看不上中学文化且其貌不扬的妻子,因此,他便开始在外面沾花惹草,生活作风也变的不检点了起来。
聂元梓起初为了家庭的完整,一直尽量容忍丈夫的所作所为,甚至还在丈夫生病时,放下手中的工作去照顾他,试图挽回他的心,但事与愿违的是,吴宏毅一点也不为妻子的关心照料所打动,继续在外面寻欢作乐。
最终,吴宏毅因为生活作风问题受到了组织的严厉处分,而忍无可忍的聂元梓也选择了在1959年与丈夫离婚。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婚姻生活上受挫的聂元梓工作上也出现了问题,不过原因不在别人,而在于聂元梓自己。
原来,随着职位的不断升迁,聂元梓内心的权力欲望也在不断膨胀,她那固执蛮横,无理取闹的一面也就在工作中日益暴露出来。
这就导致她长期与上司、同事之间的关系紧张,从而得不到提拔,这也让她那日益膨胀起来的权力欲望大受挫折。
婚姻生活的不幸和工作上的不顺,使得哈尔滨成为了聂元梓的伤心之地,因此,离婚之后的聂元梓便联系了自己的哥哥聂真,希望哥哥能想办法将她调离哈尔滨,到北京去工作。
对这个妹妹十分无奈的聂真又联系到了自己的老战友,时任北京大学党委第一书记兼校长的陆平,在哥哥的帮助下,聂元梓才得以调到北京大学,担任了经济系的副主任。
聂真
调到北京后的聂元梓安心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期间,她以工作需要为理由舍弃了自己的三个孩子,其中两个送给她的母亲的抚养,另一个送了人,这不能不让人感叹她作为一个母亲的冷漠。
在北大,聂元梓暂时收起了自己那副蛮横无理的模样,小心谨慎的工作,认真工作的她很快获得了提拔,当上了北大的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但获得提拔后的聂元梓并没有安分多久,很快,她内心的那股权力欲望又开始蠢蠢欲动了起来,这就为她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1964年,就在聂元梓获得提拔后不久,高教部派遣了工作组进驻北大,要师生们给北大的领导层提提意见,这就给蠢蠢欲动的聂元梓提供了机会,于是,她就借着提意见的理由开始对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发难。
当初聂元梓走投无路的时候,正是身为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的陆平接纳的她,让她来到北大工作,在聂元梓来到北大后,陆平又对她照顾有加,不仅为她安排住房,还在工作上十分的重视她,从这个角度来说,陆平算是聂元梓的恩人。
但聂元梓对这位恩人却是恩将仇报,她先是将陆平的在各个会议上的讲话断章取义了一番,整理成材料交给了工作组,而后又诬陷陆平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
聂元梓之所以这么做,除了想要借机爬上高位之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泄愤。原来,自从聂元梓得到升迁之后,她原本的面貌又再次展露无遗,与上下级之间搞的矛盾重重。
同时,聂元梓还有一个毛病,那就是虚荣心强,只有初中文化的她经常在各种场合不懂装懂,闹出了不少笑话。
比如有一次,她就将《静静的顿河》这本书说成是赫鲁晓夫所写,但其实这本书的作者叫肖洛霍夫。除此之外,文化知识浅薄的她还喜欢在人才济济的哲学系里大谈哲学,最后的结果当然是自取其辱,成为别人的笑柄。
长此以往,原本很是重视聂元梓的陆平对她也有了一点意见,渐渐的也就不那么器重她了,这就让聂元梓对陆平的感情由感恩变成了愤恨。
同时,权力欲望膨胀的她对自己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职位也渐渐产生了不满,再加上陆平对她态度的转变,她就认为是陆平故意不提拔她,由此彻底的对陆平怀恨在心。而工作组的到来,则正好给予了她“报仇雪恨”的机会。
就在陆平岌岌可危,聂元梓洋洋得意之时,事情发生了转机,原来,是毛主席听说了陆平的事,在了解事情的始末后,毛主席说了一句“陆平是个好同志”,正是有了毛主席的这句话,陆平才逃过一劫。
陆平是平安落地了,但是此时的聂元梓日子就不是那么好过了,由于之前对陆平的恩将仇报的行为,使得她在北大内部的名声一片狼藉,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在这种环境下,整日惶恐不安的聂元梓迫切的想要寻求一个保护伞,因此,她决定要嫁人,嫁给一个能帮助她,保护她的人。
打定了主意之后,聂元梓就开始行动了起来,四处托人为她介绍合适的对象,很快,她就找到了目标人物,这个人就是吴溉之。
吴溉之是一位老革命,1924年入党,于第二年参加革命工作,参与过北伐战争,走过万里长征,建国后,担任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长和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除了位高权重之外,吴溉之的妻子也是早已去世,正因如此,他才被聂元梓看中。
1965年夏季,在老战友的牵线下,67岁的吴溉之与聂元梓见了一面,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聂元梓使尽浑身解数,对老人万般讨好,博得了吴溉之的好感。尽管吴溉之的儿女们一再反对,但老人最终还是于当年的冬天和聂元梓结了婚。
就在两人婚后不久,一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动乱即将来临。恰好此时,康生的妻子曹轶欧正在北大“蹲点”,眼看浩劫将临,曹轶欧便不失时机的添了一把火,她找到了之前十分活跃的聂元梓,要她再给北大的领导层“提一提意见”。
有了之前的教训,聂元梓这次谨慎了不少,她以“不想过问这些事情”为由拒绝了曹轶欧的拉拢。
但是,随着1966年《“五·一六”通知》的下发,十年动荡时期也就正式来临了,这就再次给了聂元梓兴风作浪的机会。
聂元梓找到了之前想要拉拢她的曹轶欧,向曹轶欧询问能否对北大的党委书记陆平写大字报,在得到曹轶欧的许可后,与陆平积怨已久的聂元梓便迫不及待的写出了一张针对陆平等人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贴出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上级领导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连康生都亲自出来为她站台,称这张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
凭借着这张“全国第一”的大字报,聂元梓一炮而红,与清华大学的蒯大富、北京航空学院的韩爱晶、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以及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并称为红卫兵的“五大领袖”。
同时,她还借此机会与康生、江青等拉上了关系,成为了他们的忠实打手。
至此,聂元梓走上了她的人生巅峰,一出门便是前呼后拥,风光无限,俨然一幅“慈禧太后”的派头。
昙花一现
掌权之后,聂元梓每天的生活可以说是既风光又“忙碌”,除了享受作为“领袖”的风光外,她还要忠实履行自己作为“打手”的职责,在康生的指示下,她不仅对彭真,安子文等一帮老同志发难,诬陷他们是“叛徒”,还公然在报刊上批判朱老总,此种行为,可谓是丧心病狂。
除了攻击党内的这些老干部之外,聂元梓还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修理”那些她看不惯的人,其中就包括她的第二任丈夫吴溉之。
1966年,在康生的授意下,聂元梓和刚结婚不到一年的丈夫吴溉之离婚,理由是康生怀疑吴溉之与“特务”有联系,要对他实行审查,因此,他才让聂元梓离开吴溉之。但实际上,吴溉之在政治上十分清白,所谓的特务之说纯粹是子虚乌有。
两人离婚之后,聂元梓对这位在困难时期保护过自己的丈夫,同样选择了恩将仇报。不仅在半夜亲自带人抄了吴溉之的家,还要将年老多病的丈夫拉出去批斗。
关于聂元梓抄丈夫家,并要批斗丈夫的经过,聂元梓手下的红卫兵“小将”牛辉林在后来的文章中描述的可谓是活灵活现。
那是1966年12月末的一天,聂元梓找到了牛辉林,说是有几个人到她北大的家中闹事,要牛辉林把领头的兄妹俩抓起来送到中南海交给专人去管教。
牛辉林没办法,只好照办,当天晚饭后,他就领着一帮小将把两兄妹带上了汽车,要送到中南海去,但由于当晚中南海内正在开紧急会议,因此他们一直进不去。
得知消息的聂元梓带人赶来,又决定把这两兄妹交给他们的父亲管教。当牛辉林问起这两兄妹的父亲是谁时,聂元梓咬牙切齿的说道:
“他们的父亲是黑帮分子。”并扬言要抄他的家,给他一点颜色看看,让他不准唆使子女再到北大闹事。
在聂元梓的带领下,一帮人乘着车浩浩荡荡的来到了这两兄妹的家门前,聂元梓并不下车,而是指使牛辉林进去抄家,她在外面看戏。
牛辉林此时还不知道这就是聂元梓丈夫的家,于是,他真的就带了一帮人进去抄家,然后就在客厅里见到了一脸病容,被人搀扶着的吴溉之。
一番交谈之下,牛辉林才得知眼前的老人就是聂元梓的丈夫,并知晓兄妹俩去北大的真实缘由。原来,兄妹俩去北大,根本就不是去闹事的,而是去找聂元梓要回他们的东西。
自从聂元梓与吴溉之结婚之后,就不断的从家里拿东西,后来,还把一只具有特殊意义的女式手表给拿走了。
这支女式手表是空军司令刘亚楼,送给吴溉之儿子的结婚礼物,具有很强的纪念意义,而1965年刘亚楼去世后,这支手表就更加意义非凡。因此,兄妹俩才跑到北大,想找聂元梓要回这支手表。
刘亚楼
但是聂元梓不仅不把手表还给兄妹俩,还把手表给摔坏了,兄妹俩这才和聂元梓争吵了起来,这也就是聂元梓所说的“闹事”的缘由。
听完前因后果之后,牛辉林不禁在心里鄙视了聂元梓一番,但他又不能不完成聂元梓交代的任务,最后,牛辉林只是象征性的抄了一点东西,便就此作罢。
谁知道,这时聂元梓又派人来传话,要牛辉林把吴溉之拉到中央组织部的门前去批斗。听完这话,牛辉林愤怒不已,当即就大声嚷嚷道:
“这个人岁数这么大了,身体又不好,还要批他,现在半夜三更的,批给谁看,谁爱去谁去,反正我不去!”说完,牛辉林就带人离开了。
也正是因为牛辉林的坚持,才让吴溉之暂时逃过一劫。但是,在康生等人的迫害下,吴溉之最后还是于1968年含冤离世。
就在吴溉之离世的同一年,聂元梓也因为得罪了江青而被一脚踢开,结束了她为期两年的风光日子。
她先是受到了隔离审查,之后又被发配到农场工作,特殊时期结束后,聂元梓又因追随过江青,迫害老干部,而遭到了逮捕。
1983年,聂元梓因其在特殊时期所犯下的罪行而被判处17年有期徒刑,最后在1986年获得了假释。
落幕之后
聂元梓在出狱后的一段时间,过的十分落魄,既无住房,也无生活费,他的子女也都不与她往来。
用聂元梓自己的话说,那段时间她真是到处流浪,在亲戚朋友家轮流借住,把认识的人都借住了个遍,生活最艰难的时候,她只能到菜市场去捡别人不要的烂菜叶子吃,不过她还是熬了过来。
1998年,在聂元梓的反复要求下,北京市民政局最终同意每月给她600元的救济款,2006年,聂元梓才获得了自己的住房,终于不用再流离失所。
与此同时,年近九旬的聂元梓也重新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早在2005年时,她就在朋友的帮助下在香港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
之后,有不少的作家与媒体陆陆续续的来采访她,聂元梓大多数时候也都会同意接受采访,向世人讲述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2019年8月28日,聂元梓在北京的医院里悄然离世,结束了她这漫长的一生。
聂元梓晚年的时候,曾对自己在特殊时期的所作所为表示了忏悔,但在忏悔的同时,她也始终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向世人申述自己后来的委屈,但是在那场浩劫中真正受到牵连的无辜之人又该向谁去说呢?
其实说到底,聂元梓也只是时代浪潮下的一朵浪花,随着时代的滚滚洪流起起伏伏,偶然立于浪尖,但又很快跌落水底,最终悄无声息的湮没于历史的潮流中。
对于历史来说,她既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也是一个时代的亲历者,既见证了一段特殊历史的开启,也见证了一段特殊历史的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