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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秋季，隐藏在国军将领张发奎身边的特工人员显得焦灼不已，他在敌方潜伏多年一直很成功，可近期却面临着即将暴露的风险。
他倒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危，只是害怕暴露了就无法为组织传递消息，届时还不知会有多少同志遭到敌人的迫害。
为了继续从事潜伏工作，又不引起敌人的怀疑，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经过与上级再三商议，决定向组织报告申请娶媳妇结婚，这样或许才能躲过敌人怀疑的目光。
党中央在收到这位特工人员的特殊结婚申请后，当即便拍板批准了他的婚事。
我党特工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办婚事，这场婚事的危险程度可想而知，可这对特工夫妻却未有丝毫胆怯。
这位在艰难岁月中的潜伏者身上发生了哪些动人的故事，他又为隐蔽战线作出了哪些贡献？
加入共产党，开始情报工作
这位特工名叫杨应彬，1921年出生在广东省大埔县百侯镇。
在十几岁的时候，杨应彬偶然接触到了先进思想，便动了投身革命的心思。
那时的华夏土地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境地，众多爱国青年凭借一腔热血，前赴后继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中去。
1935年9月，14岁的杨应彬怀揣着爱国热情去往了上海，由此踏上了革命的道路。
其实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去上海，早在一年前他就曾在家乡中学老师的带领下去过上海。
上海的繁华自不必多说，可最令他难以忘怀的，是发生在这所城市里的压迫。
看到工人同胞饱受帝国主义国家压迫的景象，他便决定了，一定要为革命战斗到最后一秒。
来到上海的杨应彬开始跟着革命者参加“左翼教联”工作。
并在1936年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应彬接到了组织上安排的特殊任务，也正是这个任务使得他踏上了潜伏之路。
虽然彼时国共两党已在西安事变后，达成了一致对外抗日的共识，可蒋介石私底下依然施行的还是那套“消极抗日，积极剿共。”
在这种情况下，我党自然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得有人深入敌营，才能及时堪破国军接下来的阴谋。
早在1927年11月，我党就在周总理的带领下成立了“中央特科”情报组织。
中央特科培养的特工和情报人员，为战斗在第一线的革命战士们保驾护航，让他们得以安心作战。
而杨应彬自入党来表现得机警大胆又不失稳重，显然是个优秀的特工苗子。
是以，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总理便安排这位年轻的小特工潜入到国军内部。
之前杨应彬在上海从事到都是抗日救亡等工作，面对组织上安排的潜伏工作，他没有丝毫犹豫得应下了。他深知革命之路道阻且长，只有深入敌营、知己知彼才能尽快胜利。
杨应彬在组织的安排下，进入到国军将领张发奎率领部队的战地服务部。
他潜伏在张发奎身边一待就是十年，为组织传回了一个个有利的消息。
这张发奎可是国军颇有名望的将领，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都有不俗的表现，对于潜伏在身边多年的我党特工就没有丝毫察觉吗？
张发奎和杨应彬同是广东人，对于这个年纪轻轻却十分上进的士兵，一直带有欣赏的目光。
张发奎在对杨应彬进行过全面的考察后，还曾将他送往贵州独山国民党军校读书，他自以为在为国军培养人才，殊不知这一切都是在为他人做嫁衣。
杨应彬在军校内表现出色，一直是同期生中的佼佼者，同时对于组织上交代的任务也都完成的很好。
可在军校的那段时间，杨应彬差点就因意外被敌军识破身份，还差点丢掉了性命，这又是怎么回事？
机智化解危机
1940年12月，19岁的杨应彬正面对着特工生涯中的第一个大危机。
他日常办事总是小心翼翼，从未留下过把柄，而这次差点暴露则是一封入党介绍人写的信。
这封信件中并未说什么机密的事，只有一些“巴黎公社的穷孩子都是骁勇善战的”之类语句。
这封信件杨应彬还未来得及被处理，便被军校内的反共分子发现，之后更是开始对他进行审查。
其实这些反共分子根本没有发现什么踪迹，可却一口咬定杨应彬有通共嫌疑，还一直怂恿处死他。
负责审查的人员鉴于杨应彬是张发奎举荐而来，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一直未有动作。
杨应彬在重重危机下只得设法自救，他给同样处于隐蔽战线的女同志郑黎亚寄去了一封信，希望她将自己的情况告知另一位特工左洪涛得知。
左洪涛当时已经是张发奎身边的红人，他得知小同志的窘境后，特意在张发奎面前提起杨应彬来：“听说杨应彬在军校考了第一名，这可为咱四战区争了光”。
张发奎听了后果然很高兴，还让左洪涛以自己的名义写信给校方，要特地嘉奖杨应彬。
而校方在收到第四战区司令员张发奎的来信，也吓得够呛，他们很快就结束了对杨应彬的调查，对这个司令员苦心栽培的人才再无怀疑。
经过这次惊险时刻后，杨应彬明白了国军“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共党”的方针，在往后的工作中，他总是慎之又慎，绝不再露出一丝破绽。
1944年，杨应彬从军校毕业后开始进入到国民党军事部门，在张发奎军中担任着参谋员的职务。
1945年，八年艰苦的抗战终于结束，可国民党内部的反共热情再次高涨起来，而曾经被怀疑通共的杨应彬再次成为了怀疑的对象。
为了彻底洗清自己身上的嫌疑，杨应彬联合左洪涛和郑黎亚共同商议了一个计划，那就是举办一场婚礼。
原来杨应彬和郑黎亚早在抗战初期便已相恋，可彼时国难当头，两人又同在隐蔽战线过着朝不保夕的日子，两人便约定，抗日结束后再结婚！
现在抗日战争已经结束，而杨应彬又身背“通共”的嫌疑，这场婚事就显得尤为重要。
杨应彬和郑黎亚秘密向组织上报了这个计划，两人愿意以夫妻档的方式继续潜伏在敌军阵营中。
组织上对两人对革命的忠贞而动容，当即便批准了这个申请。
在得到组织的允许后，两个明面上的“国军人士”还得邀请众多军中好友，最好由张发奎来担任证婚人，方能彻底洗清杨应彬的嫌疑。
当杨应彬找到张发奎并邀请他参加婚礼时，张发奎却突然问了一段话，想要试探这位部下。
“杨应彬，他们都说你是共党，你是共党吗？还是说你们两个都是共党”
就在杨应彬正准备回答时，张发奎再度开口。
“你们两个要都不是共党就可以结婚，要都是呢也可以结婚，就怕你俩一个是一个不是，这以后夫妻俩恐怕只能活一个啊。”
杨应彬听后脸色未变：“我们跟着您这么多年，您是最了解我们的，我们夫妻二人永远为党国效力。”
听了杨应彬的话，张发奎鼓掌大笑道：“好，我果然没看错人，我来给你们夫妻当证婚人，给你们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
1945年12月，杨应彬和郑黎亚的婚礼在广州驻地举行，婚礼现场更是邀请各界的重要人士，现场一百多个军政要员，看起来十分气派。
婚礼开始后，张发奎更是登场为两人征婚，赞叹两人是郎才女貌、珠联璧合、天作之合。
他细数抗日时期杨应彬在战场上的出色表现，大声感叹：“实乃后生可畏啊！”
这现场的国军官员一听这话也明白了，这是张发奎亲自出面为杨应彬正名：他不是共党。
众多在国军队伍中摸爬滚打的都是人精，既然张发奎都发话了，谁还会跟他过不去呢。
杨应彬和郑黎亚就这样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结为夫妻，在后期国共内战中屡屡传回情报，解除我军困境。
1946年1月，军调部派出中共、国军和美方共同组成的第八执行小组，去往广州进行军调解决东江纵队北撤等问题。
国共双方共同商定，我军东江纵队等两千多人在深圳大鹏湾聚集，之后撤退到烟台。
在这过程中，作为参谋员的杨应彬一直在密切注意国军动向，生怕国军暗中使诈。
眼看着一切即将尘埃落定，杨应彬却发现蒋介石给张发奎发来了一封密令，密令上要求张发奎在我军武装部队齐聚之际一举歼灭。
得知密令内容杨应彬焦灼不已，我军方代表已于日前离开广东，他现在该如何让将这一消息传递出去？
他连忙找到左洪涛，几人决定铤而走险去找《华商报》总经理萨空，此人正是中共香港地下党员，恰巧正在广州办事。
为了尽快让中央知晓蒋介石的阴谋，杨应彬紧急找到了萨空，让其通过香港方面给周总理打电话。
周总理在得知蒋介石的阴谋后，当即安排东江纵队作出了战斗的调整，同时还安排香港方面的媒体披露了此事。
老蒋表面上派代表与我军和谈，私底下却想要再次炮制第二次“皖南事件”，实在是令人气愤不已。
在媒体的批判和我军方的反击下，老蒋只得放弃了这次偷袭的举动，而东江纵队的两千多名骨干也得以安全撤离。
这次事件后老蒋的野心也一览无余，他的和平共处是假，私下还不知道计划了多少残害我党人员的计划。幸亏杨应彬及时堪破敌人的阴谋，才得以保全这两千多名骨干幸免于难。
解放战争中，杨应彬夫妻相互照应和隐蔽战线的其他人员，为组织传递了更多的消息，可同样几度面临着暴露的风险。
军统特务收到指示开始疯狂搜查我党特工人员，杨应彬、左洪涛等特别支部成员的处境愈发艰难。
周总理在得知此事后，暗中指示特工人员寻到机会陆续撤退，不要做无畏的牺牲。
1947年夏天，杨应彬和郑黎亚已经是整个特别支部最后的两名人员，他们一面掩护同志撤退，一面继续为组织打探消息。
直到收到上级下达的指令：立即撤退！
夫妻二人终于结束了十年的潜伏生涯。
杨应彬借着送怀孕的妻子回乡养胎离开了广州，实际夫妻两人却一路朝着香港而去，并在不久后就彻底失去了消息。
此时张发奎终于察觉到了不对劲，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一直苦心培养的兵竟然真的是共党！
再想起自己多次的出面担保，张发奎气得发了多张通缉令，然而却再也寻不到杨应彬夫妻的踪迹。
1949年10月，杨应彬在组织的安排下回到广州，可他这次却是截然不同的身份。
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和我军站在一起，为解放广州做准备。
杨应彬在1945年就曾陪同张发奎去往广州参加对日受降，这次他又代表解放军广州市军管会，从国民党手中接管广州，这两次特殊的经历也成为了他心中最为深刻的记忆。
当亲眼见证五星红旗在广州上空升起的那一刻，杨应彬心中感触良多，十年饮冰，为的就是这一刻的圆满！
新中国成立后，杨应彬和郑黎亚这对夫妻携手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在晚年时期还共同出版了《金华集》《东廓吟鞭》等作品。
他们在艰难的岁月中，用坚韧朴素的生命做着隐秘而伟大的事情。
他们怀抱对革命胜利的渴望向死而生，在敌军心脏位置潜伏十年，终于迎来了最终的胜利。
如今这对曾经活跃于隐蔽战线的夫妻虽已离世，可他们生前的事迹和敢于抗争的精神却一直流淌在人们心中。
